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奥运十年：脸都熬绿了 他让世界瞬间爱上中国

[摘要]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北京的鸟巢，所有的声画、情绪、观念密布交织。在西方人的目光里，这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晚上”。

国师十年

采访/张蕾 钱潇

撰文/张蕾

编辑/谢凤梅

一面墙的保险柜给纪录片导演罗莎莎存放带子。摄像机拍坏了三台。她全程跟踪记录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组，“把一辈子的会都开完了。”

纪录片导演罗莎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跟拍张艺谋。

“2000多个会议，有百分之五十七十是坐在那边，想不出招来。”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总设计、艺术家蔡国强说。

给开幕式支过招的人“有好几层楼”那么多，“颁发聘书时坐一礼堂，还不包括外国人。”开幕式导演组策划、画家陈丹青在彩排时跑到后台，满足他孩童般的好奇心，他形容那场面，“就是调度战役。”

导演组集中了中国最精英的艺术头脑。他们“七嘴八舌谈想法”，陈丹青随时在白板上画出来，场面、阵营、造型，并随着他们的修正、推翻、重建而抹掉再画，“大概画了几百，抹了几百。”

仅仅看下数字，谁都明白，这是个奇观——

由上万盏LED灯组成的奥运五环

奥运五环亮相的环节，用了上万盏LED灯，为了既确切表达五环又兼备梦幻效果，上万个选点都是导演组逐一划定的。

焰火用了45000个单元，将近20万发，都做了无烟无渣处理。

用人身拼搭鸟巢的“星光”环节，1000名演员，每人身上有300个LED小灯泡。

导演组试验过的点火方式包括100个人共同点火——用“拙”的方式表现“众志成城”。因为实操中的各种问题而放弃。

由李宁最终点燃的主火炬塔，由1000多根钢材筑成，没有任何两根是完全一样的。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有15000名演员

“张艺谋手下有足足15000名演员可调用！没有一个人是重复表演的！”NBC解说的语气表达着他们对这种奇观的惊叹。

奇观在这个国度并不稀奇。而那一晚上发生的，并不仅仅是奇观。

大与小：个体面对庞大体系的渺小感

2008年8月8日晚上11点多，三个小时爆破式的绽放，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炫目结束，张艺谋走出鸟巢，准备到北边的酒店开新闻发布会。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璀璨的烟花表演

“安全就是顺利，顺利就是胜利。”事先他就很明白。尽管他的经验丰富，逻辑清晰，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刚刚交上的答卷，被中国、被人民、被世界判了多少分。

一两公里的路，走了十几二十分钟。

罗莎莎端着摄像机，镜头一直推到张艺谋的脸部特写，仍然看不出“导演的内心”。但他的手很诚实，“紧紧握住栏杆”。

“按理说，创作应该单纯。可是这个位子和这件事情，无法单纯。”从2006年3月到2008年8月8日，张艺谋把这个位子上的滋味，尝了个透彻：“开玩笑地说，你如果失败了，你要流亡海外，到个岛上去。这是开玩笑。但实际上，你要是真的搞砸了，你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你觉得你辜负了这个期待。你一生都会不安。”

张艺谋面对的是一个临时的、精英的、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尽相同的庞大团队，他们要共同完成一个庞大的历史任务。

“我们作为导演，每次要搭自己的班子才行。在奥运会上不是你自己的班子，而是每一个（独立的）人，你要跟每一个人去沟通，让大家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想做什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开幕式核心创意团队成员之一的导演王潮歌说。

北京夏奥会开幕式核心创意团队成员樊跃、王潮歌与张艺谋

王潮歌、樊跃两位导演此前与张艺谋合作印象系列，他们三人组成团队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全球竞标，夺得第一，张艺谋因此才成为开幕式总导演。

王是竞标时的主叙述人，“他们俩也都夸我说，讲得很好。那一刻吧，就是去递标书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还挺有用的。”再往后走，事情便愈发复杂起来，“觉得自己特别渺小，觉得有劲儿使不上。”

张艺谋有着旺盛地创造力，以及精益求精的不安全感，整个导演组又都是能人，“谁，有什么好想法，能挺住三天？架不住看。”

“一开始所有人都很兴奋。”罗莎莎记得，但后来的感觉就变成“暗无天日，没有尽头”。

北京奥组委开闭幕式部部长张和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艺谋啊！创意无限，时间有限。”

