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兴：中国足球十问20周年祭 人生就此拐弯

足球记者马德兴

4月22日，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可对我这样一个已从事了近30年足球报道的老记来说，却是铭记终身的一个日子——整整20年前，也就是1996年4月22日，我化名“兰天”所撰写的《中国足球十问》一文在上海的《新民体育报》上正式发表。孰料，一场“风波”就此而起……

我曾经犹豫了许久，是否该为此写点什么？如今的舆论环境早已不似过去，他人再读此文，或许不会有太多的感觉，甚至会得出“幼稚”的结论。但对我这样一个亲历者来说，却是百感交集。因为这一篇文章，我丢掉了公职，整个人生的轨迹也就此彻底拐了个弯。

整整20年了，唯一未曾改变的，是我对中国足球的那一片痴情！

➤ 那一年我27岁。

在如愿最终离开部队、干上自己所喜爱的足球记者这一行之后，不正值风华正茂、事业的全面上升期，不断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广受尊重。尤其是在央视、北京电视台从事了三四年的幕后工作之后，因为脱下了军装，全面走上了前台，担任各种节目的嘉宾，风光无限，颇有“人生得意须纵欢”之意。

不过，当时的我其实对中国足球本身关注得并不算很多，更多地只是从事国际足球的报道，从与北京电视台合作转播英超到后来央视最早转播意甲、德甲等，转播前期的大量工作都由我在幕后完成。从部队最终走进体育馆路8号(即中国足球报社所在地)，也是因为对国际足球领域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

而且，那个时候的我与现在N多人士一样，总是喜欢“言罢必称‘希腊’”。一提及中国足球，老是愿意拿欧洲足球以及近邻韩日的足球“说事”，一方面以此显摆自己明白欧洲足球、国际足球；另一方面佐证“中国足球不行”、“管理者没搞好、不懂球”。当然，2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不会再简单地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比较，更多地还会去思考社会发展程度、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更深层次的原因。

20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后悔过。人生如果能够有“如果”的话，我或许还会再写一篇《十问》，只是方式或与那篇《十问》完全不同。

➤《十问》出台的背景的当年戚务生所率的1973-74年龄段国奥队冲击亚特兰大奥运会亚洲区八强赛失利。在1996年3月21日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中国国奥队在吉隆坡以0比3输给了韩国国奥队。当时，我作为央视的解说嘉宾，在后方演播室里。

比赛开赛之前的演播室里，我曾感慨当天白天，中国围棋选手输给了韩国棋手，“黑白世界相同”，预感国奥队的前景不是很乐观。之后，国奥队落后。因为前方信号传送出现了问题，回到演播室里时，我称：“预感国奥还要丢球。”等信号重新回来时，国奥队已经0比2落后了。但因为在前方负责解说是宋世雄老师的解说声音依然还没有传送过来，临时让演播室里的我以及另一位老北京的球员、时任北京足协秘书长李维淼加上主持人一起解说，我当时称国奥队还要丢第三球！果不其然，国奥队很快丢掉了第三球。最终，国奥队以0比3失利。

输球之后，尽管我都全部准确地预言了，但并未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激动，相反。更多地还是一种愤怒！毕竟我们的国奥队又一次冲击奥运失败了，因而，也才有了想写稿“发泄”的冲动。不过，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第二天，我所在的中国足球报社的电话被打爆了，愤怒的球迷直接打电话到报社将那种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乌鸦嘴！”“国奥输球都是马德兴封的！”……一系列不堪入耳的话不断从话筒的另一端传出，我所在单位的几位同事都有些无奈。更令我措手不及的事，当我走在去单位上班或回家的路上，甚至路边的公交汽车司机从我身边经过时，都会突然踩刹车，然后从窗口伸出头来，突然对着我大喝一声：“马德兴，你这个‘乌鸦嘴’！”

