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剑东：中国足球改革的路子胚子和里子

中国足球改革的路子胚子和里子

《新闻联播》报道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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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易剑东(微博)

这些天大家在讨论体育政绩评价方式的改革。其实包括足球在内的三大球就是我们不合理的体育政绩评价方式的受害者。虽然我们发现问题后试图转变三大球落后的状况，但总体上的金牌至上的评价方式不会因为几个细微规则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我们恐怕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中还存在一些抑制足球发展的因子。比如鼓励个性和创造的个性对足球明星的培养至关重要，心无旁骛地专注足球而非所谓金钱、荣誉等功利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对孩子的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的认识中体育素养占有重要地位至关重要，这些东西我们有足够的机制保障吗？我们的校园里有几个校长会舍得投资培养几支高水平运动队？我曾听西部某著名大学的体育部主任说：校长屡次不能兑现承诺的给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经费。美国有6所大学拥有超过10万人的运动场（一般与职业俱乐部合用），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如此盛景？美国纽约几乎每个小学拥有一个专门的playground和一个小体育馆，下午三点放学以后，多数孩子就沉浸在体育运动的乐趣中，我们小学里课表上的体育课程什么时候能真正落到实处？教育部体卫艺司领导说，我们全国的学校缺少30万名体育教师，可为什么这些教师到不了位？我们很多运动员退役后不愿意在学校当老师，这仅仅是他们的错吗？美国的大学体育专业招生要求是文化课程首先达到一个不低的标准，然后有体育兴趣和特长才进入体育类专业，美国的优秀运动员在大学里拿奖学金也不能老是不上课，甚至国家队队员没有通过文化考试也不能去集训。我们能让体育人在社会上、体育教师在学校里有平等的地位吗？

不建立一个全社会尊重体育和接纳体育人的基本机制，我们就不要奢望所谓的校园足球能一花独放。如果不能建立社会对体育和足球的接纳机制，我们就没有办法为足球的振兴迎来一个大好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大看重足球改革对于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我更关切这种自上而下的足球全面改革能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勇武刚健之风以及接纳这种风气的机制。或许，这才是这次足球全面改革的真切意义所在。

路子

解扣&接口——解开死结与有机对接

无论是邓小平三十多年前说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还是习近平对中国足球的格外关切以及他的三个足球梦想，都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国家高层探索足球振兴之路的思考。

从1992年红山口会议到1994年推行职业联赛，在20多年前，中国足球给过球迷短暂的欣喜和欢愉，但我们总体上是在期盼中失望，在有关目标屡屡难以抵达中失落。

谁能拯救中国足球？我们的足球管理者有过很多尝试，外界也有过很多意见和建议，但直到2014年，我们最高级别的联赛中16家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只有4%股份。

中国足球改革在20多年前启动时被称为整个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但它不但无法取得自身的进步，更无法为整个中国体育改革带来成功的经验，更多的只有教训。

不要说足球强国不会依靠国家来拯救足球。2000年夏季巴西国家队接连输球险些无缘世界杯时，巴西国会曾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原因，球星罗纳尔多被迫出席听证会，解释自己1998年世界杯决赛中表现失常的原因。

中国足球经过甲B五鼠、七君子事件乃至扫黑风暴之后，依然无法走出困境和摆脱困局，一定是遇到了死结，这个死结仅仅依靠内部人是没法解开的。

只有站在更高、具有更强统摄资源能力的人才能解扣。我们的青少年没有足够的足球场地来训练，我们的成人想在业余时间找个踢球的地方也不容易，我们的职业球队20多年后也不具备西方职业足球发展的那些元素，我们的行政足球还在金牌至上的体育政绩观的管辖之下，我们在鸟巢举办的意大利足球超级杯比赛实现良好收益和获得极高的球迷满意度却不得不终止，我们的足球虽然号称第一运动，最高级别的联赛全年的电视转播权收入还不足4000万元人民币，而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三年的视频版权收入高达70亿英镑。所有这些死扣和纠结，靠足球圈和体育界是解不开的。