北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张和平对导演很支持、包容，领导本身的脾气也是不慌不忙，但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艺谋啊！创意无限，时间有限。”

创意阶段，张王樊三人根据此前的合约，要到纽约大都会剧院做歌剧《秦始皇》。那段时间他们的工作方式是，白天在大剧院导戏，跟多明戈打交道，工作语言是英语。晚上六点，从歌剧院下班，一出门，就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广场那里等候。三人来到蔡国强在纽约的工作室，进入中国时间，碰创意，跟国内连线。就在这个阶段，鸟巢的工程方需要火炬塔的位置、体育场顶部的承重要求、场地地面要不要挖坑——如果要，坑的尺寸是多少。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说到奥运会要拍什么戏，就要给鸟巢的工程提供（要求）。好多这样的事。你会觉得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如果错了，那就是，了不得的，大事。”王潮歌说。

创意不停代谢，不仅制作单位跟着紧张，“方案一变，就要汇报。所以这三年来一直忙汇报，也是自找的。”张艺谋说。原本规定的汇报是三次，但方案变更后，“你就把三次汇报变成了三十次”，“让所有人了解，当然还要获得批准。这么大一个工程，要获得批准。”

创意受到来自上级最大挑战的，是整个开幕式的结构。导演组本来想用四大发明来串联结构，打破时间上的线型叙事，跨越式地结构整个开幕式。

但这个结构被否决了。上级的指示是，不要用四大发明，“五千年的文明，怎么能用四大文明都消化掉呢？”

开幕式视觉特效艺术主任设计马文转述说。她中学时代便留学美国，受的是西方的艺术教育。她说她理解领导给出的否决理由，但觉得可以在这个跨越式结构的思路下做具体的修改以包含更多能够代表中国文明的内容。

“四大发明被否，是汇报的失败，不是我们创意的失败。”马文说。她和蔡国强希望张艺谋再次汇报争取，但张艺谋认为，上级并没有判断失误，因为内容上的确就是四大发明，“这个东西不怪人家领导小组。”

导演组本来想用四大发明来串联开幕式结构，但这个创意被上级否决了。

张艺谋表示已经接受彻底修改创意结构。但那天晚上，习惯晚走的他，罕见出现了早退，工作人员感到他“无所适从”。

作为刚30岁的留洋背景的年轻人，马文表现出了单纯和执着，“我经常会说：我们要去争取啊！我们为什么不去争取！我们去争取！我就整天这样。他（张艺谋）说，算了算了。”

开幕式视觉特效艺术主任设计马文

“太大的体制，太大的一件事情。”在这其中，张艺谋无法拥有绝对的掌控力，“他知道什么是可以把控的，作为艺术家，他能做什么。他改变不了的，就把他的艺术改变成什么样（以争取存在和意义）。”马文说，“有一点我很佩服艺谋，这一点我也向他学到——他永远认为，我可以想到更棒的东西去代替它（被毙掉的创意），这一点很不容易。你可以说，太容易就放弃一些了，但从他的角度说，没事。他在体制中，被删过很多，我怎么能再想出法子展示我想展示的。”

个体面对庞大体系的渺小感，不仅来自于政治，也包括行政、预算、技术等等。

“我们在一栋新租的楼里面，导演组申请一个电视，落实可能是三四个月之后。艺术与行政的冲突表现得还挺明显。”罗莎莎说，“这是一个国家项目，不可能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最后在平衡的沙盘里面码出一个有点新意的东西来。”

陈丹青描述张艺谋，“脸都熬绿了”，他“不停不停说话”，“比电视上采访时聪明得多，而且异常顽强，逼近开幕式一团乱麻，他沉得住气。每天多少方案琐事要他审核、签字、定夺，他脑袋里始终一部戏。”

张艺谋与反张艺谋：一个是那个符号化了的，另一个是想与之对抗出新意的

2007年万圣节，马文张罗了一次派对。来参加的人可以选择化妆或者选择一张面具——张艺谋面具。当然，后来很多画了鬼脸的人，也都戴上导演面具，一屋子各式各样的“张艺谋”在走动。张艺谋进屋的时候，“真愣了。”

“导演进来之前，我看到这些面具，我犹豫了——很多表情并不是很漂亮的。”马文说。

张艺谋很快融入其中。戴着面具的人来找他合影，他就跟面具摆出一样的表情。

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主任王宁快来了。张艺谋出了个主意，他也戴上面具，大家站一排，让领导认：谁是真的张艺谋？

