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儿女情长？《攀登者》不专业，登顶珠峰是孤独才能铸就的勋章

[摘要]电影《攀登者》因感情戏过多，专业性一度遭到质疑。回望真实历史，那个时代真正登顶珠峰的勇者，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不是征途中的铁汉柔情、儿女情长，而是明知前方是孤独的漫漫长夜时，仍不畏艰险踽踽独行的执着，是那股永不服输的攀登精神。

“因为山就在那里。”

这句在电影《攀登者》中被许多人念叨了许多次的话，给“为什么要登珠峰”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答案。这句话出自伟大的登山前辈乔治·马洛里，他也被吴京饰演的中国攀登者方五洲视为偶像。

但马洛里在1924年和队友安德鲁·欧文一道葬身珠峰的冰雪时，却面临着和1960年的方五洲们一样的困境，因为随身携带的相机和遗体一道不知所踪。即便是他的迷弟方五洲，在给学生们讲课时也只是把马洛里介绍成登顶失败的先驱者，而自己和队友们距离珠峰顶端的距离——虽然同样没有360度全景照片为证——是0。

成功或受阻，生存或死亡，这种无法自我佐证的尴尬，在登珠峰已变得更像是商业行为的今日，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每年四五月的窗口期，人满为患的珠峰上，不可能有前辈体验的那份孤独的清净；更何况在8844.43米快门的咔嚓一下，对于有些猎奇者才是终极目标的实现。

电影《攀登者》剧照

从这个层面，你或许更能理解部分观众，对于这部国庆档大片极尽苛刻的评价。最初的几代中国登山人在1960年、1975年那两次近乎悲壮的尝试，本该是对于最高海拔纯粹而虔诚的征服，无论留下影像资料是否能说服挑剔的世人。但在戏剧化的改编中，却让太多的情感支线占用了通讯资源，影响了专业判断，成了众人戏称的《珠峰爱情故事》。章子怡饰演的气象学家徐缨那张干净得像刚做完护理的脸，大概是寻常人对于“高海拔之恋”过份理想化的想象。

真正的现实，是凡人的血肉与自然的伟力最硬核的碰撞，甚至无关儿女情长，无关情怀激荡，到最后都是意志和意识最直接的反应。这虽不精致，但绝对真实的画面，才是攀登者真正的价值实现。

“黑牡丹”没那么美，余生只穿一次高跟鞋走上奥运开幕式

关于《攀登者》中登山队各位英雄的原型，之前已经有铺天盖地的分析讲得足够详尽。片中除徐缨之外另一个主要女性角色“黑牡丹”，其原型之一是我国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女运动员潘多，各路影评中着墨却并不算多。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潘多在1980年代初就从西藏调至丈夫（时任中国登山队政委的邓嘉善）的家乡无锡工作，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抛头露面的机会也少得多。

我国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女运动员潘多（左四）

顺便提一句，潘多和丈夫的确是因为攀登珠峰而结缘，但像《攀登者》里那样在冰天雪地中谈情说爱的情节大概是不存在的。因为潘多是在退役后来到无锡很久后，才能熟练使用汉语的。

我在无锡度过的青少年时代，曾经在各类市级的体育活动中多次见到这位藏族老奶奶。看完《攀登者》后在朋友圈里一搜潘多的名字，竟还能找到一些本地的朋友在2014年她去世时悼念的帖子。她曾经担任过无锡体委的副主任，但留下的精神遗产远不止这些。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关键人物何振梁也是无锡人，在当地的“无锡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里一共陈列有7位运动员的照片，其中蔡振华（乒乓）、王国新（举重）、惠钧（乒乓）、顾俊（羽毛球）、丁俊晖（台球）和最新上榜的於之莹（围棋）都是无锡本地人，唯独潘多是外地媳妇。按说在江南小城颐养天年应该和登山没啥联系了，但潘多在生前还是担任了无锡探险家协会的名誉会长，而且在2008奥运年还和当地的党报集团一道组织了“跟潘多重走天路”的活动，最终克服居高不下的血压，率领20多名志愿者抵达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这一年她69岁。

