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第三个十年：一次偶然成就乒乓外交 女排神话开始萌动

撰文/霍森

60年代中期，全国的体育工作大部分陷入了停滞，中国体育人对外沟通交流的渠道也变得逐渐匮乏，他们其中不乏项目内的世界一流好手，却只能默默等待，等待着一个风虎云龙的时机。

“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

乒乓外交，日本篇

说起“乒乓外交”，大家所熟知的必然是中美之间那充满巧合、智慧和友谊的传奇外交经历；可严格说来，早在5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经和日本通过小小的乒乓球建立了特殊的友善关系。

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乒乓球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在日本所举行的第23届世乒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乒第一次走上世界舞台，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选手们抱着“人生安全都无法保证”的想法，第一次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但没有想到，日本的赛事组织方对国乒众将所给予的善意，是之前所难以置信的。

也正是以此为契机，中日乒乓球队逐渐在一次次的互访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队率先打破了欧洲人对乒乓球台的统治，而中国队奋起直追，又击败了日本队——时至今日，日本的老乒乓球迷里，对国乒60年代的明星依然如数家珍。

六十年代我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

在整个60年代中后期，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通过各种渠道联络中国乒乓球队，希望助其重返世界赛场。因为在后藤先生看来，“缺乏了中国队这样一支顶尖水平的队伍，世乒赛就不能称其为世乒赛”。

直到1970年，国乒众将被派遣参加尼泊尔王子的新婚表演赛，在那里，后藤先生终于和中国乒乓球队再度接上了头，并受邀访华。

1971年，后藤先生带着一些日本球员来到了中国，他向中方表示，自己将会参与亚乒联主席的竞选，会对乒联进行整顿，并极力邀请中国队重返世乒赛。

在当时，负责推动此事的中日体育领导人，都需要各自承担着来自国内的极大风险。但在双方的推动下，中国乒乓球队得以回到国际大家庭；而另一边，后藤在国际乒联委员大会上，更是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迫使国际乒联最终同意了中国队参加名古屋31届世乒赛。

在名古屋世乒赛上，久违国际赛事的中国队果然展现出了如下山猛虎一般的实力，斩获了所有7个项目里的4块金牌，而不管是日本乒乓球迷所熟知的名将庄则栋、李富荣，又或者是新晋国家队的小将梁戈亮，都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自发地为中国队呐喊助威，令国乒众将印象极为深刻。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可以说，正是因为后藤先生的一力推动，才使得中国乒乓球队重回国际赛场——而更为有趣的是，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一届世乒赛上，乒乓球所带给我们的惊喜，还远远不止这些……

乒乓外交，美国篇

1971年4月4日，中国乒乓球队早早集合，像前几天一样，从练习场出发，乘大巴前往赛场。但一位临时登上大巴的不速之客，让整个中国队都手足无措起来。

格伦·科恩，一位普通的美国大学生，乒乓球爱好者。虽然美国乒乓球协会组织了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却不能为运动员提供去参加比赛的经费，所以抱着到日本旅行见见世面想法的科恩，就这样被选入了美国国家队，并来到了日本。

以科恩的业余水准，本不可能在比赛里碰上中国队的选手，但这位嬉皮士的爱好者，当天却浑浑噩噩、阴错阳差地误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专属班车。

就在整支中国代表团震惊茫然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庄则栋首先反应了过来，他主动上前，借助翻译和科恩攀谈了起来，并将一件印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科恩。

庄则栋向科恩赠送礼物

科恩本人更是出于巨大的惊喜当中，作为一名乒乓球迷，他十分敬佩三获男单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在兴奋地接受了礼物之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祝福中国队能够取得好成绩。

这桩阴错阳差的美好小事本该到此为止，但不曾想，中国队来到赛场后，各路记者发现车上居然还有一个美国运动员，于是纷纷举起了自己的相机……

第二天，依然处于兴奋中的科恩拿着庄则栋赠予的织锦四处炫耀：“这可是世界冠军送给我的！”并且在赛场里特意拦住了中国队，一把抱住庄则栋，将一件别有美国乒协纪念章的运动衫回赠给他。