对导演组来说，也始终有两个“张艺谋”存在。一个是那个符号化了的，另一个是想与之对抗出新意的。陈丹青称之为，“必须和自己的过去隔绝”。

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

比如击缶而歌。最开始最容易想到的是击鼓，这在表达欢迎涵义的开篇本是理所当然。但张艺谋坚决要求替换这个几乎已经附着在他身上的“中国元素”。开幕式团队的其他人很理解导演的用意，但替换这种成熟的乐器和形式，着实费了脑筋。因为“缶”有历史渊源，但今日已无活体传承，所以方便根据节目形式来改造适应而不会引起专业争议。

类似的“隔绝”不止于此。陈丹青几次跟张艺谋说，你这哪里是在创作，你是要发明啊。

好在老谋子有着不竭的创造力。我询问过开幕式团队的多位成员，不管是因为政治、资金还是技术的原因，创意不停被否，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不是一种过度消耗？

况且，创意在张艺谋身上的消耗是双重的，既有被动也有主动。

从2003到2012，罗莎莎跟踪拍摄张艺谋长达十年。她觉得这种所谓“消耗”，是张艺谋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他总是觉得这个不那么好，还有更好的。”他去尝试不同类型的影像作品，不一直待在舒适区里，“拍惯了文艺片去拍动作片，可能只能打七八十分，他会想‘我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跟不同的人合作，眼界和思维都会提高。他在不断地学习。”

张艺谋有着极强的吸收能力。

“他老跟我们说人不能只有一把斧子，只有三板斧，用完就完了。摆在他面前的首要目标是创新。”罗莎莎说，“他也怕被时代淘汰吧。”

张艺谋不会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张艺谋的“思维方式”：“他总是觉得这个不那么好，还有更好的。”

在开幕式团队里，有着强烈西方当代艺术背景的蔡国强和马文的加入，起先并不被所有接受传统教育的本土艺术家看好。“英文比中文好”的马文感觉自己的使命之一是多给大家展示，哪些创意是西方已经做过的。十年前国内艺术的开放和交流程度还不比当今，这些展示对大家来说，既是打击，又是扩展。

张艺谋本身对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艺术系统是很熟悉的，加上“悟性很高，聪明绝顶”，马文说，“如果我给他看东西，他能愣三秒钟，我就成功了。基本上他看东西，一开始（看陌生的东西）还会愣一下，但他一旦找到那个套路和理念，他很快就进入（其中的世界）了。”

“有时候人家会误会我是搞现代艺术，又是在国外在全世界有那么大的国际视野，有更多的现代的手法，是不是我有很多的贡献啊？问我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高估了我，第二是他们低估了艺谋。艺谋有很多创造力，有很多创新的吸收力，你就坐在他面前，他就从你身上想招。我坐在他的面前，他会想到烟火啊爆炸啊各种各样的行为，现代艺术的事。”蔡国强说。

当然，观念冲突很难避免。

李宁吊着的威亚，是由人力和机械电力共同控制的。跟机器比，张艺谋更相信人，“人是不会出错的”。

这种观念让马文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机械和人的双重保险考虑还能让人理解的话，十年前张艺谋对实时互动的“保守”跟马文观念的冲突很大。

“当时实时互动已经可以了，虽然没有现在好。我想的是，中国制造不要总是靠人工来，而是有些科技真正的展现，对国际来说，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新局面。但这一点就很难改变他，他就是相信，人咬定，比什么都行。”

马文希望电脑通过编程获得反馈机制后，人就是自如的——演员自如表演，电脑根据程序与其互动，而不是电脑设定好画面，人按照既定动作去咬合。

“‘观众又不知道你是互动的还是排好咬住的。’是这样。但做这件事，你就要一千人跟这个视频的咬合，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或者你可以把程序写好了，人就可以自由起来，这不就是巧吗？但这件事情说服不了他，我们最终的‘高科技’还是高度咬合而已。”马文理想中的“人是主动的，事物是配合你的”并没有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实现。

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表演中的人工智能冰屏

今年平昌冬奥会的北京八分钟表演中，张艺谋启用了人工智能的冰屏。一开始，他延续着对机器的担心，但当他看到冰屏们能够自我调整以应对湿滑场地，反而是人类演员适应迟缓导致摔倒时，他终于说出“机器人不负众望”。