那一年的8月8日，潘多在北京鸟巢成了奥运开幕式上的8位护旗手之一。举国瞩目的那一晚，潘多穿了双靓丽的白色高跟鞋，不长的路程走下来已经痛得受不了了。和《攀登者》，以及现实中的很多登山运动员一样，潘多也因为严重冻伤而造成伤残（三级甲等），总共被截掉五根脚趾，所以退役后几乎没穿过高跟鞋。那次破戒，也是因为北京奥运的意义和登顶珠峰不相上下。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潘多担任护旗手（左前二）

据无锡当地的体育界人士回忆，潘多2014年去世后的告别仪式办得很朴素；其实她晚年除了支持登山、探险、极限类的组织和活动外，一直都是深居简出。不过她的心一直牵挂着几千公里外的珠峰，以及中国的登山事业。潘多在2013年还抱着“最后一次回家”的心态回了西藏昌都江达县，住了两个多月，重返无锡后才半年就去世了。但我们在重温新中国体育70年的历史时，她在1975年5月27日创造的登顶壮举，理应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按照世俗的眼光来评判，潘多在年轻时大概没有《攀登者》中的“黑牡丹”那么美，也没有井柏然饰演的李国梁那样的知己为她不惜胶卷。事实上，潘多和老伴的结婚照都是在2009年才补拍的。

电影《攀登者》黑牡丹剧照

她更在意的美，大概是关乎珠峰的。2008年和潘多一道重走珠峰大本营的无锡媒体人记述道，在所有事项都已完成准备撤离前，潘多还带着志愿者们一道掏出自带的环保袋，清理垃圾，一点也不留下。

这一切，都完美印证了潘多这个名字在藏语中的含义——“有用的人”。

杨光本可讲述一则更好的“父与子”，与马凡氏综合征无关

如果你没能坚持看完《攀登者》最后的彩蛋，也就不会知道成龙在片中客串了哪个角色；而胡歌饰演的杨光在现实中的原型，在彩蛋揭晓的一刻也能脱口而出，那就是夏伯渝。

但凡在最近几年对中国体育稍有关注，便不可能错过夏伯渝的名字。他在今年年初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典礼上荣膺“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由奥运冠军李小鹏颁奖并亲自给他做翻译。这位双腿截肢、身患癌症，又与新中国同龄的坚强老者，在当下的语境下是再完美不过的励志主角。《攀登者》中的杨光被截去了一条腿，而夏伯渝在2018年5月14日终于圆梦珠峰之巅时，双腿都是假肢。

夏伯渝

由胡歌饰演年轻时的夏伯渝也是非常合适的选择。胡歌在2006年事业正值上升期时遭遇车祸，助手不幸殒命，自己几乎破相，而后又浴火重生般地回归舞台，成为有口皆碑的优质偶像。这份精神和夏伯渝的执着和不屈也有颇多相通之处，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与父亲有关的那些细枝末节……

在《攀登者》中，随队的医生根据杨光的父亲死于马凡氏综合征这一事实，建议杨光中止登珠峰的活动。但杨光以一套“登上珠峰向父亲证明自己”这样近乎俗套的说辞，让医生放弃了对于专业和原则的坚守。颇为讽刺的是，方五洲力挺徐缨对于新窗口期的预测时，给出的理由是“我相信科学”。同一个团队实施的双重标准，也难免不被人吐槽。

国人对于这一疾病的第一次直观接触，应该是那次登顶11年后，1986年美国女排明星海曼的猝死。像极限登山这样高负荷、高消耗的运动，与马凡氏综合征是几乎不可能兼容的。

电影《攀登者》中，胡歌饰演夏伯渝的原型

不知道夏伯渝本人对于片中这一细节的观感如何，但他的登山之路的确也有“父亲情结”。作为《攀登者》主线的1975年登顶行动，也就是夏伯渝被冻伤截肢的那一回，罹患癌症的父亲让夏伯渝放心去攀登珠峰，而没等到儿子回来就撒手人寰了。儿子在西藏遭遇的劫难，父亲也无从知晓。

