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王治郅
中国人，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经历，一种感受。
中国人了不起，但也不容易，大郅符合这三个字。
很多外国人——比如美国人——是相当个体化的，而中国人是群体化的。个体化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成长、奋斗、结果，基本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与造化，群体化则不然，你除了要个人努力，还得看周遭环境，所处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达到的高度。
中国人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飞得比天还高，但终究摆脱不了地心引力。然后再飞，再掉下来。
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劝人不要飞得太高，或者不如栖集枝头，收起翅膀，看别人飞，看别人不停地掉下来。
篮球场是一个充满想像的世界，如果你有足够的天分，人们就会想像你能飞多高，这种想像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潜意识里把NBA的天空当成中国篮球的天空。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各自有各自的天空。
我最早听到“王治郅”这个名字，是在1994年。当时我去旁听国家体委（现在的体育总局）关于广岛亚运会备战的汇报，二司司长杨伯镛是主管领导，他问中国男篮主教练蒋兴权，中国队能不能确保金牌。老蒋指导是老派人，一是一二是二，列举了不少困难。杨伯镛顺口说：听说王治郅在青年队练得不错，要好好培养。
当时，大郅还不到17周岁。他在两年多以后，被宫鲁鸣选进了中国男篮，去了亚特兰大奥运会。
大郅虽然一直效力八一队，但他是典型的北京孩子，大院子弟。北京孩子分两种，胡同里的，大院里的。大院就是各种部委机关的家属区，大郅的父母亲都属于北京体工大队，南城的先农坛是他的“大院”。但他进入专业队后，却成长于北京西北郊的红山口，那是八一队的基地。因此，他身上汇集了三种特征：北京人的爽朗、幽默和叛逆，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军人的守纪本能。
你可能会说，大郅在美国打球，后来出那么大事，怎么会守纪呢？但我是亲历者，可以作证，当时大郅的一举一动都是汇报给篮管中心和八一队的。他想去打小牛队的夏季联赛，因此跟信兰成请假，晚半个月和国家队汇合。当时的国家队还没有给谁开过绿灯，信兰成并没有不同意，而是说，按规定是打完美国的比赛就得回来，但你别让媒体知道了，拿这个事炒作。小牛队没有拿到大郅可以打夏季联赛的确认，也就不敢让他代表小牛队打夏季联赛，于是大郅就去洛杉矶加入了快船队的夏季联赛队。但就在这半个月中，美国一个女记者刨根问底，小牛队只好说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巴不得周琦能出去马上出去，因为时代和环境不一样了。后来姚明、大巴都在国家队集训的时间上受到优待，都是因为大郅那件事，要搁现在，网络一起哄，大郅就顺理成章地打他的夏季联赛，然后回来参加集训，两不耽误。但十几年前，这是不能想像的。
换作任何一个人，受那样大事件的打击，不可能东山再起，但大郅在2006年回国，代表八一队夺冠，2008年奥运会上表现出众，2010年在广州亚运会挂着12枚金牌接受顶礼膜拜，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那是因为大郅读书。爱读书的运动员，思考和见识很容易超越他人。关键是大郅爱读古书，读历史，看过去的老事儿，这和看杂志读报纸又不一样。他喜欢读《明史》，因为现代中国人的处世、交往，大部分规则都来自明朝。
喜欢读历史，读明史，把大郅变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他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以前大郅是个典型的北京人，骨子里有优越感，喜欢较劲。现在他跟谁都不较劲，不勉强，特别淡。大伙儿把金牌一股脑儿都挂他脖子上，他也高兴，但摘下金牌，这都不是事儿。该到了退役的年龄，打不动了，上西藏打表演赛，还把心脏病勾起来了，但没说让退役，那就不退役，让上场就上场，让当教练就当教练。
在这个打电话除了老板就是推销的年代，大郅连微信都没有。
他曾经想飞呀飞地飞得很高，但掉下来了，现在收起翅膀，栖集枝头，像个真正的中国人那样，看别人飞，掉下来，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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