在那之后，事件持续发酵，庄则栋和科恩的照片占据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版面，世乒赛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美国队乘势向中国队提出了希望获邀访问北京的愿望，而在那之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阿甘的原型、美国乒乓球队队长蒂姆·博甘带着科恩等美国队员一起，来到了中国。

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

在中美乒乓球表演赛中，整齐严肃、着装统一的中国队，与穿着喇叭裤、绑着头巾、自由散漫的美国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此次破冰之旅，也成为了之后一系列历史大事件发生的契机。

在那之后，中国回归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中国回到了亚运和奥运大家庭……可以说，这层层递进的历史大事件，追本溯源，竟然是因为一位日本乒乓球迷的执着和一位美国嬉皮士的懵懂。

艰难的再出发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顺利开幕。虽然参与的运动员再度超过了一万人，但最终却只有1队4人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2项世界纪录；49队83人197次打破62项全国纪录，比起前两届全运会来，其中的差距相当明显。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闭幕式全场

到了七十年代末，曾经一度停滞的体育工作终于重回正轨。但长时间离开赛场之后，许多高水平的运动员，都暂时难以重新适应高水平的体育竞赛；而且许多一度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训练方法和体育科技研究，都变得支离破碎，必须重头再来。

1977年11月，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修订《全国体育科学技术规划(草案)》。

1979年2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体育工作要“一面调整，一面前进”；并且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

青少年体育工作、全民体育健身普及……这些曾经轻车熟路的工作，让凝滞许久的地方基层体委、体校，开始缓慢而坚决地再度运作了起来：

3月5日，全国体总四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新的体总领导走马上任，并任命了田径、篮球等29个单项运动协会的新掌门。

6月5日，国家体委组织编写了田径、体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举重、速度滑冰项目的少年儿童业余训练教学大纲和教材，狠抓青年体育工作的决心可见一斑。

1979年9月中旬，第四届全运会在这样一片复兴而祥和的氛围中开幕，34个比赛项目里，共有5人5次破了5项世界纪录；2人3次破3项世界青年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36队203人376次破102项全国纪录。

进步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一切都回归到了熟悉的道路上，中国体育人十年磨一剑，他们渴望着再度回到赛场，与各路世界好手竞逐高下。

萌动的巨龙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代表着，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国际体坛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法理上的阻挠。

1973年11月，亚运联理事会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受邀成为亚运会的参赛国。

消息传回国内，所有的体育人为止心奋不已，请战的情绪十分热烈。

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幕式的那天，身穿蓝灰色服装的中国代表团整齐列队步入主会场，全场热烈掌声，看台上拼出了五星红旗和CHINA的字样，欢迎这支亚运会的新军。

最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共获得33枚金牌，46枚银牌，27枚铜牌。

15岁十米跳台小将李孔政成为德黑兰亚运会上最年轻的冠军

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仅仅落后于亚洲霸主日本队和东道主伊朗队——作为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队伍，这一成绩足以令国人为之自豪。

四年之后，轻车熟路的中国代表团在曼谷亚运会上，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进步，他们这一次总共斩获了金牌56枚，银牌60枚，铜牌51枚，一跃而成为了奖牌榜的第二名，并且和第一名的日本差距进一步地缩小。

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就表现出色的中国女排，在四年之后的曼谷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们仅仅是在决赛中经过一番鏖战之后惜败给世界霸主日本女排。

中国女排第二次参加亚运会惜败日本女排

排球迷们纷纷意识到了这支年轻队伍的巨大潜力，却没有人想到，这将会是又一个体坛神话的开端……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并经大多数委员表决予以批准。

11月26日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姆扎里在洛桑宣布，国际奥委会经过全体委员的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批准了执委会10月在日本名古屋作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这也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奥运会的脚步已经再也不可阻挡——果然，此后不久，游泳、田径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恢复我合法席位。

对此，中国体育人所给出的回答是：

11月举行的第33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1金1银2铜。吴数德获52公斤级抓举冠军，打破这个项目的抓举和总成绩世界青年纪录，陈伟强打破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

12月，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15岁的马燕红获高低杠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15岁的马燕红获高低杠冠军

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真正作为一个体育大国飞速崛起，就在世界体坛里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了。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过去所一直苦苦久候而不得的百年梦想——奥运会的第一块奖牌，也变得不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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