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另一范本
当代中国，有关富豪梦想的故事绝非唯一，只是，当你细细体味他们的历程，或许能感受到超越个体的弦外之意。
对于财富的梦想，每个改革的时代都具有两面性，它击倒了一些人，成就了一些人。这一点，在中国急遽变迁的30多年里，尤显突出。
2009年11月5日，总部位于广州的恒大地产在香港上市，当天收盘市值705亿港元，使其成为在港上市的最大内地非国有企业，而拥有恒大地产近七成股份的许家印，身家瞬间升至480亿港元（约合422亿元人民币），超过同一天公布的2009年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王传福的身家（396亿元人民币）。
许家印，就是属于这个时代所造就的人，他可以被看成是中国30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可以归结入同一时代企业家的拼搏路径。
原来我们说，认识个体的命运，要先认清其所处的时代。然而，当我们都处于同样时代，当我们都生于同样的环境，认识个体的命运可能就需要更多结合个人性格以及生命经历。
生于河南周口农村，学于武汉钢铁学院，初起于国企舞钢，磨砺于特区深圳，最终在广州带领恒大地产闯荡中国。这期间，除了改革带来的各种机遇，横亘在奋斗者许家印面前的还有座座大山——儿时的至贫，社会未进步前的蒙昧，体制改革前的僵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险恶。然，尼采说：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这便需要有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思维。
公众场合的许家印总是在儒雅地微笑，但在笑容背后，是他把握命运的强悍意志和奋力搏杀的决绝。他的人生辞典里，或许很难找到畏惧、安逸，有的只是向困境说“不”的惯例。成功和荣耀，几乎是他的最大嗜好和疗伤良药。
他掌管的恒大帝国，近年的狂飙突进让人侧目，并被部分人形容为“疯狂”。当全球金融危机让恒大的首度上市计划受挫时，他被对手讥讽为“冒险家”、“野心膨胀者”，被部分舆论视为地产江湖巨变的“牺牲品”。不过，成功上市的结果还是遽然而至，为这个男人和他掌舵的恒大巨舰，准备了一场迟到的加冕礼。
如果仅止于此，他仍然还是个符号化的人，是个传说。于是，本刊记者历时半年，辗转五地，重踏许家印的成长足迹，尝试探入其“过往世界”，让这位地产首富至少在公众眼中就此鲜活。
解密真实的许家印，不仅是在还原一代人的成长困境和机遇，不仅是在分析性格如何改变命运，也是再次解构那个我们每人都会有的，或在萌芽、或在实践、又或已经湮灭的关于成功的梦。
【内容导读】
解密许家印
许家印，就是属于这个时代所造就的人，他可以被看成是中国30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可以归结入同一时代企业家的拼搏路径。
不认命的农村少年
司机？保安？掏粪工？你可曾想过这些职业与当今中国地产界一度最富有的男人之间有何关联？
半个孤儿、刺骨的贫困、失败的生意初体验、你是否比他拥有更悲惨的童年和青少年？
当以上职业和境况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怎样的决断？感叹命运不公还是下决心改变？
小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许家印看相，一番端详之后，做出结论：孩子，你将来是要端金碗的啊！这种命定论的流传，一方面是家乡人面对许家印的成功自然生发的荣荫之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反面写实——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一样，少年许家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那个时代下如锥刺股的贫困。
而不甘心与贫困为伍一生的农村少年许家印，心里已种下了一颗“逃离”农村的种子。当机会突然来临时，他抓住了。
少年的今天
曾经被预言要捧金碗的许家印，今天确实捧了个金碗——恒大地产。
让我们就先从现在的恒大地产说起。
最新的公开数据表明，作为中国土地储备最大和进入省会城市最多的房企，恒大目前拥有5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在全国25个主要城市开疆拓域。
而要了解这个中国地产江湖里的巨鳄，不妨先看下其几个重要节点——
总部位于广州的恒大，2004年向中国的二线城市派出员工100多人，开始进军全国；2006年4月，与高盛银行签订境外上市的合作协议，与国际资本联姻；2009年11月，恒大地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以超过700亿元的总市值，成为内地在港上市的最大非国有企业。
拥有大约7成股权的许家印，也由此一夜成为内地当时的新首富。
4月12日，许家印在香港公布了恒大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司总资产逾630亿元，增长120%，纯利同比增近一倍，销售额达303亿元，同比增幅逾4倍。2010年的第一季度，恒大卖了84亿元，拿了中国房地产界销售面积第一、销售额第二的名次，开始与垄断老大位置多年的万科平分秋色。
人们会揣测，这家1997年才正式运营的房地产公司，十多年时间，从单盘草创快速蹿升为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是如何做到的？精品标准化、抢占二线城市、高性价比策略、品牌加营销……这些“许氏风格”的关键词，就是传说中令对手生畏的杀手锏。
今天的许家印，另一个身份是武汉科技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顶着“儒商”的帽子，他总结的“恒大模式”和管理学教程，就是在商海里拼杀出来的生存发展哲学。因每三年都会推出大型计划和阶段性的战略活动，他甚至被圈内人称为“战略家”。
直到现在，恒大实行的还是许家印坚持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即公司运营中的重大事项都由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有人把这种模式戏称为“中央集权”。这种对各分公司的垂直化管理，保证了恒大全国化扩张中不走弯路、规避风险、节省成本和最终的标准化运营，当然也保证了许家印的绝对权威。
他甚至制定出了高达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小到员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大也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这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些苛刻与极端。但这恰恰是他的特点，追求完美和规模，又不放弃细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恒大扩张的初期，员工们会看到许家印戴着一双白手套，在项目的角落里四处摸查，如果手套被染黑，那结果只有一个：责令整改。
恒大的一位合作伙伴曾说，“在中国的公司中，没有一家的执行能力能超过恒大。”这话有些武断甚至会遭到其他公司反驳，但有个事实不得不说，恒大董事局的一个指令，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南在海口，北在长春的最基层。
恒大的高管们早就习惯了在凌晨接到老板的电话，了解许的人对他的成功有一个字的评价：拼。这个“拼”字，带着地产江湖的气息，也点出了许家印的奋斗姿态。
而我们的探秘历程，正起于他奋斗的初始地，河南太康。
在这块中原的黄土地上，曾输出过草莽英雄吴广，也养育过清俊诗人谢灵运。在这里，那个自幼缺乏母爱的倔强男孩，与现在动辄捐款数亿的“中国十大慈善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那个曾在当地尝试贩卖石灰做小生意的少年，又有什么样的商业因子在当今首富的身上延传？
半个孤儿
2009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0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
汽车在人流中缓慢地行驶。当地集市上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你甚至能闻到大饼与油条的香气。路边小摊的身后，是两层的商业楼，批发部、水饺饭馆、理发店、摩托专卖店等小门店一个挨一个。
高贤镇聚台岗村，许家印的老家。