从陕西咸阳的棉纺八厂弹棉花，到今天接受人工智能，张艺谋的人生跨越了不止一个时代。

如果说，自己的介入能够给张艺谋带来一些改变的话，马文觉得，可能是“巩固了他‘没有什么创意是不可以推翻的’”理念。2008年时，张艺谋年近六旬，之前尤其强调“形式”，“他后来真的开始慢慢理解理念艺术了”。

“他是一个政治上很单纯的人，很多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上。会不会创意枯竭？对他来说，创意才能保持他的生命力。”这是罗莎莎理解中的张艺谋，“蔡（国强）老师老说，导演在创作时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需要保护。”

作为记录者，罗莎莎有一个相对全面观察整个开幕式团队的视角。她能察觉人与人不同的角色扮演方式，以及通过奥运这个大舞台，最终博取什么样的掌声和回报。

张艺谋得了个“国师”的称号，可还是回去拍他的电影，该挨骂挨骂；舆论监督他超生了，他老老实实地交了罚款；跟合作多年的伙伴闹掰，其中的秘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但他一直没停下来参与这个市场的激烈厮杀。

罗莎莎与张艺谋

“可能导演觉得只有工作才能使他热血沸腾吧。”罗莎莎说，“12、13年打官司那会儿，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让我听了特别心酸的话：‘没想到人生到了这个时候，一切还要重新打拼。’”

如今罗已经离开张艺谋工作室，留学归来后自己立了门户。但她还记得当年在工作室里，张艺谋深夜捣鼓剧本的背影，秘书在一旁肃索地打字的声音。等到这一天终于收工，罗、秘书和编剧老师一同离开，打车时总碰上出租车司机，逗趣地说：“他们三个人打麻将，总是三缺一。”

内与外：开幕式试图在全世界面前一举清除全民族的自卑

2008年7月16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次带妆彩排。

回来之后，整个创意小组都很沉重。

“觉得太凶了。有点……我们都有点被吓着了。”马文说的是缶阵中战士演员们的吼声，“他们的任务是准确，但上千人，一排排的……（西方人会觉得）你要干嘛？你要占领世界吗？就是不够柔和。”

缶阵中的战士演员们完美地达到了猛与柔之间的平衡

后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战士们主要学习的功课，是“笑”，以扭转擂鼓应战的印象，真正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和邀请世界把酒言欢的豪爽。

猛与柔之间的平衡，始终是开幕式团队的重要课题。

早在竞标前，张艺谋为开幕式构想的点火仪式是，一片凤凰的羽毛（火种），通过各大洲的传递，终于被送进鸟巢。观众们一开始是看不到火炬的，只见到燃烧的大羽毛绕场飞行，飞到某一位置后，火炬托从地下升起，“像扇子一样”，托起这片羽毛，“它，就是火炬”。

张艺谋觉得，外国人总觉得“中国人是严肃的”，这并不是全然的实情，开幕式应该展现出我们身上的“浪漫情怀”，“浪漫的情怀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部分”。那片羽毛，就是浪漫情怀。

他挺迷恋这个创意的，甚至在脑暴的时候慷慨激昂地提议：“把鸟巢改一个名字，由国家有关单位和机构正式命名为‘凤巢’。”

但是，鸟巢场子太大了，一片羽毛落下来，十万观众的眼睛根本捕捉不到。浪漫的想象最终让位于肃穆壮阔的表达。

蔡国强在后来做APEC会议仪式的时候，想过用些“轻松的方式”，“想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不止有敲锣打鼓和人海战术，是可以讲一个故事，说一个笑话。”这样的想法其实在奥运会开幕式团队中，大家曾试探过。比较极端的创意，大家也知道不可能通过，就说着玩儿。比如他们想过，把整个开幕式做成一场婚宴，其中穿插展现中国人各种各样的观念，有市井，有雅致，有哲理，有世情。

还有人说，从开幕式一开始就搭建个什么，“整个开幕式就做一件事”，文艺表演都为这场搭建添砖加瓦，在结尾时，展现竣工。总之，文艺表演的内核，是打造“共建”的价值。

“共建”的理念，被张艺谋狠狠抓住，保留了下来。他让舞蹈演员用身体画出山川太阳，让孩子们给图画上色，运动员入场时，在画布上留下五彩斑斓的脚印，构成大地。

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升起来的画

“画升起来的一幕应该是导演最得意的地方吧。全世界运动员共同完成那幅画，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壮举了。”罗莎莎说。

