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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赟的故事:17年后还原“拜金四少” 被国青开除一夜白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的时刻,带着一点忐忑甚至恐惧。说不清这样的等待持续了多久,当这一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长出一口气,叹得一声“释然”。

一个环在此时此地闭合了。站在虹口足球场的球员通道里,王赟突然意识到。这个环始于17年前的上海德比,终于17年后的上海德比。

他的职业生涯在终点处实现了一种完成——如果算不上圆满的话。

王赟

“不知道站哪里”

穿过贵宾厅大门,走上不到二十米,再穿过一道稍小些的门,就进入了球员活动区域。向右拐是主队更衣室,向左拐进客队更衣室。一切他都很熟悉,但就在这天,具体说是2019年3月8日,中超第一轮申花在主场迎战上港的比赛前、当他跟随队伍一起走进更衣室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

“我突然不知道该站在哪里。”

这是他漫长的足球生涯里第一次遇上的问题,自他1998年因为参加李宁杯而迈入人生中第一间更衣室算起,21年的时间里王赟从未设想过这个情形。虹口足球场主队更衣室里使用了4年的球员更衣箱就在那里,进门东北角的位置,但已经不再属于进入教练组的他,“于是,我就悄悄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那一刻,他想起了17年前3月初的那个下午。“2002年联赛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德比,这是我第一场职业比赛。那年开幕式就在虹口,我们当时在客队更衣室,就看到作为表演嘉宾的周杰伦在门口走来走去。那年的虹口看台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北看台那一块没有专门空出来,所以人是坐得扑扑满。现场有球迷放烟花,成串的彩带从看台上飞下来,有些落到地上,有些落在人的头上,那个人就拼命扯……”想到这里,他开心地笑了,他说自己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

最终的决定是二月下旬作出的。这天下午他和董事长吴晓晖谈完,确认了退役。“就是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坦然。”太太沈丹青在家中接到丈夫的电话,告诉她这事定了。“该来的总算来了。”青青叹出一句。很长时间以来,她和王赟就在为这一天准备,这个过程其实很不轻松。

“到30岁以后这种感觉就时常若隐若现,不知道一旦不踢球了会怎么样。那是一种好像没有终点的彷徨、忐忑甚至恐惧,所以一旦确定以后心态反而比之前不知道还能踢多长时间要好。”王赟开车回家,“觉得一颗心很平静,一切都放下了。”

他的身体机能依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今年冬训球队的各项测试中,他的成绩都在很前列。所以,这并非一次不可避免的退役。他承认,之前也有球队联络自己。“我真的考虑过,要不要再出去踢。但我可能看得更长远一点,因为我本身喜欢教练这份职业,今年的外教团队又很优秀,我很想跟着他们学到点东西。如果我不喜欢做教练,肯定就选择再踢两年赚点钞票了。”

他开玩笑似的和太太商量,“怎么办呢,以后不能想买啥就买啥咯!”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支持他——正如她在两人携手走过的16年岁月里每次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大小事件时所做的那样。“既然打算做教练的,那就索性果决一点,我们做一件事的时间点是很重要的。”她说。

王赟选择了退役

“我不想做流星”

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身体和意识。

“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个转变的过程。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机能处在最好的时候,但缺少经验和意识;后来,你意识上去了,但身体放在那里,它一直在退化。所以人很难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

在申花为他举行了退役仪式后的某个晚上,他和太太看《奇葩说》。“正好讨论的是一个关于长生不老的话题,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迄今为止,王赟自认在和时间的相处中算是从容的。“我是不想选择长生不老,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了,如果时间对于每个人也都是同样的长度,那人生中的不公平就更多了。正是因为它自带这种不公平的特性,因此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它也就是公平的。”

年轻的时候,还无需考虑时间公平性的时候,如果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至少先明确不要什么。王赟在19岁这年确定了一件事:自己不做流星。

2002年在虹口足球场的上海德比横空出世后,有记者在某次中远的主场比赛时问他,“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王赟回,“希望不要做流星。”职业生涯是一条上升的通道,他当时正站在起步的地方。“我看到有些球员在一段时间里很火,后来就泯然众人了,我确定那不是自己想要的。我就希望平平稳稳地上去,慢一点没关系,达不到最高的高度也没关系,关键每一步都走得稳扎。”这就像是对他日后职业生涯作出的预言,最后成了真。他从未大红大紫,但很早就在中国足坛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申花俱乐部队务章智勇对于王赟有个非常经典的形容,他说“王赟就像一只闹钟,调好之后,在场上‘嗒嗒嗒’一直在走的。像他这种就很稳的,平时说话和接受采访都很稳,不会瞎来的。”一是说王赟的体能好,二是说他的性格稳定。从专业角度来看,王赟的“稳”和他肾上腺素不够高有关,这样的运动员缺乏一点爆发力,但耐力非常持久,也不容易受伤,运动生涯会比较长。

