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韩国体育界有如此多性骚扰事件？施害者的巨大个人权威是诱因

[摘要]相对封闭的成长空间、以及日常训练生活中教练所积累的巨大的个人权威，这些结合在一起，足以让年轻运动员的权益被有心的犯罪者在隐秘的角落里肆意践踏。

扒掉队友裤子的林孝俊。

撰文/霍森

韩国短道速滑队又出事了，而且还又又又是性丑闻事件。

上周，韩国短道队在集训时，在大庭广众、并且有众多女性选手在场的情况下，前冬奥会金牌得主林孝俊忽然把队友黄大宪的裤子拽了下来。虽然林孝俊辩称自己只是想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并且对黄大宪正式道歉。然而即便韩国愿意主动做为和事佬，黄大宪依然不愿意和解，并且声称自己因为此次性骚扰，“内心受到了很大伤害”。

韩国体育圈频发性丑闻事件

韩国短道队近年来丑闻不断，去年1月里女子速滑选手沈锡熙就曾经揭发其教练教练赵载范经年累月的施暴丑行，今年2月时男选手金健宇又被发现擅自出入女选手宿舍，结果他与女选手金艺珍都失去了代表韩国队参赛的资格。

韩国奥运短道速滑冠军沈锡熙向警方起诉她的前教练赵宰范涉嫌性侵犯。

而早在07年时，韩国女排主力选手金雪轩更是在节目里公然爆出曾经在国家队里多次遭受教练的性侵犯，同年里，地方高校上也爆出男性教练在篮球队里作威作福，多次性侵女性球员的丑闻。

在那之后，韩国棋院和冰壶队也陆续爆出类似的骚扰丑闻，哪怕是韩国体育里的国宝级人物、花滑女神金妍儿，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韩国文化部长强行拥抱并上下其手，引来愤慨无数，最后却依然只能不了了之。

森严的尊卑制度与弱势的女性群体，社会悲剧之源

受儒家文化本土化之后的影响，韩国社会当中的等级尊卑制度极其森严，比日本犹有过之。在韩国，“年龄”、“工龄”和“社会等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秩序，在面对长辈时，必须口称敬语，并且不能向长辈毫不掩饰地、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被认为是不成熟和不礼貌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对于长辈，韩国文化强调的是“尊重并且绝对服从”——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某次韩国空难事故当中，机长将降落距离的“码”误认为“米”，而副机长发现了这一错误，却因为对前辈的绝对服从、听之任之，最终导致机毁人亡。

而在这种绝对压抑的氛围中，韩国的女性社会地位，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相对较低，男尊女卑思想深入骨髓——在韩国，从小学里的班长到公司核心部门的领导，极少由女性来担任，社会资源和工作岗位，男性的优先级也明显高于女性。

当这些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便可以构建出一个明显的倾向于男权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上级对下级的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女性群体被视为低人一等、可以随意玩弄的对象，并且在性丑闻发生之后，怨恨和耻辱的指向对象更多的是受害者而不是施暴人、以至于大部分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在这样的环境中，性侵害的高发又有何稀奇了？

当年沈锡希遭到教练暴行的时候才17岁

纵然近年来，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女权运动游行时有发生，影视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也从过去的柔弱婉约变为独立坚强。而与此同时，韩国对于性犯罪的打击也越来越严厉。无论是立法通过“化学阉割”的刑罚、公布性犯罪者的个人姓名资料以及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必须携带电子镣铐等等，无不展现出韩国政府对于打击性犯罪的决心。

但根据韩国警察厅2018年所公布的数据资料表明，在过去几年里，韩国的犯罪案件数量呈逐渐减少趋势，可是，其中性犯罪案件的整体占比却依然逐年增加，而且，有专家认为，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很多性侵案件的受害人并没有选择报警，实际发生的性犯罪数量可能要远高于统计数据……

所以，我们不难意识到，对于整个韩国而言，如何有效地打击性犯罪，依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封闭的体育圈，女运动员只能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体育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

不仅仅是韩国，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里，许多有天赋、立志于走上职业体育道路的运动员，从小就要到专业的体育培训机构当中接受系统化训练，而这些培训机构，不管是为了训练技战术的保密性，又或者为了保证年轻的运动员能更好地将精力集中在训练中，大多都处于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管理状态。

于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相对封闭的成长空间、以及日常训练生活中教练所积累的巨大的个人权威，这些结合在一起，足以让年轻运动员的权益被有心的犯罪者在隐秘的角落里肆意践踏，经济犯罪是其中一种，性犯罪，也是其中一种。

“MeToo”运动在韩愈演愈烈

过去数年里，世界体坛就曾经多次爆出针对年轻运动员的性侵害事件，例如英国足坛的集体性侵青训球员事件，又例如美国体操队队医纳萨尔的性侵丑闻。

由此可见，在体育圈中，一旦监管制度稍有缺位，相关的性犯罪便极其容易滋生。而在韩国，由于固有的社会环境文化意识的缺陷，不管是尊卑制度、又或者是女性的弱势地位，更是在相对封闭的体育圈里被普遍放大，成为性犯罪高发的源头。

一个最为令人感到不安的事实在于，此次林孝俊对黄大宪的性骚扰事件里，普罗大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受害者黄大宪身上，却没有人意识到，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场的女性运动员，也是这次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这一点，恐怕是她们自己都未必在意。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男性教练占据主导地位的系统中，女性运动员想要取得成功，不仅仅要付出训练上的百般努力，更是要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好自己。性侵害一旦发生，她们甚至很难去正当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教练、尤其是明星教练，对运动员人身的操控程度是外人所难以想象的。只要能培养出足够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韩国体育协会往往会对教练本人的劣迹视而不见，被侵害的运动员也会被认为是为了取得成绩所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

就算鼓起勇气、赌上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站出来揭发这些施暴者，不仅会导致自己“形象受损”，从此告别运动明星的追求，更是被视为给体育界带来耻辱的叛徒，等待着她们的，将会是更大的孤立和欺辱。

事实上，回顾过去数次里韩国体育圈中所揭露出的性丑闻事件，揭发者大多都只能在退役或者转行之后才爆出真相，而施暴者最后所接受的惩罚，也大多属于象征性，罚款或者是暂时调离，而更是几乎不会有直接的刑事惩罚。

一个更令人无法深思细想的隐藏事实则是，当女性运动员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可以遭受肆意侵犯时，那么，其他的权力，比如她们的经济收入、她们的社会保障，其中是否还会有更多的黑幕等待挖掘呢？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悲剧的源头，但如果想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恐怕要对韩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做出革命性的改变，甚至是要对韩国文化源头做出批判性的改革继承——但这，在韩国社会里，是切实可行的吗？

无论如何，我们并不希望再看到韩国体育圈中，类似的女性运动员受到侵害的新闻再次出现，但只看卢武铉总统在诸多社会改革中的举步维艰，我们似乎很难对此做出前景光明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