但在国内的转播中，这个“我们一起走”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领悟和传播，“我觉得它应该是本届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亮点。非常遗憾这个观念亮点在转播中得到了很大削弱，所以不被人津津乐道，这是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在转播中突出了某种文艺表演，而削弱了这个观念的介绍和它的领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张艺谋说。

NBC转播团队看过彩排，也跟导演组充分沟通了意图，他们将这个理念的传递得非常充分，这也是唯一能够安慰张艺谋最大遗憾的方式了。

开幕式结束后，NBC现场解说评论员马特·劳尔说：“整场表演充满力量，优雅到极限，美得令人窒息。我之前说过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会，鲍勃，请告诉我，每届奥运会都是这样的。”

马特的同事、经历过数届奥运会的鲍勃·科斯塔斯回答他：“并不是。你这次来对了。”

乔舒亚·库珀·雷默作为NBC的特约评论员也在现场。他是《时代》周刊海外报道的前主编、中国通，著有《北京共识》。

乔舒亚说，他能够感受到，当晚的鸟巢里有一股能量，“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民族的紧张”。十年后，他对我们说，“我想大多数西方人预想的开幕式就是一般类型的那种，只是有着炫目灯光和音乐的一场大秀而已，不会期待它这么的有意思。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非常期待开幕式能够独特，能够承载中国面向世界的一种表达。”

开幕式是一项大型的形象塑造和传播，这个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中国，总存在一种复杂的微妙。

“雅典八分钟，外国人是满意的，有灯笼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不甘心这个，我们不是‘灯笼的’，我们希望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某种视角（是我们希望的那种视角），我们看好他们的这种看好，我们才叫成功，这多复杂，这压力太大了。”自带西方视角的马文精确地阐述了这种在意关系的折射。

陈丹青的《荒废集》中收录了他对北京奥运会的记忆和评论，他写道：“一位美国女撰稿人的话我以为最是恳切。她写道：‘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百年苦难的补偿。’其实，中国早已在奥运会和各种体育赛事中出尽风头，这补偿的药引与真正的快感，无疑，是开幕式。”“不论制作者与亿万观众是否有所意识，开幕式试图在全世界面前一举清除全民族的自卑。”

这样的民族心理，在李宁升空、奔跑的那一刻，得到了极度的浓缩和极致的体现。

奥运开幕式上李宁飞天点燃圣火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成功，没有什么（备选）预案。”十年后，李宁说起那一刻，他形容这个点火设计“疯狂”，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能有失败，而且没有重来。”

“我盯着他整个身体与手势以几乎不可能的方式，努力伸向前面，伸向前面，一跨一跨地跑，忽然发现此刻中国人全都是李宁。这一念不是象征，而是实情：我非要到达那里，非要做成这件事，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我拼了！’”陈丹青写，“我可能没说清楚。至少，开幕式小组的全体人员过去几年全是李宁：拼了！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到达那里，时间是2008年8月8日，地点是北四环的大鸟巢。”

“它展现了跟大多数人认识不尽相同的中国的图景。”乔舒亚说起开幕式在西方世界的效果，“它改变了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它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度，而且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和快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释放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开幕式的野心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然，这只是很多中国人民表达希望的一种方式。”

乔舒亚提醒我们注意，“2008和2018的中国，有着那么大的不同。刚刚过去的十年非常耀眼，以至于可能会让很多人忘记当代中国早期的样子。但在2008年，1978、1988、1998年的中国，在我们脑海里的印象还非常鲜活——所以，表达进步感和使命感，也是开幕式的一部分。”

当篮球明星姚明和抗震小英雄林浩一起走进体育场，NBC的解说提高了声调：“这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晚上。”

冷与热：人群聚集产生磁场 让老天也会来帮忙

2008年8月8日傍晚五六点钟，天还没黑。总导演张艺谋在鸟巢里做最后一次巡查。鸟巢底下两三层，全是演员。

“演员是五分钟演完就退，不能再换，下一个五分钟，另一拨人上，它是流水的一个（状态）。”张艺谋说。十年后他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候场演员们的眼神。

“所有人的等待。那场磁场……我没有碰到过那种情况，拍电影很少遇到那样的情况。”