现在,这台闹钟“嗒嗒嗒”稳扎地走了这么多年后,终于要结束自己的使命了。回望17年来走出的每一步,他有理由觉得欣慰,“我这一路是走得蛮踏实的。”他用了17年的时间,来实践自己“不做流星”的承诺。一个人看重自己的诺言,实际上也是一种高度自珍自爱的表现,这四个字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当这一切在年初终结之时,王赟留下的是354场顶级联赛的出场数据。他从网上看到,这个数字能排进中国足坛前十(确切为第7位)。“前几天我和汪嵩一起吃饭,我说‘我们这批人里还在踢的除了守门员,也只有你了。’他说‘你干嘛不踢了?你还可以踢的呀!’我跟他开玩笑,说反正再怎么踢这个出场数也追不上他了。”

经人提醒,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有另一项值得骄傲的数据,即他在顶级联赛中的进球数列上海籍球员首位,共51球。“我一直是踢前卫的,所以能进这些球也不是很容易。说起来,也已经很成功了。”

但他职业生涯最漂亮的进球却不在这里头,那是在2015年足协杯淘汰上港的那场史诗般的比赛中攻入的一脚30米凌空吊射。这是不会再有的进球,就像他在自己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中打进的诡异乌龙,也不可能在缓缓流淌的时间之河里出现第二次了。

人生中那些最好和最坏的时刻,都不是计划出来的,都是命中注定。

“我一下呆住了”

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他皆归因于命运。“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西安、大连、申鑫,才到申花,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

当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提出为他举办退役仪式的时候,他是有过犹豫的。“之前申花也有很多队员,比我能力强比我出色,但阴差阳错,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虹口举行这样一个仪式。”

王赟和家人在退役仪式上

王赟以为论自己在申花的资历,其实算不上资深。毕竟在兜兜转转了那么多年,错过了几次关键的时间点后,当他终于在2015年如愿以偿加盟之时,已经32岁了。他依然优秀,依然准备为球队倾其所有,但职业生涯的峰顶已过,申花对于他的需求一年年地减少。确切来说,他只以绝对主力的身份出战过一个赛季,即他加盟的第一年。

王赟和申花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论有意之人彼此如何花式错过史”,最早的一次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1998年。

“那年申花选拔83/84年龄段的小球员去巴西,我当时和汪嵩在东方明珠俱乐部,全国冠军拿到手软,入选的机会是很大的。但有个最大的困难,一旦选上去巴西的话,每人要支付三、四万留洋费用。九几年的时候,相当于我爸妈两个人加起来近一年的收入。后来想怎么办呢?他们卖掉新分的彭浦新村房子,买了套小房子,剩下几万块钱,打算留着交学费。”后来俱乐部担心影响实力,拒绝这批球员参加选拔,“我看到他们穿上申花的外套,就觉得很遗憾,心想自己可能错过了一生一次的好机会。当时不知道他们从巴西回来后,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多机会。”

王赟他们后来和申花83档在江湾踢了一场比赛,2比1赢了。回去以后就听说申花想买他,因为东方明珠是民营俱乐部,到最后总要找个职业俱乐部来整体收购的,当时就提出不单卖,要买就500万一起打包走。没成,他们这批人最后就去到中远。

从中远到后来的申鑫,他在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申花的对手,被虹口看台上的申花球迷骂得最凶的球员之一。中间两次险些加盟申花,“其实比2007年那次更近的是2011年夏天,我在大连踢不上比赛,申花来找我,两边都谈好了。8号晚上截止,我东西都理好准备回去了。实德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大连正在保级,老板意思这时候放人影响不太好,就不放了。我一下呆住了,就差几个小时。”

究竟为什么要出现这些没完没了的波折呢?他常常琢磨,也许“是为了看到金字塔”。这则隐喻来自他听人说起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少年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埃及金字塔下,才发现自己要寻觅的宝藏就在家乡那座老教堂的无花果树下。那么他渡过大海、穿过沙漠、经历生死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了看到金字塔。

“如果我一开始就来了申花,职业生涯就会错过那些城市和那些经历,错过一些决定性的时刻。”他也许不会遇见自己生命里的“金字塔”,他也许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