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景致。水泥路不是很宽，仅供两辆汽车擦肩而过。马路两侧是两排碗口粗的杨树，路旁不时出现的红砖堆和垛得老高的地瓜秧，显得格外扎眼。在视野甚广的地方，你还能看见大片绿油油的麦苗田。
表叔赵新国说，许的家世可谓“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老革命，16岁就参军入党，参加过八年抗战，做过抗日部队骑兵连的连长，负伤后复员回家在村子里当仓库保管员，负责拿钥匙、记工等事务。“他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对这些工作很负责。”赵评价说，许的父亲正义、耿直、认真，对年幼的许家印有不小的影响。
还不到1岁，一个对许家印影响巨大的事件遽然而至——母亲得了败血症，因家贫无钱就医，匆匆撒手而去，许家印从此成了“半个孤儿”。一个私下场合，许家印曾坦言，自己性格中的独立和倔强，可能与从下就缺少母爱有关。“你们这些从小有母亲看着长大的人，多幸福呵！”很多次，望着年轻的下属，许家印都这样感叹。
照看许家印长大的是奶奶。奶奶会做酸醋，空闲时就会到集市上卖，贴补一些家用。价格很便宜，一瓶一两分钱。生意虽微薄，但一年下来也能攒下买一两斤猪肉的钱，这些肉放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冷藏或者盐腌，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炖，能吃上两个月。
许家已是连续多代单传，奶奶非常疼爱幼年丧母的许家印。她之于许家印，就如同一位老母亲。奶奶脾气也很大，如果小家印不听话，她生气了也会“动粗”打人。四五岁的小家印很倔，挨打时会坐在地上哭一天，拉都拉不起来。
“以前家门口有个石头，奶奶就坐在石头上等我放学回家。”多年之后，许家印仍能清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上小学的第一天，当他把刚学会的那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念给奶奶听时，年迈的奶奶兴奋得忘乎所以。
奶奶很高寿，活到96岁才安然(微博)逝去。那一年，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已步入了高速发展期。
现在，几十年的许家老房因年久失修，已破败得厉害，北面墙壁有着一道巨大的裂缝。正房屋内的东南角，现在还有一张简陋的小床，那正是当年许家印的睡觉之地。床长不足两米，宽约60厘米，由七八条木条拼接而成。
这就是许家印离开黄土地之前的梦想孕育之地。无数个夜晚，学生时代的许家印就坐在这张简陋小床上，在小煤油灯摇曳暗淡的灯光下攻读。
现在许家的房子已无人居住。院子里两棵粗壮的榆树，已有40余年的树龄，仰头望去，冠盖如云。
少年的爱好
许家正房的北面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幅老太太的素描画。在农村挂着这种画作，着实有点兀然。这幅画出自少年许家印之手，画中的老太太正是他的奶奶。村子里的幼年伙伴说，许家印不仅给奶奶画过像，还画过下山虎、老公鸡。据说，没看过美术教材的许家印无师自通，用的是很规整的“方格法”：在一张白纸打上格，然后再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画出来。
这个泥地里滚打长大的孩子，还有个爱好是倒腾“科技”。小学时，他用块铁片做开关，把破电线、铁丝连在一起，连到被丢弃的手电筒电池上，就能制作出一个照明的“小家电”。
一边是绘画，一边是科学，少年许家印找到了其中相通的乐趣。
那时的豫东地区极度贫穷，十年有九年涝，历史上很多人被迫离家讨饭，曾出现不少“乞丐村”。许家印就读的小学，其实就是几间破草房，课桌是用黄土夯就的泥巴台子，这种简陋的“桌子”非常长，一张能坐下七八个孩子。“黑板”则是由水泥制成再用黑炭染黑而成的。碰到落雨天，外面大雨，课堂里下小雨，到处都是烂泥。
此种恶劣的求学环境，令许家印记忆犹深。多年后，广东省搞“十大民心工程”，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农村的危旧房的改造，许家印捐出了1000万，用以资助改造那些不遮风不挡雨的房子。
现在，在聚台岗村的村委会门口还立着一块很显眼的“功德碑”。碑有三米多高，正面刻有“许家印”三个大字。下面有如此铭文：为国育才，造福后代，流芳百世。为聚台岗修路建校。聚台岗全体村民。2005年8月28日。
据村民介绍，在1999年，已成为恒大地产老总的许家印，为村里捐了100万建造了一座拥有三层教学楼的小学，这座小学后来有了个新名字：“家印学校”。
当着本刊记者，几位幼年好友提到许家印，不约而同地用了“清高”这个词。除了玩弄“小家电”和画画，他还喜欢钓鱼。他的玩伴很不理解：多没意思啊，傻坐在那里！但多年之后，当许家印功成名就，这位玩伴想起当年“你瞎捣鼓啥啊”的调侃之语，感叹不已。
从性格上说，小时候的许家印属于调皮型。他喜欢当孩子头，没事儿就带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队，练习立正稍息，以此为乐。这也许算是他最早萌生的管理意识。
许家印的小学成绩堪称优秀。他的小学同学高正富回忆说，当年同学们都有给新书包封皮的习惯，许家印的书皮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书皮坏了，他会再换一个新的。
“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当时我们哪里知道，那里面真有黄金啊！”40年后，在老家务农的老同学高正富如此喟叹。
第一单生意
如果说许家印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商业天赋，这有点夸张了。其实，他少年时做的一些贩卖石灰、苹果类的生意，更多地是摆脱贫困的本能反应。
大几岁的堂兄许家让，曾和许家印一起尝试做生意赚钱。那时，贩卖是当时农村比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打工”的方式不需要很多成本，但需要体力。拉一趟，也只能赚几块钱。
看到很多人都去，高中刚毕业的许家印也动了心思。尽管老奶奶不同意，许家印还是去了。他用的是单人在前面拉的两轱辘拖车，下山的时候，这种拖车要使劲往后压才能控制速度，但他没经验，下坡的时候只会拼命往下跑……结果是人倒车翻，贩卖的石灰也撒了一地。许家印坐在路边，既无助又心酸。
这是1974年，许家印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
与他交往颇多的老同学高正富透露，许家印上大学后，因为家庭依然困难，他还曾跟几个同学合伙，计划运一车家乡的苹果到武汉卖。当时都是用袋子装，而不是现在的纸箱。还是因为缺乏经验，苹果还没运到武汉，就已经腐坏了。结果可想而知，“做本钱的钱都是借的，全赔了！”
多年之后，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已无需再为钱苦恼，他开始琢磨着要给落后的家乡做点什么事情。现在的聚台岗，是个3000多人的大村子，家家户户以种地为生，年轻人出去打工。许家印先捐献了80万，修了村子里的几条柏油路；又建议村里办个养牛场，鸵鸟基地，但没人敢做。
“那技术，咱怎么能行？”村子里的人也承认，他们的“想象力还是差了些”。
司机、保安、掏粪工
那年月，村子里如果有谁去过一趟太康县城，都是一件颇自豪的事情。许家印在18岁之前，只去过一次，还是由初中学校组织，他和同学们撒开脚丫子走了40多里地，来回花了2天。学生穷，学校也穷，没有地方住，一群孩子就在马路边躺下将就了一夜。
也正是这次县城之旅让许家印见识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逃离农村也从此成了这个中学生最热切的人生理想。
凭着一家人省吃俭用，许家印一直读完了高中。当时学校有半年时间学工学农，急于“逃离”农村的许家印，开始学习开拖拉机，他的朴素逻辑是，驾驶是一门技术，有了技术，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为了得到这个岗位，他甚至还请村长书记喝酒。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拖拉机“吸压爆排”的工作原理。
他有个邻居的舅舅，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这人当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公安局里工作，那该是多大的官啊！”许家印大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信中大意是，想请您帮帮忙，在城里给自己找临时工。在那个年代，临时工一个月能挣10到15块钱，是个让人艳羡的美差。但此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
