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俄罗斯禁药AB面：不许用药就像不许呼吸一样荒唐？

[摘要]俄罗斯championat.com网站的主编叶甫盖尼·斯留萨连科先生，他多年跟踪报道俄罗斯兴奋剂问题。从这个“内部人”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场巨大的风波背后的争议以及个人选择的困境。

核心要点：

1、俄罗斯老一代教练在服用药物加强训练的年代成长起来，禁止教练给运动员服用药物，就像原本一直告诉孩子“2×2=4”，现在答案突然变成5了。这在他们看来就像是不许人呼吸一样荒唐。

2、在俄罗斯服用兴奋剂很少涉及道德选择问题，没有人是被强迫服药的。“当教练给运动员饮料或者进行皮下注射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良心过得去罢了，没有人是傻子。”

3、“想象一下，你在街上突然被抓，说你杀了人。你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他们却说：‘你说什么都没用，反正你有罪。’”，受到终身禁赛和剥夺2014索契冬奥会成绩处罚的伯蒂利岑娜坚信自己是一名干净的运动员。

文/叶甫盖尼·斯留萨连科 发自莫斯科

编辑/张蕾 谢凤梅

平昌冬奥会首个比赛日，在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中，28岁的俄罗斯选手叶利斯塔托夫，以2分10秒485的成绩位列第三，为俄罗斯队夺得首枚冬奥奖牌。赛后，叶利斯塔托夫含泪表示，他将这枚奖牌献给所有被取消比赛资格的俄罗斯运动员。

为俄罗斯夺得平昌冬奥首枚奖牌的叶利斯塔托夫

“我站在那里，领奖时差点忍不住流泪。这是一枚很复杂的奖牌。我的表现，说明我没有退缩，没有投降。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自豪。”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叶利斯塔托夫赛后相当激动，“这是一场重要的胜利，也很艰难的胜利，太激动了，控制不住情绪了！赛完之后，我马上就戴上了眼镜，就是为的不让人发现，一个俄罗斯男人竟然会流眼泪！我要把这个胜利，献给所有被消参赛资格的俄罗斯运动员！”

平昌冬奥开幕式前，CAS（国际体育仲裁庭）秘书长Matthieu Reeb用了三分半钟时间，宣布驳回47个俄罗斯人的请求。这些运动员和教练员控诉国际奥委会，因为后者拒绝邀请他们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

2月9日，在平昌冬奥会主新闻中心，Matthieu Reeb说，“有一点小小的延迟，很抱歉。我们需要确认这个决定是合适向外界公布的。”

此前，国际奥委会认定俄罗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系统性操控反兴奋剂工作”，决议禁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参加冬奥会，只允许运动员以个人名义提出申请，国际奥委会会为他们认为“清白”的运动员发放冬奥会邀请函。

此次驳回47位没有获邀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的申诉，CAS给的理由是，不邀请不是一种制裁，而是一种参赛资格的认定，邀请名单的制定“是为了在国际奥委会全球反兴奋剂行动的利益和俄罗斯运动员个体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

目前，俄罗斯冬季项目里处境不佳的运动员分各种各样的情况——被禁赛被剥夺成绩的、没有被禁赛和剥夺成绩但不被邀请参加奥运会的、被禁赛被剥夺成绩后上诉国际体育仲裁庭获得支持但国际奥委会对这一判决不认可的。涉及到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牵涉国际组织和程序之复杂，前所未有。

打开俄罗斯的禁药问题，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遗老遗少们认为，不许用药就像不许呼吸一样荒唐

俄罗斯体育界存在兴奋剂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基本上，从耐力项目到力量项目，都有人使用兴奋剂。

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前苏联时代。只是当时还不叫“兴奋剂”，叫做“先进科技加工品”。30年过去了，“加工品”这个说法已经过时。现在，人们都叫它“兴奋剂”。

时代在不断发展，但老一代教练在服用药物加强训练的年代成长起来，他们根本无法改变训练方法。这在他们看来就像是不许人呼吸一样荒唐。即便普京将他们召集起来，郑告他们：“别再使用这些药物了！”他们也无法改变。禁止他们给运动员服用药物，就像原本一直告诉孩子“2×2=4”，现在答案突然变成5了。