20年前号称“中国队靠裁判永远进不了世界杯”的斯科拉里都来中国执教了

坦率地说，放在现在，此情此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我本人或许也将平静面对，就像现在网络上到处流行着的对我的恶意人身攻击一样，看多了、看淡了，自然一笑了之。但那个时候或许还是太年轻，心里的无名之火烧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当时新民体育报驻京站的田南帆找到了我，商谈撰写批评大稿。参与其中的，还有一位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就是“大咖”或“大V”。我们从第一次商讨到最终成稿，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期间先后讨论了五次，包括在我自己家中的两次深谈。起初，我是拒绝当执笔者的，但实在无法推辞，才同意执笔。1996年4月20日晚，田南帆来到我家，将我所撰写的手稿直接拿走，因为按照出版周期，4月21日必须排版、出样、送交印刷厂。1996年4月22日，这篇《中国足球十问》终于刊发在如今已经改名的《新民体育报》上。

➤ 文章刊出之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始料未及的。出报后的当天傍晚，田南帆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总局那边‘炸’开了！”而且，全国范围之内的叫好声一片，都为《新民体育报》能够有胆量刊发这样的文章表示由衷敬佩，这就好比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方系”刊发的时政类重磅文章一样。

1993年采访前国足主帅施拉普纳

起初，我还以为和以往的几篇大稿一样，让相关体育部门的领导甚为气愤，仅此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现此文所引发的后果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时任国家体委负责分管足球的领导下令中国足协严查，甚至直接委派国家体委宣传司一把手直接飞往上海、坐镇新民晚报社一周，要求报社交待出《十问》的作者。新民晚报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门的督促下，迫于巨大的压力，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并以组织名义保证：此文的作者是在中国足球报供职的马德兴。

随即，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把手“如获至宝”，回到北京后，马上通知我所在的单位领导。领导随即找我谈话，称：尽管现在上级部门已经确切地知道作者是谁了，但如果我能够主动交代，则不追究其他责任，写份检查，态度好一些，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如果依然不承认，则将立即开除！

但是，不管如何劝说，我始终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此文作者。就这样“死扛”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但是，领导们见事情毫无进展，直接找到了我的家人，进行各种威逼利诱。尤其是，他们最终将新民晚报社的那份印有红字头、盖上了报社党委、上海市委政府宣传部门公章的证明材料放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有一种被“出卖”的巨大失落感……

李维淼(中)、张兴

➤ 当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可是，如果是被“出卖”？而且是被你最信任的朋友出卖，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十问》让我真正品味了。而更令我无法接受的是，就在新民晚报社正式向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派出的人员交代出《十问》作者之时，那位约稿人当晚还打电话告诉我称：他们“死扛着”、没有交代。

很多时候就是那样，只有遇到大事之后，你才能真正理解和看透一个人。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咖”或“大V”，就在有关部门严查《十问》作者之时，恰恰给我打了电话，“千万记住，不要说我参加了写稿之前的商讨会！”

就这样，我一个人自己全扛了，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我跟那一位“大咖”就再也未曾联系过，甚至是在公开场合见面也几乎不说话。他可以继续当他的“大咖”，但是，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同样，那位曾经上我家里取走原稿的驻京记者，过去整整20年了，在那一晚通过电话、告诉我说“没有供出你”之后，我们再也未曾联络过。

担任英超联赛解说嘉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人处事原则。一些所谓的朋友为利益驱动，不惜给你拎包甚至当“跟班”。但这些所谓的“朋友”同样为一己私利也可以出卖一切！你不说、不辩解、不理睬，并不等于默认。但是，我始终坚信“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老话。

承认后的直接后果不难想象。本来，那一年我将前往英格兰采访1996年欧洲杯赛，且自己事先已经拉好了赞助。但因为《十问》，我赴英格兰采访的资格被取消了。而且，报社直接下令：稿子继续写，但一律不得署名

➤ 当时的中国足球报社以及中国体育报社的领导还是很爱材，无论是张振亭、袁大仁还是刘焕奇等，都想着还是要“保”，因为在彻底确认《十问》作者后，时任国家体委一位领导直接下令：“必须开除马德兴！”而当时的体委宣传司尽管没有正式下文，但已经通知了全国各个新闻媒体单位的体育部，不管是日报系统还是晚报系统：今后绝对不允许出现“马德兴”这个人的名字！再上电视台？当然是更没有可能了，不仅不能说中国足球，连说国际足球也全部被禁。

1995年采访前国足主帅高丰文

即便是离开了中国足球报社之后，我也了过了整整两年隐姓埋名的日子。那一段时间里，其实写稿从未停止过从1996年事发东窗到1998年曼谷亚运会，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使用过的笔名超过280个！而且，文章不止出现在体坛周报上，全国各地的报刊照样刊登我的文章。