“人生就是靠装”

对于举办退役仪式的犹豫其实是很符合他性格的一种反应。

让我们回到他职业生涯中和申花相关的两个具体时刻:2015年加盟的发布会上,他眼眶红了;4年后的退役仪式上,他差点哭出来,但还是忍住了。他努力了又努力、终究没有在人前流下的眼泪,也许是对于这名球员性格中克制和分寸感的那一面最好的诠释。

“人生就是靠装。”

这话是孙继海当年跟他们说的,他在曼城的时候,当时的主教练埃里克森在聊天中就这样告诫自己队员,“一定要装”。

“其实想想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想为所欲为,这是人的动物天性决定的,但作为文明的产物,你又一定要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慢慢这种努力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人生而在世行为处事的准则。它变成你心里坚守的某个信条,不能逾越的一道底线。”

在如今这支申花队里,王赟反而成了上海球员中的另类。他聪明、冷静,善于审时度势,不轻易激动、听任自己的理智被情绪吞噬。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在岁月流逝中积累起来的形象,在其他地方的人们看来,上海人其实就应该是王赟所代表的:他们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形象和生活,但绝不以损害别人利益为前提。

他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曾经吧,王赟?那是一定的。至今人们还时常提起发生在2002年10月亚青赛期间的“拜金四少”事件,可以被视为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一个19岁的小孩,敢于在输球后代表全队向主帅的战术打法提建议!此后的背锅和挨整在这个强调长幼尊卑的世界似乎也成了一种必然。这事给他带来什么直接的影响呢?沈丹青脱口而出,“一夜白头!”

他们是事情发生后的两个月、也就是2002年12月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的,因此严格来说,她并没有见证王赟一夜白头的过程。“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怪的啦,年纪轻轻都是白头发。”有沪上记者在当年的报道中写,王赟回到上海以后,大家在体育场看到他,惊讶地发现他冒出好多白发。

“这个挫折就像其他几乎所有的挫折,后来再看都不是坏事,我至少是在一个很早的年纪就学会了收敛自己的轻狂。从长远看,性格的塑造才是更宝贵的,更能给你带来长久益处的,如同打上的烙印,永远不会磨灭。其他的,都只是暂时的。”

前两年,王赟参加D级教练班培训碰到当年的国青主帅王宝山,主动和后者打了招呼。“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放下了。”

每个人都是在其个性力量和命运偶然的塑造下,成为他应该和必须成为的人。因此,今日我们所看到的王赟,其实是经过了17年职业生涯的洗练和打磨而成就的一个人。

在申花所有的球员里,门将李帅和他是最接近于完成的人。前者用幽默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王赟的温煦谦和则散发出一种安静的力量,这让他在人群中不会被忽视。他们都是经历过并且善于从经历中自省的人,而学会自省可能是一个人迎接中年到来的最好方式。

“我不是老好人”

长期以来,外界对于王赟形成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好人。

他很排斥这个说法,“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如果这里的‘好人’指的是‘老好人’的话。我有自己的性格,我也有自己的原则。很多人不会拒绝,不会说‘不’,这样是很累的。”他更愿意强调自己是一个“克制”和“包容”的人,但它们常常被人们和“隐忍”混淆,尤其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他被当成了“没有脾气的那一个”。

经过“拜金四少”事件,王赟性格里那种张扬的少年意气就此被打压下去了。很多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历史终还四名球员以清白,足协当年调查此事的专员张健强也在2010年掀起的反赌扫黑中落网。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丑陋角色在于逼迫这四名球员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认罪”。太晚了,这些球员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永远改变了,“四少”之一的华尔康在事发不久后就心灰意冷地结束了自己的足球生涯。时至今日,他们都没有得到过一句道歉,无论来自足协还是王宝山。

在很长时间里,王赟顶着“拜金”的“罪名”生活、踢球,他尽量低调,但骨子里还是有叛逆的一面,他选择用其他方式表达自我。“在西安,我留长头发。还烫过,挑染了几搓白头发。”即使现在看,他仍觉得自己“还蛮帅的。”太太沈丹青回忆,“那时候我们都跟他说他留长头发真的不好看,他不相信,自认为很帅。”

2012年赛季开始前,他在康桥基地的热身赛上出乎意料地和申花队员扭打在一处,这事后来也常被他用来证明自己“是有脾气的”。

在很多现场目击者的记忆里,这场比赛是带有一点超现实色彩的。那场群殴规模之大,导致当时中超最大牌的外援阿内尔卡站在场上看呆了,而申花教练席上站着的曾经拿过欧洲冠军的蒂加纳气得双脚跳。望着球场上的一片乱战,阿内尔卡的二哥克劳德则气定神闲地站在看台包厢里侃侃而谈,“尼可新赛季可以进20球!”