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国家行为”。这属于不太了解俄罗斯的情况。

“兴奋剂”曾是俄罗斯体育界中大规模而不正当的存在。但如果非要说，现在还存在这样的“国家行为”（就像苏联时期建立秘密科学实验室网络一样），那就不会有任何兴奋剂被发现了。要知道，“国家行为”总是能领先一步。

事实上，俄罗斯的反兴奋剂机构自从2009年成立以来（当然，它还没成立的时候，情况非常糟糕），一直勤奋工作——直到它被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撤销委托。它平均每年可以自主检测1.2~1.5万个样本。仅在2015年一年内，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就通过多次反兴奋剂测试，对国内比赛中违规运动员进行惩处，并多次举办了教育研讨会。

国家的法律层面也有规定，在俄罗斯传播兴奋剂要负刑事责任。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28条，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等物品，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据联邦药物管理局非正式统计，平均每年约有20余起刑事案件与体育赛事中非法使用违禁药物有关，每年在俄罗斯黑市上流通的违禁药物价值约5000万美元。这些违禁药物大部分都销售给了专业或者业余运动员，其中，业余运动员滥用药物的情况更严重。被抓获的非法药物贩卖者供称，只有10%的违禁药品的使用者是专业运动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跑步、铁人三项以及其他体育运动爱好者开始使用违禁药品。

2016年年底，俄罗斯在刑法中又增加了两个条款：体育比赛中教唆使用兴奋剂的人和使用兴奋剂者都将承担刑事责任。结果过去了半年多，都没有相关的判例出现。许多律师已经预见到该条例在执法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想要证明使用禁药难度太大，给了人们滥用药物的巨大空间。

兴奋剂曾是俄罗斯体育界中大规模而不正当的存在（图片来源网络）

既然俄罗斯禁药不是“国家行为”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出在主管训练的人身上。

我们的教练员直到现在还受教于前苏联的训练教材。这套教材中甚至还保有这样的训练方案：用小锤敲打头部以保持身强体壮。

许多违禁药物在教材中也没有被禁止。俄罗斯至今仍有一部分教练受其影响，认为不使用化学方法就达不到最佳效果。这种观念代代相传，没有人能成功打破这样的魔咒。

当然，对于没有受前苏联影响的年轻教练来说，这样的事情令人发指。新一代俄罗斯体育工作者正在逐渐改变风气，虽然不是焕然一新彻底改变。

“所有人都是知情的”

问题的核心是旧体制遗毒，运动员自身是否被蒙在鼓里？

“我从不相信运动员们事先不知情。”一位要求匿名的著名俄罗斯队医说，“所有人都是知情的。除非是个别尚在青春期的小运动员，还没明白过来教练给他们吃了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是要么就是无条件地接受欺骗，要么就是装傻。当教练给饮料或者进行皮下注射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良心过得去罢了，没有人是傻子。”

当运动员达到一定水准时，只能选择他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或者教练给出的“游戏规则”，要不就只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服用兴奋剂很少涉及道德选择问题。没有人是被强迫服药的，但是如果从小在自成一套规则的封闭世界里长大的人，很难相信还有别的选择。曾分别效力于俄罗斯和德国的田径运动员谢尔盖·利维诺夫说，“和我一样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一个经典案例，被俄罗斯人称为“克里米亚入俄后第一起兴奋剂案件”。2015年，19岁的俄罗斯运动员维奥列塔因尿检样本中发现合成代谢类固醇被禁赛4年。她的教练正是她父亲，一位有30年执教经验的教练。

对俄罗斯运动员而言，这一点都不残酷，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一些需要耐力的运动项目中（田径、游泳、划桨和自行车等），有运动员从16岁开始就服用禁药。得到服用兴奋剂运动员的准确数据是很难的，因为兴奋剂检查主要针对俄罗斯国家队运动员。根据此前多年来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检测，约有一半的尿检呈阳性的样品都来自青少年运动员。这很可怕。

