记者贾蕾仕(微博)北京报道 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18日逝世，享年73岁。
伍绍祖出生于1939年4月，湖南耒阳人。父亲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伍云甫。伍绍祖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8年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体育工作战线上，伍绍祖属于半路出家，他曾任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少将军衔），1988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后半生与中国足球也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著名的“四不论”至今仍在中国足球圈内被经常性地提起，他经历了中国足球从专业足球向职业足球改革的关键时期，他主导的一些政策也对中国足球圈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
伍绍祖1988年来到国家体委后，正是中国足球开始酝酿职业化改革的初期，当时受金牌战略的思路误导，在足球职业化刚被提出时，他经受了很大的阻力，伍绍祖说：“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当时，他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两亿多元，分给足球的只有一百多万元。伍绍祖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伍绍祖在体育总局任职期间，中国足球只有王俊生一个掌门人，这得益于伍绍祖对他的鼎力支持。后来他解释了，当时中国足球基础很差，“拿差的东西来搞，即便搞不好也损失不到哪里，而且有国外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所以，我就大力支持王俊生，让他放手来搞。”
伍绍祖的观念也影响了一位后来中国足球圈内重量级的人物谢亚龙，谢亚龙曾担任伍绍祖的秘书。这段中国足球改革的时期里，足球与市场的结合让谢亚龙受益匪浅，后来谢亚龙潜心在体育与市场的研究，还写过《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里面多少也有伍绍祖足球思路的影子。
1992年6月北京红山口会议的召开，为中国足球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方向，若干年后被足球史定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足球不仅靠国家，靠企业家的支持也能够搞好，伍绍祖致力寻求市场化足球的改革，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开拓了新思路。伍绍祖经常参加中国足协的活动，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过中国足球的四个问题：“不虚心、不团结、不进取、不学习”，直到现在仍在全国各地流传。
不过，伍绍祖在对中国足球的管理中，有一件事也曾引起圈内的极大反对，那就是限薪。1998年，有一次在谈到中国足球发展的问题时，伍绍祖认为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太高”，他认为“我一个月工资加津贴也就2000元出头，听说不少球员、教练收入是我的几十倍。我多次告诫搞足球的人，你们的收入太高了，这不一定是好事，这样搞下去最终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足球改革难以维持下去。”
1999年，伍绍祖在海埂参加全国甲A领队和教练员会议上说：“我听说有的一年100万元，有人说300万元，这可能危及了整个足球的改革。”于是，第二年甲A就发布了著名的“限薪令”，并且严格执行，与薪水挂钩的转会费也被控制在500万元内。2002年伍绍祖退休后，限薪令就执行得松懈了，直至不再执行。
在伍绍祖退休后，对中国足球还是十分关心，对于目前积重难返的局面，伍绍祖的观点赢得了所有圈内人的支持，伍绍祖说：“中国足球已经走上正轨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上30年。可我们有些人一点耐心没有。”
伍绍祖的离去，无疑也是中国足球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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