三年后,当时参与混战的那些申花球员先后离去,而王赟来了。“我刚到申花,和有些老队员也有过不开心。我从小踢球因为喜欢盘带,一直被人家踢,但我也从来不怕挨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大家都是职业球员,你是无意还是故意,大家都懂。我这个人很讲原则,如果你是存心踢我,我也不会很好说话的,这就是从小性格里养成的东西。”他指出,“所以你看,其实我的脾气一直都在的。”

和很多上海足坛响当当的名字一样,这也是一个从弄堂里走出来的球员。对于王赟而言,他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住进公房。

他人生中第一套比较像样的住房是在2002年和申花打完第二场德比后买的,那场比赛里,他梅开二度帮助球队3比0大胜。为了奖励队员,中远俱乐部发放200万赢球奖,王赟拿到12万。赛季结束他用这笔奖金加上职业生涯第一年赚的薪水和其他赢球奖给家人买了套房子,“66万,印象老深的。”他说,父母当年为了筹措送他去巴西的费用卖了新分的住房,这是他理应报答他们的。

弄堂生活孕育了上海人性格中十分坚韧的一面,这种韧性根植于长期同局促的生活条件所作的种种艰苦斗争中,他们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持体面可以做任何努力。这种性格平时隐藏在上海人看似绵软的外表之下,然而当出现挑战的时候,性格里深藏的东西就立刻被激发出来了。

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王赟在大连实德这一年,2011年,他鲜有出场机会,从核心球员沦为在一场比赛中被主帅换上又换下的替补。不止一名球员曾经吐露过这种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但这种耻辱通常发生在球员职业生涯的早期,当时王赟已经28岁了。

“很多人面对挫折自暴自弃,但这年我是一下子想通,越这样越要努力,等机会再出现的时候就能把握住。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很坚毅的东西,这一年是我练得最艰苦的一年。我知道自己是替补,甚至有时候都不给我报名,但我就是要逼自己多跑,多抢。我相信,总归有用的!”

17年的故事,说不完的;17年的经验,他要留着慢慢传给申花队里的年轻人。有过一些闪闪发光的牛X时刻,会一直刻在他记忆里;再难以消化的失利的苦涩,时间久了也就淡化成一场普通的比赛。人生就是越往下走,一颗心越释然。

申花为王赟举行完退役仪式,太太沈丹青回到家看电视重播,“我不敢看,汗毛都竖起来,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胖。”王赟笑她,“别人看过就忘记了,最在乎的人是你自己呀。只有你会纠结自己看上去胖啊,采访的时候话没有说好。”

这话有一半他也是对自己说的,“我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没有你也一样的。”从2002年的亚青赛事件,到2006年的国家队乌龙后永不获招,再往后又被大连实德雪藏……如果他曾经觉得自己不可或缺,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幻觉,因为现实一次次对他作出了再明确不过的嘲弄。

想到这里,他再一次坚信,自己退役的决定没有做错。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对待了。

“他们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年轻教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里,他们接受球员反馈的能力肯定相对较强。”王赟正迈出通往职业教练的第一步,他想得很多。“我不一定认同你的想法,也不会反对你选择的权力,我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我不逼你去做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不应该做什么。我会把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的结果分析给你听,然后由你自己作出选择。”

走下训练场,生活中的另一个年轻人同样需要他的关心——已经十岁出头的儿子王子奥。正急速进入自己的青春期,他身上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沈丹青注意到,“退役仪式那天,儿子去虹口的一路神情严肃,看向窗外。”后来他坦白,自己知道要接受采访,“万一我没讲好,会影响以后的足球生涯的!”

他正在接受正规的足球训练,未来,王子奥希望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球员,也许比父亲更出色。对于这个少年而言,王赟的存在是一个伟岸的阴影。“他不跟我讲,但他跟他妈妈讲,想换球衣号码。”王赟说,“因为我穿20号,所以他不管到哪里,自然而然也都给他20号,但对他而言,这个号码可能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他崇拜自己的爸爸,但他更想实现一种超越。”而身披20号球衣这件事让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唯一性被削弱,沈丹青说,王赟或许更应该和儿子沟通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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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iha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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