关于年轻人的心理，有这么一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俄罗斯某田径运动员18岁时获得了青少年组冠军，赛后被查出了合成代谢类固醇，既而受到惩罚。如今，他已经年满三十，在圣彼得堡经营一家公司。在某论坛上，他留言道：“我对体育精神是深信不疑。使用兴奋剂的人不一定就是所谓的‘意志薄弱的白痴’或者‘软蛋’。”

同时，他表示大多数运动员服用禁药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孤注一掷。他们是真正的意志坚定的人。他们开拓进取、推动社会的进步，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精力和热情是其他行业所不能比拟的，除了商业，因为那里也需要体育精神。“至于我，我当时是主动退役。我青少年时期的梦想就是获得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很自豪，我能走到这一步，像个英雄一样……”

中止俄反兴奋剂机构 问题更严峻了

在讨论俄罗斯兴奋剂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机制和规则已经在有效地实施，俄罗斯体育正在逐渐转变，但要求情况短时间内好转是不理智的，尤其是人们观念的革新，需要漫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要面对巨大的外部施加而来的压力。

俄罗斯前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罗琴科夫（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5年底，世界反兴奋组织撤销了对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委托。从2016年2月开始，英国反兴奋剂机构接手了俄罗斯的样品检测任务。从那时起，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和反兴奋剂实验室的工作全部暂停。

英国反兴奋剂机构的专家们确实没有腐败记录，也没有犯过专业错误，看上去确实能够净化俄罗斯体育界。但俄罗斯的困境似乎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

从工作量上来说，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平均每年可以自主检测1.2~1.5万个样本，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俄罗斯所有奥运冠军都要按程序受到严格的兴奋剂检测。相比之下，英国反兴奋剂机构每年仅能从俄罗斯采集和检测不到3000个样本。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的工作效率是英国的4~5倍。

其他运动员怎么办呢？他们要么私下将样品交给检测机构（有需求就有服务，地下交易和腐败现象就会出现，虽然这正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想要打击的），要么尽一切可能避免兴奋剂检测。

当然，俄罗斯国家队的运动员肯定会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标准被反复检查。如今，青少年运动员也要做好准备面临这一切。

另外，英国的相关工作不是免费进行的。仅是制定兴奋剂检测方案（即确定工作人员找谁去哪儿进行检测）一项，他们每月就要收费3万英镑（约300万卢布）。为运动员制定所谓的内科独家档案都要收费近8万卢布——就是记录运动员伤病可用的特例药物。这笔费用不算在英国反兴奋剂实验室日常支出中，而是要交给瑞典公司IDTM，因为是他们的员工进行样品检测。所有费用都由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预算支付（而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花费由政府财政部门拨款）。考虑到当前卢布的国际汇率，这笔开支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种外部管理机制将持续多久？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何时才能恢复工作？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何时才能重新建立对俄罗斯机构的信任？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过半年，也有可能是一年或者两年。有关各方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帮助俄方逐步恢复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认可的身份，履行相应职责。俄罗斯人只能一边等待，一边支付高昂的“服务费”。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让人惋惜不已。在俄罗斯看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没有帮助我们解决兴奋剂问题，只是和稀泥平衡各方。这样做只会导致一个结果：终结俄罗斯体育事业。谁让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呢？

“我对奥林匹克运动感到失望”

受到终身禁赛和剥夺2014索契冬奥会成绩的处罚，让一些运动员向国际体育仲裁庭提起了申诉。俯式冰橇运动员、索契冬奥会参赛选手奥尔加·伯蒂利岑娜便是其中之一。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突然被抓，说你杀了人。你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他们却说：‘你说什么都没用，反正你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证明自己呢？”伯蒂利岑娜说，那种感觉不是生气，而是“完全不知所措，感到很憋屈，因为完全无力改变现状。”

伯蒂利岑娜对记者诉说心中的委屈（叶甫盖尼·斯留萨连科供图）

禁赛决定是基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麦克拉伦报告》，她的名字被列在罗琴科夫（前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负责人，现居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名单上。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找了伯蒂利岑娜和她的队友参与调查和听证会。听证那天，“从晚上十一点待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们一直空坐着。因为还要去比赛，所以我们就请求早点结束。有留下来的队友待了将近九个小时，但我们仅仅是在最后才有机会说上一两句话。”