“那时候还是太单纯了啊。一个农村孩子随便给人写封信，怎么就可能找到城里的工作？”许多年后，许家印如此感慨。
无奈之下，他又呆在农村干了两年农活。这两年里，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下地锄田，开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因为文化程度高，他被重用协助生产队队长的工作，人家都不愿意干“掏大粪”这个活，他就要做表率。掏了以后，用桶挑到粪池里，做肥料。
他还做过农村里的保安，那时候叫“大队自保员”。几十个人，住在大队部的房子里，在地上铺上草，弄个通铺，就在那睡。平时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谁家的猪羊把别人的田地搞坏了，就要抓回去。
直到现在，许家印看到公司里的保安，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不容易。”恒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每年到“八一”建军节公司都会慰问，这已是惯例。一位公司高层对记者说，在地产圈里，恒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一直想逃离农村，在村子里当过驾驶员、自保员甚至掏粪工的许家印，直到1977年才等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高考
1977年，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兴奋地报上了名。不过，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这次他没有考上。
第二年，许家印花了5个月的时间准备，回到高中的学校复习补课。因为回校复习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许家印就通过个人关系在学校附近的拖拉机站找到了一间破房子，拿了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住了进去。
零下15℃的冬天，北风从早已破碎的窗子灌进去，冻得人瑟瑟发抖，他用纸糊了糊，硬是挺了过去。
吃得更差。每周背一筐地瓜和地瓜面饼，一瓶子盐，里面切一点葱花，再滴上几滴小麻油——这就是那个冬天他吃的“菜”和“汤”。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上课前把自己的馒头和饼子放在食堂，这堆饭食会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统一加热。学生下课后，都能找出自己的那份吃。
许家印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3天就变霉长毛了，即便这样他还是舍不得扔，洗掉霉点以后继续吃。由于营养不良，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家印，体重只有90斤。
受“文革”影响，多数农村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学起来快。当时的许家印，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其它也都是前三。”老师回忆说。
1978年，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梅花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还在读小学的许家印突然对父亲说，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能不能送他一块当时很时兴的梅花表？为了激励儿子，父亲咬牙应允。
这一年，许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录了“1978”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后来他掌舵了TCL；而日后同为地产大鳄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
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鼓。
卫生委员的青春记忆
四年大学对许家印来说，意味着日后对他作用巨大的几个词开始萌发：人情练达，数据敏感，郎平，热干面。
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论断放在许家印身上尤其明显。
这是一个真正去魅的过程。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已在不经意中撒下—
比如他的职务是最苦最累的卫生委员，这让他练就了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没有大学期间三分之二花在“准社会活动”上的锻炼，后来他也不可能在黑白交织的地产江湖中行走自如；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负面素质的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再比如，他对排球和“铁榔头”郎平鲜为人知的私人情感。他重金打造的由郎平领衔，冯坤、周苏红(微博) 、 杨昊(微博)等国手组成的恒大女排，十二战全胜，年初轻松夺得女排甲B联赛冠军。随后举行的冲A成功庆典，被描述为“资本、大气、高效、完美”——这也恰恰是许氏风格的重要一面；
再比如，现在他最喜欢吃的依然是他夜宵“主力”的热干面。
苦差事
许家印选择大学专业，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动这种“小聪明”的初衷，仍然源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
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因很简单：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大学职务，伴随了许家印的四年大学生涯。也正是这个极为琐碎的工作，对日后许家印为人处事影响深远。
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向记者介绍，当时选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就看你愿不愿意。”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家印的差事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难办的事儿就交给他了。”不过在孟宪昆的印象里，许家印还真没抱怨过这个“苦差”。
“搞次卫生，一般需要弄2个小时才行。学校离江边近，当时那个排水沟都是没有盖的，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那个大桥，都是污泥。”孟宪昆回忆说。好在许家印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这些活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卫生委员比任何委员都难做，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它各个班关系不好的话，也是很难的，这也让他人情更练达。”孟宪昆日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角色对许家印的影响。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家印很多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期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味道在里头。”
而就在大学里，许家印开始发现自己对数据异常敏感，这似乎是种先天赋予的能力。今天的许家印，仍可以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几十位数字，恒大的六千多条规则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铁榔头前缘
那个时候的集体宿舍，流行“卧谈会”。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年代，学生们争论得厉害，话题也相对认真，当时最大的流行文化话题就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他的老同学俞斌(微博)回忆说，许家印也读诗歌，比如北岛的和舒婷的。