截肢和丧父两次致命打击，恐怕是寻常人很难走出的阴影。在现实中，夏伯渝的父亲的确给了他很好的运动基因，但是跟马凡氏综合征根本没关系。父亲在解放初期供职于一家汽车运输公司，而他留给夏伯渝最深印象就是“跑得快”。得益于遗传，夏伯渝年轻时练过田径和足球，但因为遇上了十年浩劫而无甚成就。直到1974年报名中国登山队被选中，才有了之后的事。

其实《攀登者》围绕着夏伯渝/杨光的亲情故事本可以讲得更好。就已知的信息来看，夏伯渝给儿子的名字里放了一个“登”字，本就有丰富的寓意。在儿子年幼时，夏伯渝带儿子出门时遭遇的各种不便和白眼，以及母亲极力向儿子灌输的“登山是一项危险的运动”这一理念，都没能阻止登山梦想在父子之间的传递。就在去年，终于登顶成功的夏伯渝还宣布要带儿子一起再登一次珠峰，丝毫未见消停的意思。这一份传承，呈现在银幕上的效果或许会比一句不知所起的“马凡氏综合征”来得深入人心。

孤独的人并不可耻，因为珠峰面前我们都是孤独的

《攀登者》中并未浓墨重彩地渲染中国、印度在1960年从北坡、南坡分别试图登顶珠峰的竞赛，当然也没有多提1960年初起苏联撤回大批专家，中国登山队只得自力更生重新摸索的往事。这本意是淡化时代背景和政治风云，将笔墨聚焦在攀登珠峰事件本身上；但对于登山这件注定孤独的事业，《攀登者》却似乎不愿让任何一个角色孤独，于是才有了强凑CP的拧巴感。

曾有一个理论认为，多数冰雪项目在国内普及程度不高，除了气候和硬件本身的原因外，还因为运动员在实际比赛中常常是看不到脸的，这也让偶像养成的过程变得尤为艰难。极限登山，当然也属于这一“去脸谱化”的范畴。除了登山英雄时常要到凯旋时才得见真面目外，在体能和心态长时间濒临崩溃的极限状态下，几乎是不可能给个性、情绪等其他旁枝末节留有空间的。

电影《攀登者》剧照

剩下的只剩直觉、服从，以及相信奇迹。奇迹的确是存在的。《攀登者》中在1960年那次登顶中牺牲的老队长，其原型史占春在遗书都写好之后，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带”不靠供氧装置过了一夜，居然生还，直到2013年近九十高龄才去世。

从根据《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改编的《绝命海拔》到韩国影片《喜马拉雅》，以攀登珠峰为主线的电影不是不能插入情感的支线，但喧宾夺主甚至对登山本身造成影响的感情线索，很容易让人对其专业性提出质疑。《攀登者》中徐缨毫无必要的几次户外作业，非但使得方五洲受伤并错过第二次攀登，间接与李国梁临危受命后的牺牲也不无关系。换做两位攀登者在现实中的原型王富洲和邬宗岳，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置所有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不啻为一种亵渎。

电影《攀登者》剧照

在攀登珠峰的漫长历程中，孤独可以算作一种缺陷，就像1960年的初次登顶因为没有见证者而不被承认；但孤独绝对不是可耻的，因为这本就是人类的血肉之躯全然暴露在暴戾、无情、多边的大自然面前时，一种不容改变的状态。即便用看似丰富的情感纽带将他们连接，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珠峰的风雪中，依旧是孤独的。

这是包括《攀登者》在内的任何一部影片、任何一种艺术改编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真正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不是攀登途中的铁汉柔情、儿女情长，而是明知这是孤独的漫漫长夜时，仍不畏艰险踽踽独行的执着。

（撰文/于睿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