国务院的46号文指出问题，有关部门广泛调研，国家发改委等强力部门主导足球改革方案的制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这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足球治理力度正是解扣之举，也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高端的办法了。

其实，这个无法解开的扣和死结之所以无法解开，只因为有太多的接口需要找寻。

与教育的接口最重要，这是足球抓娃娃和抓基础、抓基层的关键所在。如果学校里的孩子不踢球，我们就无法赢得未来，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在我们这个“水往下流”的国度，孩子是很多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关切，孩子不踢足球，我们就不要指望将来有强大的国家队和庞大的球迷队伍。教育部门和家长们如果不能在让孩子喜欢足球和热爱体育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我们就只能守着所谓的3万足球注册运动员发呆。

与资本的接口很关键，这是足球赢得社会支持和获得稳定发展机制的关键。长期以来投资足球的企业家寒心地离开，外部资本进入以后无法自由挥洒，行政管制处处牵绊手脚，终究会让资本抽身而去。美国人的商业体育是不盈利就停盘，但欧洲人的足球虽然半数左右职业俱乐部账面亏损，却依然故我，总有热心的资本家不肯离去，这就是资本任性的地方，也是资本对于足球文化和传统的一种奉献和坚守。我们不奢望我们的资本能像欧洲一样任性地坚持投资足球，但不让资本长期血本无归，至少应该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目标。

与国土的接口不容忽视，因为足球是一项对场地要求较高的项目，没有足够的场地就无法为足够的人口创造踢球的基本条件。而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10年间足球场地增加数为7100块，包括11人制、室外7人制、室内外5人制多类场地，足球场地的增幅只有篮球的1/67。特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拥有标准足球场地的中小学屈指可数。

此外，与财政、公安、税务、公园、交通等众多部门的接口也异常复杂，寻找与这些部门接口的重点所在，并制定化解扭结的对策，是中国足球改革赢得突破的关键。

胚子

借鉴&结茧——学习西方与自我蜕变

毋庸讳言，足球是一项高度复杂的运动。与乒乓球和羽毛球平面对凸面、篮球和手球凹面对凸面等项目不同，凸面对凸面的足球运动离散性大，加上脚的灵活性明显不如手，22人同场竞技、不同配合的方式多样化，足球几乎是同场同时比赛人数最多的集体球类项目，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足球运动的极端复杂性。

但是，足球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又与其另外几个社会文化特质高度关联。足球是世界范围内开展联赛国度最多的项目，足球是欧洲毫无争议的第一运动，足球产业产值无论怎样估测，至少能高达世界体育产业总产值的1/3以上，全世界被足球扰动的人口至少在10亿人以上。笔者2012年去欧洲观摩欧洲杯，发现即便是在欧洲已经很普及的篮球运动，与足球相比也不在一个量级，笔者在几个欧洲国家的多个大型购物中心的体育用品商店里都可以买到足球，却寻不到一个篮球。

学习欧洲和南美乃至美国的足球，恐怕是我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坎。然而我们首先要看看，我们是否具备基本的坯子。

我们的足球其实坯子不错，历史上的中国足球队曾经在1913-1934年的10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9次冠军，打遍亚洲无敌手，涌现出李惠堂、孙锦顺等著名运动员，即便是上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足球队也可以和东欧的世界强队分庭抗礼。我们在1990年代的职业足球改革之前，还拥有亚洲至少二流的水平，1990年之前对日本队的战绩是有优势的——为什么职业化改革以来的中国足球反而失落了？

原因很多，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行政化管理思维和模式。当世界范围内职业足球体制改革风起云涌之际，我们还抱着集中地点训练和管理训练项目这些微观的干预手段，还守着所谓运动员不能夜不归宿这样的治标不治本的管理思维，自然与世界足球拉大了差距。