不过，住了集体宿舍一段时间之后，许家印突然搬出了宿舍，告别了卧谈会生活。原来他得到了新的“任务”：住到学生会的办公室去看管公共财物，其中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另一位老师倪国巨笑着说，单独一个房间表面是一个“赠赏”，实际上却是一件苦差事。那个房间是一个楼道里的小厅临时隔开的，相比宿舍，它的隔音与防寒效果都比较差，冬天还会更冷。最大的缺点就是还要跟里面的扫帚、拖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住在一起，气味难闻。
当时，学生们看电视需要统一组织，时间一般是星期六，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就要向系里申请。这类“重要事情”，就包括收看“铁榔头”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比赛。
那时候，以郎平为旗帜的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赛场夺冠，极大鼓动国人的热情，无数国人成为她的球迷，许家印也不例外。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那天，看完电视转播，同学们几近疯狂，四处寻找着情感发泄对象。
有机灵的同学突然想起许家印的屋里有很多扫帚，于是一伙人一起冲了进去，抱着一堆扫把、草席来到室外，点燃后当成火把，在校园内兴奋地挥舞着。
许家印一看这势头是阻止不住了，顺势兴起，也拿起一把扫帚当火把，加入了狂欢队伍，有人把自己的饭碗扔到楼下。“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校园中此起彼伏，成为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与女排有关的，不仅是比赛。俞斌回忆说，当时学校一个月会安排一场露天电影，放的比较多的电影是《闪闪红星》、《归心似箭》等。“《排球女将》就是那个时候看的，许家印很崇拜铁榔头嘛！”
多年之后，一支名为“恒大女排”的排球新军，在2009年度叱咤于中国女排甲B联赛，以1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冲入甲A，其主教练正是鼎鼎大名的“铁榔头”郎平。
这支投资2000万成立的恒大女排，也为恒大地产做了一系列效果极佳的品牌广告。仅以签约郎平、吸引全国数百家媒体到场的那次发布会为例，曾有人测算，如果单以广告版面计，恒大地产要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花费至少以数亿计。
有人曾据此评论，如此性价比，可见许家印的营销策略之一斑。这当然没有错，但他内心深处对“铁榔头”的私人情感和汪洋恣肆的青春回忆，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聆听得到。
奢侈的热干面
大学时代的许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这是他唯一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脏了就晚上洗，白天接着穿。“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家贫的许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我们这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10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支撑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许家印说。
那时猪肉七八毛钱一斤，十几块钱确实能解决很大问题。甚至，许家印放假回家的车票钱，都是从这笔生活费里面硬省出来的。
当时的大学校园还没有成本观念，吃饭问题国家解决，也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倪国巨回忆：“那时我是在学生宿舍住的，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学生的演变是什么呢？最早许家印他们那批学生，劳动不讲价钱。1983年以后的学生就讲啦，要买点汽水买几个篮球什么的。”
倪国巨说自己当年并没从许家印身上看到有什么商业天赋，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个16个字的评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长于宏观，精于细节。”教学几十年，但在倪国巨老师家吃过饭的学生没有超过10个人，许家印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许家印作为兼职教授，还带着几位研究生，并在校内设立了“许家印奖学金”。他知道，这个看似点缀的助学金，其实对一个困难家庭的学生帮助极大，甚至可能改变一位年轻人的命运。
关于钱，有一件趣事。2003年，母校武汉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学校想邀请许家印回来，当然也包含了让他“表示一下”的意思。倪国巨临时受命，硬着头皮给许家印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校方的想法，“当时想几十万就不得了了”，没想到许家印直接说“我拿100万吧”，整个沟通简单直接，几分钟就决定了。
或许豪掷万金，对今天的许家印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倪老师的回忆里，吃一顿武汉最流行的热干面，对大学时代的许家印而言都是奢侈之举。
当时食堂里学生一般都是端一个陶瓷大碗，师傅给一勺大白菜之类的素菜，如果跟食堂师傅关系处得好，或许还能给多一点。而所谓的荤菜，其实就是菜里带点肉皮，浮着几滴油水。
不过，口腹之欲，人之本性。许家印当时唯一奢侈的消费，就是吃学校旁边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但为了这一毛钱，他挨过倪国巨老师的批评：“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一毛钱这么贵的东西！”
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10顿里有5顿都是热干面。
车间里的“小皇帝”
曾经的炼钢工人许家印说，企业管理就好比是炼钢，“刚中带柔”才是极品。
一张泛黄的照片中，长头发尖下巴的许家印，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钢炉，心无旁鹜。
那是流水线式的作业，一旦运行，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停止。这也是一种链条上的完美安排：遇到问题必须立即处理，高效，不拖拉。
许家印说，企业管理好比是炼钢，“刚中带柔”才是极品。每个商界精英都不会一开始就有游刃江湖的神功，必须经历一砖一瓦的磨练。10年，许家印在舞钢这个大型钢铁企业里炼成了“管理基本功”。现在，在恒大，你很容易就能寻到其中的些许痕迹。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许家印总结的集约化“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确保了总部的权威，也为每一个尚未成熟的地区公司降低了风险；更重要的是，它非常适用于扩张性战略，保证了“精品模式”能快速复制到全国。
这种管理模式的效率惊人。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凭空突然来了一个地产项目，恒大可以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组建一个工种齐全的队伍立即操作。再比如，许家印最近又在内部严令，一个项目从买地到开盘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
尽管听起来似乎空洞，但“精心策划，狠抓落实，办事高效”，这12个字确实是恒大高速发展的秘诀。许家印自己说，有了这个管理模式，“恒大用一年的时间能做完十年的工作量。”
如果你知晓舞钢期间的车间“小皇帝”，或许现在的恒大就没有了什么管理秘密。
150度考核法
1982年。
