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俊君 74岁 《足球》报创始人
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时任《足球》报总编辑的严俊君出现在世界杯比赛的报道现场,并且在决赛后的发布会上第一次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成为中国足球记者中采访世界杯的第一人。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严老,在海南万宁颐养天年,但是心中还在挂念着100天后即将在巴西开幕的世界足球盛典。
读书、看报、收藏奇石,74岁的严俊君在海南宁静的小城万宁安享着自己的幸福晚年,唯有巴西世界杯的话题,才能再次燃起他的热情。在他亲自设计建造的花园里,手捧一杯醇正的海南咖啡,严老回忆起28年前那最让他自豪的世界杯之旅。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严俊君看着香港电视台的转播完成了第一次世界杯报道。但是,在他看来,那远远不够,当时的他们多么想到世界杯现场去看一看。“当时的情况,不是不让我们去,而是我们没有能力去,经济条件不允许,简单来说就是没有钱。没有外汇。”为了实现中国足球记者的世界杯梦想,在四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到来之前,严俊君开始为经费奔波。
严俊君找到了他的老朋友,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霍英东先生,寻求援助。霍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去报道一次世界杯要花多少钱,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去过。“我不知道要去采访世界杯要花多少钱,没有人去过,给多了人家说我贪心,少了又要不够用。”现在提起当年的窘境,严俊君还有些哭笑不得,最终他跟霍英东先生商量的结果是先去,回来再“报销”。
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外汇。当时,外汇是要受到国家严格管控的,报社、企业都没有外汇,最终还是在时任广州市外经委主任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用市政府的外汇指标给严俊君换来了足够出国采访的资金。“我当时按照国家出国人员补助、机票等每一项花销细致地制定了计划,经过严格审批,”严老师说,幸亏当时的领导开明,与时俱进,在多方的支持下他才得以成行,回来后花了多少钱,报到霍英东那里,他马上从香港汇过来到报社账号。
那是一个英语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在墨西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严俊君的出行和工作特意在当地请了翻译来协助。“我讲普通话北京人听不懂,我讲广东话香港人听不懂,我讲海南话我母亲听不懂,”严俊君幽默地自嘲道。
严俊君回忆说,那时出国人员也少,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基本都是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他请的翻译都是国家领导人到墨西哥总统会见时的翻译,这些人回国都成为了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这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严俊君不仅是第一个出国采访世界杯的中国足球记者,而且是第一个在世界杯决赛赛后新闻发布会提问的中国记者,然而这远比去比赛现场采访难得多。“世界杯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对记者限制很严,能够进入会场的记者很少,举手能够给机会提问的更少。”严俊君举例说,“冠亚军队伍优先、东道主记者优先、32强队国家记者优先、世界最大通讯社优先、国际足联认可的老牌记者优先……”
“那个情况下,想发出中国人的声音,难度太大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足球爱好者最多的国家、发行量最大的足球报的记者,严俊君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首先争取到进去会场,然后再跟主席新闻官公关。怎么做到的?古稀之年的严老师神秘一笑,孩童般顽皮地答到:“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
严俊君说当他用北京人听不懂的普通话问出:“比拉尔多先生,我是来自中国《足球》报的记者,首先我很高兴,阿根廷队在美洲的土地上夺得了世界杯,这再一次证明了美洲的足球水平并没有被欧洲落下。您怎么评价这世界两大流派的足球今后的发展趋势呢?”全场静默。
当时在现场的德国记者、阿根廷记者、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等等在听到这段用中文提出的问题时,在场所有人都打量着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就连新闻官人都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记得赶紧找翻译将这段话翻译出来。严俊君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问的这个问题,旨在告诉世界:“世界杯,中国人终于来了!”
“中国的足球水平不高,但中国的足球记者不是外行。”似乎又回到了28年前,严俊君亦如当年般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