离开场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已经严格就位，只能待在自己的区域。妆都化好了，服饰都穿戴妥当——根据安保流程，中午11点时，他们就陆续入场。

总导演还可以到处走动。但他也再没什么要说。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完了，一遍一遍的，什么都没有了，大家就在那等待着上场。”他走到演员当中，每个人都看着他，他问：怎么样？回答：放心。

开幕式上的演员

“你会觉得所有人的心在一起跳动。我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些普通的演员，普通的工作人员，幕后的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这些人是最可贵的。他们真的是，那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代表国家。”

像一部高度咬合的机器，所有零件都已经安装到位。机器靠着一套严密的编程，一旦按动开关，便能自动运转起来，“三个小时不停歇的，一秒不会差的。”此时的张艺谋，心里默念祈祷：“‘天不要下雨’。只是这个。我说，‘我们国运昌盛，不要下雨。’”

周边地区在下雨。如果那朵云飘到鸟巢上空……

“很多事情都是跟奇迹一样。”马文说。

众多看过彩排的人都知道，全部演出“唯一一次成功就是开幕那天晚上。”LED屏在之前的排练中，基本每次都是失败的，有大块黑掉的地方。

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尽了全力，这一点，不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的顾问，或者国外转播团队的成员，都看在眼里。更不要说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它不好。当几亿人都希望一件事情好的时候，老天一定会看到，帮助这件事。”

跟排练最大的不同，是那一天的场内气氛。

“现场气氛是从所未见的，好像真有神助。”在现场仍然忙着工作的罗莎莎也感受到了，“可能平时（的表演）只有80分，当天的嘉宾观众音乐灯光礼花手掌欢呼（聚在一起），突然让我觉得开幕式表演只是一个蛋糕胚子，这些元素加在一起就好像给胚子加了外壳，它们在一起才构成一只完美的蛋糕。”

王潮歌还会时常回想起当时升国旗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在操作看台上，所有人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下，突然之间，大家都泪流满面。”她以前看升国旗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但那一时刻，这么大的一个事，十万人进了体育场，全世界的政要全世界的人都在观看着我们。有一种自豪感，那个自豪感就是它跟我有关，祖国跟我有关。”

张艺谋认为聚集是一种力量

“当人类这种动物群居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磁场。一个体育场，不管它做什么，奥运会、超级碗、演唱会，当几万人进去的时候，那个磁场本身，就让你有一种激动感。人类经常使用这种方式。人海战术，整齐吧，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它给你带来自豪感，国家伟大，对吧？人类就是这样，通过这样的聚集，来展示自己。聚集是一种力量。”张艺谋说。

开幕式团队成员在此后得到了很多来自世界的反馈，不光来自外国人，还有心理和认同感更为复杂的海外华人华侨。

有老华侨说：我住在这区这么多年了，散步的时候，终于有邻居停下来主动跟我说话：我看了奥运会，很棒。

马文的侄子侄女出生在美国，是典型的ABC，虽然时常回到国内看望祖父母，但没觉得自己与中国有太大关系。但看了开幕式后，引以为荣，在学校里会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这可能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我知道意味着什么。这么多年，中国从弱势到强势，到被认可，观念的转换，我知道这（开幕式）是切入点之一。”马文说。

陈丹青也给当时在日本工作的女儿打了电话。女儿告诉他，日本人重播了三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父亲问，怎样？女儿答：好。

为什么好？

“女儿以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放肆展示自己的文化与历史。”

陈丹青又问，观看时是什么感觉？答：“又感动又难过。”

“感动，因为她和所有当代中国青年一样，在汉儒唐女的超级阵营中确认了自己来自这样的祖先，并知道全世界全程观看；难过，因她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在中国的亲历，告诉她这一切的背后，什么曾经发生，仍在发生。”

在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樊跃、张艺谋和王潮歌

开幕式结束，整个团队特别开心，大家一起拍了照片，“开心地笑，释放，哭。”马文觉得那是最好的时刻。

她也有不好的时刻。大幕落下，盛会散场，散得却并不体面。被车送来的演员们没有车接他们回去，全国各地调来的编导要拿着行李自己去火车站买票回家。

“这种阳光雨露啊，只要你在阳光雨露下，是很幸福的，只要在背面，就很残酷的。”马文说，“在建设乌托邦的过程中，很多人付出，但经常在享受这个成果的时候，付出最多的人，得到的，往往是最少的。”这是她今天的作品中仍在讨论的课题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