这一年，温州涌出了“矿灯大王”、“线圈大王”、“螺丝大王”、“目录大王”等个体富户，民间的经济智慧开始显现，同时这批人也遭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确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也是这一年，大学毕业的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对这个结果，他很不情愿。在他的眼里，上大学是为了离开农村，而舞阳不过是另一个“小山沟”罢了。不过在家里磨蹭了一个月后，他还是去报到了。
去车站接他的是热处理车间主任陆岳璋。“他书带得挺多，都是专业书，别的东西就不多了。”说到这里，现在已是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工程师的陆岳璋，给记者拿出了一本当年许家印用过的专业书，页面已经泛黄，在扉页上还签有许家印的名字。
1978年才投产的舞钢当时很缺人手，许家印是第一个被分配过来的大学生。“他给我的印象是很热情，也很乐意跟人说话。”陆岳璋很高兴，因为他也是个大学生，和许家印比较能谈得来。
许家印被安排在一间很简陋的小房子，次日就进入工作状态。那时候车间一个炉子都没开工，当务之急是要把车间的工艺技术规程迅速建立起来，尽快投产。
他被安排协助车间主任陆岳璋工作。他开始整天睡不着觉，天天钻到钢板缝里研究流程，后来竟总结出了几百个问题。有些问题很细小，比如抢修设施的间隙，如果吃盒饭是在上面吃还是下面吃呢？问题看似琐碎，却会涉及安全。
他当时的管理概念很清楚：要用制度去管人。两个月后，许家印主持制定出了“生产管理300条”。在众多制度中，最有趣的当属他创立的“150度考核法”了。当时，企业要求工人24小时三班倒，很多值夜班的工人会打盹，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无奈之下，许家印提出一个极富创意的细节考核办法：当值班人员身体打开的幅度超过150度，就定性为上班睡觉，要接受罚款。
此法后来在厂里广为流传，许家印一炮打响，被人评价为“点子多”、“会管理”。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种现在看来很奇怪的考核方法，在全国其他企业也有，比如海尔的张瑞敏，就曾在1984年制定出13条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进厂的第二年，许家印的职位从技术员升到了车间主任，此时他在管理方面的潜质也开始慢慢呈现。
“我们把热处理和厚板这两块，组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这个是许家印自己操作的，可以24小时进行监控和组织生产。要做到每个月合同100%完成，必须建立一套生产管理制度，这个是许家印最先创建出来的。”陆岳璋说。
在记者面前，陆岳璋拿出一本红色的小本，这是1987年冶金工业部颁发的一个荣誉奖。在这本光荣册上，舞钢公司当年获得了23个项奖，许家印自己一个人就占了6项。据陆岳璋介绍，实际上他与许家印参与的，远远不止6项，“因为所有的重要产品都要通过热处理车间，当时讲究谦让，不好意思再多拿奖励了。”
“小皇帝”的软与硬
短短几年里，许家印成就了舞钢最有活力的车间，他自己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小皇帝”。这个外号，包含着许家印在这个300多人大车间中的权威：技术上过硬，管理上言出必行，又善于处理跟下属的关系。
后来的恒大时期，外界评价他的管理风格很硬朗。根据自己的接触，陆岳璋是这样理解的：他是对内很硬，对外和善，这是一种“内紧外松”。在最早对许家印的提拔推荐语一栏中，他这样写道：“专业强，人朴实，能吃苦，很聪明，善于搞人际关系，管理上有一套。”
在鞍钢实习期间，许家印硬是把鞍钢全套的热处理技术、规程，全部“偷”了回来，全部手抄，数量惊人。陆岳璋惊奇地发现，能搞到这些规程，是因为许家印跟那些老师傅混熟了，关系非常好。这让他不得不感叹：“许家印你真有本事，我的面子就没那么大。”
青年许家印的交游能力，可见一斑。
当时的一些细节，也展现了他“聪明”一面。比如他在车间做了个“热处理大院”，有人戏称“许家大院”，其中的休息室、会议室等，包括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用废弃的钢材制成的！车间里没有洗澡房，许家印就用厚钢板焊了一个洗澡房，这钢板极厚，可以制造坦克，最厚处都有10厘米。有人开玩笑说：“这澡堂子，连机关枪都打不进去，防弹的！”
如此年代如此做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他的老同事张军(微博)回忆说，虽然也高谈阔论，但许家印并非那种夸夸其谈之人。“当时车间人挺多，差不多300多号人，并不好管，但厂里也认为他管得最好。其实他也没啥秘密，一个是用规范制度，再一个从严要求。舞钢的那些制度，很多都是他主持制订，真是要靠他。”
在张军看来，恒大时期的许家印，其实还延续了这段时间的很多性格、作风和管理方式，“说白了，很多都还是舞钢的那一套。”
张军还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由于经常被其他车间的人讨教，许家印索性拍摄了一个《热处理在前进》的专题片，展示热处理的生产人员高效管理下的工作状况。这个专题片在1989年制作完成，曾在舞钢电视台反复播放，宣传意识还是很超前的。后来的恒大地产每开大盘，总喜欢请成龙、范冰冰、谢霆锋等明星助阵，也正是许家印这种造势思维的延续。
那部《热处理在前进》的片子，有人说有包装的意识，也据此认为他很早就是一个高调的人。许家印自己后来说，这在当时确实是意识超前，但并非个人高调。“对企业和产品，要高调；对个人，始终要低调。”所以成名后的他很少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在各种房地产论坛上抛头露面，抛出观点。
这是他的“高低调”原则。
宁当鸡头不做凤尾
舞钢时期的许家印，工作节奏像个“机器”。用他自己的话说“10年来从未休息过一天”：每天7点从家出门，7点半到车间，转一圈全部的生产工艺，8点整参加安全会。下午4点，参加上面的会，监督生产流程。周末加班，春节也要值班。
这时的许家印，也萌发了一些与当时体制并不合拍的商业意识。比如，有的合作单位买了公司的钢板以后，没有设备切割，他的车间就帮对方切割一下，挣点小钱，给员工换点福利。为了避嫌，他自己从来不拿。
不过，这可能也会惹人不高兴。比如一年春节，热处理车间每个员工都分到了200斤大米，厂里就有领导不高兴了，批评他“你怎么老给员工分大米”？许家印心里却想：我有什么错呢？给员工点福利啊。他后来才明白，只有我这个小团体的福利好了，那整个厂子怎么办？领导的面子又往哪里放？
“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锋芒毕露。作为一个国有单位，走在前头的，领导肯定是喜欢的。相邻车间的有赞赏的，当然也有不赞赏的，毕竟那个年代体制没那么活。”他的老同事张军说，许家印确实算个强势人物，如果他做厂长，做起改革也肯定不会默默无闻。
许家印在舞钢待了整整10年，后来整个恒大地产的管理模式，有很多都是在这里开始发酵。一般企业发展过快，管理会滞后，比如之前的地产“恐龙”顺驰就倒在糟糕的管理上，但恒大在他的强势把控下，似乎并无其虞。
“他到哪儿，都是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人。”张军评价许家印时，曾用了这样一句话。到了舞钢生涯的后期，许家印已经感觉发展空间越来越少，除非满足于这个“鸡头”的位置，否则他势必要离开。许家印后来对身边人还透露了一个个人原因：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舞钢不过是自己走出了小山沟以后，又走入的另一个大山沟罢了，“四面都是山，一直有离开闯荡的想法。”
面壁十年图破壁，他真的该走了。
不安分的深圳打工仔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1992年的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这一年，许家印怀揣2万元存款南下寻梦。
他从一名处级干部变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摄影_安哥/FOTOE
如果在许家印身上贴几个标签，其中一个肯定是“不按常规出牌”。
2010年的3月1日，恒大再次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亿元接手广州足球。这仿佛是去年投资排球的翻版：斜刺杀出，气势夺人，豪华阵容，一掷千金。
其实，如果体育界对许家印多几分了解，就能避免对此事的大惊小怪——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许家印式”的。
比如在火线解雇主教练彭伟国，并迅速签约韩国铁帅李章洙的事件上，虽然压力重重，但他依然表现出挥刀斩乱麻的决绝和善于博弈的精细。
