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赴日留学
依旧是那一条航线，依旧是二十多天的航程，再回到上海，我知道很多东西不一样了，我是参加了奥运会，但我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我们并没有取得怎样的成绩，和当初临行时欢送的风光不同，回来并没有太多的欢迎。眼看着其他有省份、有单位、有职业、有学校、有地址的人被家人朋友一一接走，我和刘长春面面相觑。
因为我们是从日军的手底下逃出来的，那时候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别说回自己的家，只要我们一踏入到东北的地界，就会被抓起来的。下了船，我和刘长春商量了一下，两人就在上海歇了歇脚，然后去了南京励志社，找我们奥运会时候的领队，教育局的督学郝更生。
督学见我们投奔而来，很是高兴，让我们留下，在南京组个田径队，“有你们两个一起搞，咱们的田径队肯定是最好的。”教育部也跟我说，留下，给你找个职业，可是这一等就等了好久，我觉得我等不下去了，况且作为北方人，我在南方也实在生活得不习惯，于是我决心离开。
其实在从德国回国的轮船上，我就已经在思量了，我们为什么即便是国内最好的成绩在奥运会上连资格赛都过不去？我们练得不辛苦不认真吗？其实是我们的理论和学术水平太低啊。
于是，我给在家的老父亲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一路我受了太大的刺激，我觉得自己就这样下去养家糊口没有问题，但没有前途，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没有前途，所以我决心到日本留学。因为我日语好，并且是在日本的体育制度体系中练出来的，我可以把他们的先进理论理念学习过来，为我们自己所用。
那个时候我们家不仅是务农，也开了一个小商店，经济上稍许比以前宽裕了一些，我父亲看了我的信后，便给我汇了钱，同意我去日本留学。
到了日本以后，我联系到了青林大学，那是一所私立大学，是由日本的经济财团设立的，里面的学生大多都是财阀子弟，若不是很有经济实力背景或者在某些方面才能出众，这学校压根进不去。因为我参加了奥运会，属于某方面有特别的才能，于是被破格录取，和我一起进校的还有一名叫山田的日本人，他也参加了柏林奥运会，是跨栏选手。
即便是能够破格录取，也还是要有一个入学考试，通过了才能够进去学习。考前一天，大学田径的干事就来住的地方找到我和山田，提前给了我们题目，我们俩赶紧翻书查答案，第二天自然就考上了。
上学真的很累啊，以前在大连读小学中学，负担压力并不大，但在这里，功课很繁重，不仅有普通大学知识性的内容，还有体育专门的一些理论知识。我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这些理念都是以前并不曾接触到的，这才让我觉得体育本身并不是一项单纯的靠身体和技术的内容，而是需要有丰厚的理论支撑和知识体系支撑的学科。
在青林学习了两年后，我又去了著名的日本帝国大学。和其他留学生相比，因为我从小就有日语基础，所以我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比别人高一些，我的毕业论文甚至比日本学生还要出色。当时考帝国大学的有13个中国学生，有内地、台湾、香港的，但只有我被录取了，而在这里又学习一年之后，我回到了祖国。
1954年我开始在西安体育学院任教，把我的亲身经历和学到的东西自我消化，再一点点传授给年轻的学生们，在体育教师的行业中找到了最大的满足。我带课，也带训练，也用自己日语的能力翻译了《田径运动力学》、《田径力学分析》等工具教材，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白做。
1987年，我在西安体育学院以田径专业教授身份退休。北京奥运会，我有幸成为西安地区的火炬手，那一年我97岁，是179号火炬手，所有人看见我都惊讶，现在我是100岁，我再活个五六年都没问题，我还要争取活到108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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