终于轮到伯蒂利岑娜，她原本打算“平静地发言”，但一开口，“声音就开始颤抖，差点就没忍住哭出来。”

她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尽管她憋了满肚子的话。

“有时候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免得人们之后对这些话借题发挥。”

她只告诉委员会：我是一名干净的运动员，不止一次通过了国内外的兴奋剂检测。

“终身禁赛——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是我觉得最委屈的地方。美国运动员贾斯汀·加特林两次违反了兴奋剂规定，都没有这样。他已经是第三次身陷兴奋剂丑闻了，然而他仍未被禁赛，还能发言反驳针对自己的官方控诉。当我们被指控违反兴奋剂规定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证据。一切都还只是推断，我就被终身禁赛了。不是禁赛两年，也不是一届奥运会，而是终身禁赛——这太不合常理了！”

“您对奥林匹克运动感到失望吗？”我问她。

“是的。”伯蒂利岑娜回答。

这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回答。

伯蒂利岑娜诞生在一个运动员家庭，奥运会对她来说是“一生的梦想”。为了能参加奥运会，她放弃了高山滑雪，因为那个项目的竞争实在太激烈，数不上她。

“在我心中，奥运会是和节日盛会划等号的。就像有人梦想能获诺贝尔奖一样，每个领域都有终极目标，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是我一生的追求。”

禁赛的判罚公布后，伯蒂利岑娜收到很多消息、信件和电话。一些人说，“加油，我们都理解你，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冠军，俄罗斯与你同在。”还有一些人说，“嗑药的骗子。”“需要什么帮助吗，可怜的替罪羊？”“卖了你的奔驰吧”。

虽然在竞技场上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伯蒂利岑娜并没有奔驰车，甚至连私家车也没有，“我就住宿舍、出行乘地铁，没有人给我任何好处。”

听证会上，伯蒂利岑娜见到了格里格耶·罗琴科夫（前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负责人，现居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对他说：“凭什么？为什么是我？我们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这样？”

她认定这是一场阴谋：“我们队六人中，只有尼基塔没有进入名单。他在最近一届世界杯中刚刚入围奥运会，在最后时刻赶上了末班车，因此没有受影响。此前没人认识他，也没人打他的主意。他们就是要让所有杰出的俄罗斯运动员无法参赛。”

“面临当下的形势，您作为俄罗斯运动员是怎么想的？”我问伯蒂利岑娜。

伯蒂利岑娜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愿意接受任何测试（叶甫盖尼·斯留萨连科供图）

她回答说：“我为自己是俄罗斯运动员而感到骄傲。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希望大家都继续投身体育事业，这一切总会过去。我们终将证明，俄罗斯健儿是最强大、最勇敢和最美丽的。”

2月1日，包括奥尔加·伯蒂利岑娜在内的28位运动员的申诉获得国际体育仲裁庭的支持，后者认为，“国际奥委会提出的证据与这件事（即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的相关性在每个案例中的分量不一样。仲裁员发现，在28个案例中，（国际奥委会）搜集来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这些运动员违反了反兴奋剂规定的结论。出于对着28位运动员的尊重，他们的申诉得到了支持，（终身禁赛）处罚宣告无效，他们在2014年索契获得的成绩恢复。”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坚持他们此前的结论不做更改。2月4日，IOC主席托马斯·巴赫在平昌强势表示：“CAS的决定令人非常失望和吃惊。”他警告说，这样的决定会给反兴奋剂工作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而且说明CAS内部结构应该进行改革以“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限，使其前后一致，经得起推敲”。

169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会

巴赫坚持认为，邀请169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会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向该国的体育圈证明，干净的运动员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伯蒂利岑娜还有一段路要走。CAS要到2月底才会公布决议详情，国际奥委会也会根据详情来进行回应，不排除在未来提出上诉。

“伯蒂利岑娜，您服用兴奋剂了吗？”我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结束了对伯蒂利岑娜的访谈。

“没有，从来没有。我愿意接受任何测试：只要能证明我清白，测谎都可以。我想要个孩子，服用兴奋剂肯定会影响身体机能。我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一个干净的运动员，并愿意证明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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