比如这种换帅的方式，就跟恒大“精心策划”的工作作风颇为暗合。许家印一直提倡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他甚至要求“凡事都要精心策划，每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策划。”
而对彭伟国貌似残酷的免职，与许家印所说的“无情管理”风格也一脉相承。他曾说，任何工作都应该站在管理的角度思考，不要同情，不要感情用事。当然，对于员工，还有一点是“人性化管理”，这两种管理并不矛盾——制度遵守必须无情，员工待遇必须人性。
这些企业管理手段，都是许家印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让他这笔财富生长最快的地方在哪里？深圳。正是在这处曾经代言中国变革与开放的梦想之地，让许家印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场巨变奏响了序曲。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处级干部做上业务员
这是让众多媒体津津乐道的的一段插曲：
1992年，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在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奔波。半个月后，依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单位。那时候的许家印好似虎落平川，难掩心里的巨大失落：在舞钢也算是处级干部了，在这里竟然“混”到没有工作，甚至连住的地方都难寻觅。
后来，一位好友向他指点迷津：你把原来厚厚的那叠简历，变得简单点试试吧！许家印随后就做了只有两页的新简历，很快，有3家公司愿意聘任他。
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贸易公司，名叫中达。“从第一眼我就觉得遇上了好老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经验，非常非常感谢他。”若干年后回忆起第一个老板，许家印仍是充满感激。
许家印选择这年下海，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员下海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称，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经商，这批人被称为“92派”，财经界人士牛文文说，这批人有政府关系，又有知识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一年也是房地产的“大年”，冯仑在海南认识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微博) ，他们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通过炒作土地，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后都成了名震商界的风云人物。这一年对广州房地产业来说也是“大年”，杨国强刚刚在广州建成了他的第一家碧桂园，朱孟依在香港注册了合生创展。
而日后在中国房地产业掀起大风大浪的许家印，此时却刚刚下海，连房地产的边都没摸到。
显然，刚入行的许家印缺乏市场化的经验。初到一家新公司，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好在多年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人脉，初为业务员的他找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帮忙，在这个朋友的贸易项目里，给他让了一笔生意。他小心经营这难得的业务，很快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的利润。
此次赚到10万元，对许家印来说并非小数目。之前，他刚到深圳，怀里揣的是在舞钢10年辛苦积攒的两万元，但他并未做贪欲之想。这笔业务，也让许家印在公司内被刮目相看，很快他升任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一晃1年过去了，许家印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他似乎每天都在尝试改变。年少时候学习开拖拉机，年轻时候抓住高考逃离乡村，上大学选择钢铁专业，在舞钢以刚柔相济的手段成为“小皇帝”，放弃铁饭碗南下深圳做一名低微的业务员……这之前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对之前的否定，但又都不是终点。
做了办公室主任的他，觉得这个位置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他需要再一次地改变。一年后，他主动出击，建议老板跟自己熟悉的舞钢合作，在深圳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并出任这家新公司的老总。他的目标很清楚，争取机会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平台上，再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老板同意了。很快，中达旗下一家名为“全达”的新公司在许家印领衔下成立。许家印找朋友借了10万块，买了办公桌椅，报上打了广告招了人，公司就这样建立了。当时他的正式头衔，是全达公司的老总兼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有了这个平台，许家印如鱼得水，全达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他似乎天生是个公关天才，说服技巧高超，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外的应酬，他在天性上也不排斥。多年之后，人们还将会看到他如何凭借个人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到巨额资金，帮助恒大走出因上市暂停造成的资金缺口泥潭。
而在当时，中达的老板终于看出，这位名为“许家印”，入行时的小小业务员，绝非池中之物。
一切归零
在深圳的那几年，许家印彻底放弃了在舞钢时期做领导的锐利与骄傲，放低身段从头开始。
许家印说，当初在三家公司中选择了中达，最重要的是“喜欢上了”当时的老板。许家印直觉，从这位老板和这家公司中，他会得到自己那时还缺乏的东西。
在舞钢，他是管理几百人的领导，在中达的几年，他却是个对姑娘小伙都喊师傅的小业务员。“那时的许家印，喊人喊得嗷嗷叫，开口就叫师傅，嘴巴很甜，也很谦虚。”一位跟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回忆。这个形象，不仅与之后地产枭雄的名号不符，即使与他早年在舞钢时期的“小皇帝”形象也是大相径庭。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下海后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而这种“归零”，不仅是事业与地位上的归零，甚至也是生活上的归零。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对许家印影响甚大的事件。他岳父高血压住院，传来病危消息，他立刻坐火车回到河南漯河，夜里没有车了，又坐了好长时间的三轮车。回到家，岳父对他说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从河南舞钢回安徽老家”。没办法，他又找了辆货车，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他抱着岳父的头，坐了12个小时的车才赶到安徽。到家的时候，他一动没敢动的手彻底僵掉了，岳父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妻子抱着6个月的儿子，看到丈夫冻僵的样子，怆然大哭。
那段时间，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许家印并没有骄傲的资本。初做业务员的时候，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当了办公室负责人，条件有所改善，公司里一间不用的厨房成了他的卧室。不过房间太小，床放好后，门就再也闭不上了。一年四季，许家印就住在这间敞开门的“卧室”里。
直到1993年，许家印已是深圳全达的老总，他还被迫跟妻子两地分居。后来看不过的中达老板说，一两年分居怎么行，公司出钱，你去租套房吧。