2006年8月份，当时中国足协一直在展开选帅，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开准备。期间，《足球之夜》曾有一期做选帅候选人的专题节目，请我去演播室。在演播室外，见到1996年转播奥运节目组的负责人张兴，包括后来在演播室里见到当时的主持人刘建宏，我曾感慨过：“这是我时隔整整10年之后，第一次踏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

在被全面封杀那一段时间里，我依然还是干着我自己喜欢的工作，除了不署名、不上电视外，其他方面其实并没有收到太多的影响。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1996年12月初，中国国家队出征阿联酋参加亚洲杯。一直保持着不错关系的北京电视台同仁给我打来电话，说《十问》影响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们转播亚洲杯，你过来一直帮忙解说下吧，队伍和对手的情况你也比较熟。”我也没有多想，一口就答应了。

参加央视“体育沙龙”直播节目

遗憾的是，中国队在亚洲杯小组赛首场比赛中0比2输给了乌兹别克队。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那位坚决要求将我开除的国家体委领导因为受伤正在医院养病，本身是负责分管足球，国家队输球，很是生气。而更巧的是，他在病房里收看的恰恰是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而不是中央电视台舞台。而当我出现在中场休息的演播室里、且打出的字母依然是“中国足球报记者”时，这位领导已经“气炸”了。

据后来领导跟我说，在电视上见到我之后，他直接让秘书打电话给中国足球报社总编袁大仁大发雷霆，说什么，其实无需多言，就不难想象。第二天一早，袁大仁直接找到我，说：“你为什么昨晚要去电视台？我现在已经‘保’不了你了，你走吧！”站在袁大仁的位置，他其实是采用的“瞒天过海”的办法，让位留在报社，且并未对领导说出真情。但是，如果真要怪，或许就只能怪中国队输给了乌兹别克队！

就这样，因为一篇文章，我在1996年12月底正式被中国体育报社“除名”了！在新中国40多年的体育新闻史上，一名足球记者、体育记者因为一篇文章而被开除公职的先例？我并未听说过，而且，我也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但是，因为《中国足球十问》一文而被迫离开公职，我却是第一个！因为这件事，这篇文章注定将会在中国体育新闻史、中国足球新闻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一笔。外界如何评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事实是永远无法被篡改的。

1996年5月英格兰队访华期间加斯科因接受采访

➤ 从1996年12月份离开体育馆路8号之后，整整20年了，至今，我从未再买进过8号院大门一步！这不是我记仇，而是我觉得那个院子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当然，那时的那些故人，依然还都有着联系。

2008年3月份，杜伊和福拉多率中国国家队在昆明备战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20强赛与澳大利亚队的一场比赛。期间，当时在国奥队担任领队的李晓光安排了一个饭局，因为正好戚务生也在昆明，因而戚导也参加了，但李晓光事先并未告诉我。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见到戚务生第一面，戚务生对我说：“小马，你的事情我全部都清楚，一直没有机会。但是，我知道，你的一个爷们！是一个男人！”然后，大戚端起了酒杯，平时基本不喝酒的我见此景，自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从1996年《十问》面试，至与当事人的戚务生坐下来，期间相隔了整整12年！一笑泯恩仇，这就是所谓的足球江湖吧。

➤《十问》刊出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来，除了岁月的流逝之外，我依然觉得我没有变。曾有人问过我，“当初写《十问》，你后悔吗？”我说：“No！”当然，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在写作的技巧与方式等方面，肯定会有新的提升。

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要感谢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人、感谢体育馆路8号院！如果我还留在那里、保留公职，或许会在体制内混得很舒服，甚至有机会谋个一官半职、安心养老。可是，我也就没有了追求自由、闯荡世界的机会了。在离开中国足球报后，中国足球报社已经“死”了，而我则好好地活着。迄今为止，已经闯荡过世界上百个国家，伴随着中国足球南征北战。

作为一个记者，我始终是独立的，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恰恰是这种独立、这种自由，始终让我令某些人如坐针毡。当N多人都在感慨：体育记者、足球记者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时，我只是想说：保持住自己的独立性、保持住自由的思想，那是一个记者的生命力！

仅以此文，纪念我所写的《中国足球十问》20周年。

以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德兴社（dexingshe-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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