日本足球的对外借鉴之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巴西成为日本本土之外日本人最多的国家，或许过气但拥有良好足球意识的欧洲和巴西球星纷纷进入日本，使得日本足球在技战术风格的养成上从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技术细腻、战术稳健、配合默契等风格使日本男足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的超一流球队，他们的女足也在短期内获得了优势，直到登顶世界杯。中国在1993年就选派一支青少年球队去巴西训练，目前在与西班牙等国进行青少年球员培养的合作，但始终无法实现全面开花和持续产生优秀球星，我们并没有深入理解优秀青少年球星产生的机制。

笔者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曾在美国纽约生活一年，几乎每个周末都能看到小学和中学年龄段的男孩和女孩穿着整齐的队服在比赛，家长站在场边，而平时上班日的下午，公园里的足球场很少没有人踢球，多是公司职员、大学教职工、政府部门公务员等，他们的组合相对松散，但水平绝对不低。这种公园里的足球运动景象，是我在纽约期间难以忘怀的一道风景。为什么美国有四大职业球类联赛之后还有一支比我们出色得多的男足国家队？为什么美国女足在世界上的优势那么突出，这些景象都是不可缺少的诠释证据。更令我惊讶的是，我在美期间还发现，美国足球协会主席这个重要职位，居然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讲师担任，这位印度出生的美国人古拉蒂在去年美国足球100周年期间组织了很多活动，他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将墨西哥、加拿大的女足国家队队员整合到美国女足联盟的球队中，让这些球员在获得国家队薪水的同时还在美国的女足俱乐部领一份工资，这种多赢的操作方式，在中国可行吗？当我们的女足联赛难以为继之时，是否可以让日本、韩国、朝鲜女足与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四国女足超级联赛呢？我们与日本、韩国男足各个年龄层国家队的合作机制能否成为常态呢？

中国足球要实现自我蜕变，才能真正结茧，实现自身的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恐怕我们不能简单地学习欧洲某个国家或者南美的巴西、阿根廷，而应该深入研究我们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缺陷和不足，从而对症下药。如同我们的篮球一样，片面学习美国的NBA，而不大注意我们球员的风格其实学习欧洲整体篮球更加合理，以至于走了弯路。

里子

基质&机制 抓住关键与把控枢纽

中国足球的胚子不错，但基质是需要固化的。基质在景观生态学上指面积最大、连通性最好、在景观功能上起控制作用的要素。对中国足球来说，基质是什么？我认为是一种足球文化基因的锻造。这种基质的锻造要求我们民族文化和心中某些基因的改造。

比如，我们对自己首先要有足够的认识高度。国家奥委会去年和联合国合作将1896年雅典奥运会开幕的日子4月6日定为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国际日，国际奥委会推出“Sport for Hope”，国际足联推出“Football for Hope”项目，足球成为国际社会很多人士认为可以给无家可归者带来生活信心和改变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项目。联合国甚至在非洲的部分贫穷地区投入资金，为孩子踢球创造基本的条件。一句话，英国有句谚语：足球非关生死，但远胜生死。我要说，足球无关和平，但其意义远超和平。足球对于青少年积极生活方式的养成、对于社会的和谐、对于社会活力的塑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恐怕我们的足球基质就无法获得成熟的机会。

舍得为足球投入更多也是我们锻造足球基质的一个基础条件。我们全国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1.46平方米，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字在21世纪之初就分别达到16和19平方米，英国的规定是24平方米。如果没有足够的超凡的魄力，我们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能长期处于世界落后地位。而我们城市的公园人口绿地面积已经和世界持平。笔者多次呼吁让部分运动场进入公园，像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那样，让公园成为足球爱好者的舞台。可惜这种呼吁几乎毫无效果。我们的体育彩票公益金这些年收入甚丰，但多数被统筹到了体育以外的领域，仅2012年就有超过100亿元没有花到体育领域里。日本很多体育场地建设免税，美国很多城市政府专门征收体育附加税，支持本地的职业棒球、橄榄球队等俱乐部，我们的一些体育项目却被划入娱乐业。这些都无助于我们强固足球基质的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