于是，许家印就跟人合租了个两室两厅。合租的人住一间，许家印和太太以及2个儿子，还有岳母、父亲、朋友，一共7口人住在剩下的厅室。房子里只有合租人的那间卧室有空调，许家印的儿子怕热，夏天就躺在合租人门口的地上“沾沾冷气”，口里嚷着“这里凉快”。
这些经历，许家印并不愿对外人多提起。不过，也正是这些苦涩岁月，为他在首富之后的平淡生活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多年之后，许家还发生了一件关于“租房”的故事。在香港打工的大儿子在市中心租了个房子，2万港币一个月，这在香港CBD 区属低廉价位。但许家印的太太知道后，嫌太贵，斥责儿子立即退掉，“2万块，你一个人才赚多少钱？”她硬是给儿子租了个差些的房子。
赶上广州地产末班车
广州，给许家印触动最深的事件，仍是第一次“坐小车”的经历。
那时他刚到深圳，跟着一位姓邓的师傅出差到广州做贸易，去远洋宾馆，他们打了一辆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已经中年的许家印第一次坐“小车”，他用手轻轻抚摸着车窗与安全带，内心充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而到深圳后的第3个年头，也就是1994年的国庆节，许家印终于写下了他人生转折前的重要伏笔——来到广州，涉水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
这之前，中达老板本来派他到长春做老总。但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提出自己到广州“开疆扩土”的建议，得到了认可。这时候的许家印，终于告别了“打的士也很兴奋”的年代。他带上一部标致车，跟个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
这家新公司和他的使命就是为老板开辟广州的房地产市场。老板也是白手起家，资金上难以给他更大的支持。正好他在深圳全达公司时申请的2000万贷款，还剩下1500万未用，他跟老板申请了这笔款子。
许家印一行人在广州黄埔那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套农民屋。3房1厅，许家印自己一间房，他们几个人占了2间，装了个传真机，请了个厨师，开始了创业旅程。自己住的地方实在寒酸，就找了个星级酒店，开了个套房，在里面约见各路合作方。
鹏达在广州搞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名叫“珠岛花园”。在当时以大户型为主流的广州楼市，这个项目迅速成为广州房地产市场的一匹黑马，另辟蹊径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策略，还未发售就轰动市场，首期项目很快脱销。
尽管还是职业经理人，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已经开始打上许家印的烙印。快点，快点，再快点——珠岛花园项目需要的108个要盖的公章，当年全部搞定，而“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售罄……”等“八个当年”令快速有效的执行力在珠岛花园项目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珠岛项目之前，许家印并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许家印后来回忆说：“一点都没有，连什么是容积率我都不懂，就这么边学边干起来了。”这个逆当时大户型之潮流的项目，被视为许家印和他的恒大帝国的真正起点。
中达时期的老同事邓凡说，许家印是个乐观派，不会说“这个不行啊”之类的话，不会放弃。“天塌下来的感觉他不会有，什么事都挺得住，抗压能力很强，而且越压越强。”
一个“雷人”细节中，也能看得出许家印难以常理揣测的性格。许家印去了广州后，邓凡偶尔也会出差去广州。许家印就跟他说，我再忙，哪怕跟再大的领导吃饭，也会在旁边安排个房间，跟你喝个酒。有时候一帮人在陪，许家印就拉邓凡过去，介绍说：这是邓凡，我最好的哥们，你们每个人都敬酒啊！
“那架势要把我灌醉嘛！他吓唬说，你如果不喝呢，这酒就从你头上倒下去。这不是玩笑，他真的敢的啊，说到做到的强人！”邓凡说。
最后一次出走
1997年，是许家印再次思索去与留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企业界正满是风雨之声。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中国的企业英雄们比如史玉柱败走珠海，山东的姬长孔身陷绝境，几个冲击“世界五百强”的种子选手也齐齐败下阵来。只有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等几个年轻人开创的“互联网元年”，给人几丝希望。
5月1日，许家印与中达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深谈。他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话也说得极为坦诚：“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
几乎白手起家，广州鹏达的珠岛花园一个项目就为母公司中达净赚2亿多，许家印的工资在当时却依旧低得离谱，一个月竟然才3000多元。他后来回忆说，假如给他10万或20万一年，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想创业了。因为创业有风险，也很艰辛。但3000多元的工资，养活家庭都困难，怎么继续干下去？
许家印决意不再为人打工，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告别了中达和鹏达，告别了给他第一次房地产成功收获的珠岛花园。
一个可能的题外话是，好多年以后，或许是缺乏经理人许家印式的严格管理，珠岛花园后面几期项目遭遇到了不少业主风波。彼时，早已拥有自己的恒大的
未曝光的首富
被推上首富宝座后，许家印的幕后心境有几人真正知晓？
2009年的最后一夜，长沙喜来登酒店的顶层豪华KTV里，十几位来自香港的记者正在吼歌。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一位高个中年男子微笑着走入房间。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阵欢呼。
这次安排缘于一个约定。近段时间从不直面媒体的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新晋内地首富许家印，将在长沙与他们在欢歌笑语中一起辞旧迎新。而选择长沙的原因，是这里的两个恒大新盘令人惊异地刷新了从拿地，到开工，再到开盘所用时间的新纪录——五个月！许家印顺便将恒大地产的月度会议安排在了这里。
于是，跟随他进入KTV房间的，基本囊括了恒大地产的所有高层和各地诸侯，包括恒大总裁夏海钧，几乎所有的副总裁，各地区分公司董事长……
许家印无疑是这场盛大Party的瞩目中心。当晚他心情显然大好，Party从9点开始，从那首保留曲目《懂你》起，他数次接过话筒，唱了《把根留住》，《千里之外》，甚至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当香烟爱上火柴》。
零点钟声响起，一干人等觥筹交错，在狂舞、尖叫与狂欢中送走2009。只是，唱罢赞美和怀念母亲的《懂你》的许家印，被推上首富宝座后的幕后心境，又有几人真正知晓？
“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
时间回溯到2008年6月26日。当天，看到费尽周折募集的5亿多美金到账，许家印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他知道，他不需要变卖工地或合作开发，就可以实施公司应对危机的最初计划了。
早在2007年，许家印已经有意识地储备大量人才，提高楼盘品质，囤积大量土地，当时的恒大地产想跨越式发展，缺的只是钱。钱本来也不是问题，因为恒大上市的号角早已经吹响。但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影响，极速扩张中的恒大地产上市竟然意外搁浅。
在舆论的渲染中，这成了当年地产界最悲壮的一幕。地产界“百日巨变”的预言甚嚣尘上，很多人等着恒大倒下以佐证自己的预见性；而雄心勃勃的许家印，也被描述成失败者以及可怜的“野心膨胀者”。
夏海钧见证了这个“从云端跌落谷底”的惊险一跳。他2007年6月加盟恒大，正好经历了恒大从要上市的 高峰、到2008年上市不成跌入低谷，再到2009年冲出低谷成功上市的过山车式的惊险历程，可以说，“最惊心动魄的这几年都经过了。”
他真正了解许家印和恒大地产，是从自己超常规被任用开始的。到恒大之前，他没与许家印共事过，而许的周围已经有很多追随他十几年的老战友。但许家印似乎认准了这位“空降者”，他打包票：“如果你愿意来恒大，可以先做董事局副主席、常务副总裁。如果你有能力，三个月后，我就把总裁的位子让给你。”
三个月以后，许家印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
意外还不仅在此。夏海钧第一天上班，就开始被“洗脑”。当天许家印说，夏总，晚上我们一起开个会。两人坐在餐桌前的时候，夏海钧看了看表，六点钟。他心里说，吃了饭，再研究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吧。结果直到十一点半，这个“晚餐”才结束。
夏海钧心想“那晚的十一点半，可能只是偶然一次吧。”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彻底错了，十一点多结束开会确实是偶然——因为常态下，恒大的会经常要开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会结束。
当时夏海钧的太太在加拿大，每天晚上打电话问，你在做什么？夏海钧回答，在开会。她不相信，都晚上十一二点了，还开什么会？夏海钧解释了半天，她还是不信。后来在加拿大真的待不住了，就飞到广州看，住了几天，才知道丈夫真的“在开会”。
上市折戟的那段时间，夏海钧看到的许家印，跟外界呈现的状态不同。他对外的状态，依然谈笑风生，没流露出一点压力。但夏海钧了解许家印的感受，“没有压力是说假的，他其实当时压力是很大的。”
许家印也承认，这是“天大的困难”。万事俱备，东风却不来。
原定计划没有实施，带来了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当时，恒大向全国拓展的37个项目中有33个在建，都没有达到恒大内部的销售标准。有人建议他卖工地或者土地，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决然拒绝。他担心自己的品牌：恒大这么大个企业，竟然要去卖土地了？
他拒绝“卖儿卖女”，选择了断臂求生。
当时的措施已经广为人知。比如调整开发建设计划，在2008年还不能完全开盘的，速度稍微压一压；财务管理上，钱要省着花。通过他的个人私交，他成功募集到5亿多美金，距离计划的10月份大规模开盘还有3个月，这笔钱虽然不富裕，但也够用了。
到了10月1日，恒大在全国范围内的18个楼盘同时开盘，“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的杀手锏再次祭出，资金大量回笼。春节临近，面临支付农民工大量工资这样的传统难关，也被成功化解。
春节以后，房市回暖。上半年恒大地产实现了120多个亿的销售，许家印最残酷的严冬，过去了。
回首那段惊险的历程，许家印并没有想象中的太多感慨。“我心里对局势是有底的，我还没到卖土地和工地的地步。而且，那么困难的时候，恒大的900多名中层以上领导，没有一个离开恒大。”许家印认为，他驾驭的团队并未失控，也相信他能带领公司渡过难关。
对当时舆论上的四面楚歌，他一再对公司中高层说：“外界怎么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
“我们经过了战斗的洗礼”
在当时媒体的叙述中，恒大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处于悬崖边之时，许家印的心境到底如何？这是外界力图揭开的一个心结。
“有段时间舆论对我们很不利，都觉得恒大过不去了。这样说就乱了，银行不敢给你钱，投资者怕你，是吧？但我们还要融资，还要再启动上市，太难了。”
“我们香港那边谈啊谈，谈得差不多了，这边突然蹦一个大负面新闻出来。香港投资方就想，哎呀，这怎么回事啊，等等，我们再看看吧。”在香港找融资的夏海钧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来一个月就搞完的投资，却拉锯似的谈了三个月。
“10个人里面9个都说，恒大要倒下了。”许家印感受到了舆论的唱衰论调，甚至部分人的幸灾乐祸的心理。上市搁浅，加上金融危机的发生，恒大成为一时的焦点。
境外的战略投资虽然难，还是谈下来了；但是国外的基金，一看这个情况，以为钱要泡汤了，就开始向许家印追之前的欠款。没办法，许家印只有跟对方谈着，周旋着。
还不仅如此，四面楚歌声中，有关部门对恒大运作资金和项目的正当性开始质疑。许家印回忆：“2008年，很多人把恒大的老底子都翻了多少遍，包括恒大的每一个项目、每一块土地的取得，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全面审查。”
“我们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啊。”上市并晋身首富后的许家印，说到这一点心里五味杂陈。
有人将那时候的许家印，比喻成“困兽”，潜台词是困兽犹斗，前途暗淡。许家印不认同这个概念，他觉得，当时所有的企业都有困难，尤其房产企业都困难，只不过，恒大不幸成了聚光灯下的表演者。
“有人觉得恒大过不去这一关，他们不了解恒大。我随便卖几个项目不就过来了？再困难，金融危机再延长一年，我再卖几个项目不又出来了？比如我预售，我套现，不是出来了？但是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做。为什么？我们的情况，离他们所想象的还远着呢。”
让许家印底气足的是，很多地产大鳄包括万科，都有很多跟别人合作的项目。“但恒大50多个项目都是自己做的。我拿10个出来跟别人合作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舍得合作，说明什么？他们不了解恒大真实的情况。”
他还有备用的杀手锏，首次上市失败后，他手头还有280万平方米的项目有预售证，但他没有卖。他自己算了一笔账，真要以3500元一平方米的全国均价卖掉，一星期都不用，就能全部卖光。那能卖多少钱？上百亿。
如此，恒大离“倒掉”差太远了。
恒大核心层向本刊记者透露，其实即使在恒大最困难的时候，账面上没少于20亿。当然，这是否一个事后打圆场的说法，无法得到确认。到了2010年1月，上市后的恒大宣布，他们的账面现金余额近200亿元，此外还有未回收款项几十亿元。
他觉得，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认为是有风险。
许家印想让人们知道，“公司倒掉”这种风险，老板和公司管理层不可能不考虑到，在上市之前，许家印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万一不上怎么办？不可能没有预备着计划。”
在接下来的第五个“三年计划”中，公司发展必须仅仅围绕“稳健经营、再攀高峰”。许家印在内部会议上说，在经历了高速的跨越发展后，必须有个休整期，盲目的前进只能带来管理的落后，“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例证是，这个爱冒险的男人，刚刚做了两个极为稳健的内部要求：一是保证公司的现金余额不低于100亿，这是一个硬指标；二是力争每年的上半年，就要完成当年任务的60%以上。
“一个人能花多少钱？”
恒大上市当日，许家印又制造了另一个意外。他以422亿元的身价，超过当天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王传福，首次登上中国内地的首富宝座。
而按照原来的计划，11月5日上市之后，恒大地产本来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得知许家印由此成为内地新首富的消息后，所有大型的公开庆祝活动，都被立即取消。
恒大总裁夏海钧的解释是：“炒作‘中国首富’这个概念，还有最大的上市民企这个名头，再加上郎平执教的恒大女排，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后，社会再一次将舆论焦点对准了恒大。这会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不仅如此，夏海钧还预感到了，很多人又会拿着放大镜研究恒大。“他们会问，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这个第一桶金怎么掘来的？你会不会有不为人知的事情？等等，很多的问题。”
变化肯定是有的，比如上述的稳健性要求被提到了战略的层面。不过恒大全国扩张的战略并未做重大调整。也有很多人觉得，恒大现在有钱了，可以有底气进军北京、上海了？但许家印仍然坚持把阶段性的主要精力放在二三线城市。在他看来，发达的一线城市已经少有好的二手地可买，次发达的二级市场却有很多空间，这恰恰是一种机遇。“可能再过一年两年，机遇就少了或者没了。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再去北京上海也不晚。”
更多人关注的，则是晋身“首富”之后，许家印的心态变迁。黄光裕等曾经的富豪落马后，面对这个“意外”频发的富豪榜，许家印又是如何面对？
“为什么要做首富啊？做了首富有啥好处啊？”许家印对关于首富的问题也感无奈，他说：“除了别人心理不平衡来盯着你，甚至不明真相的人来骂你，其实真的没啥好处。但是你的企业上市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藏不住。”
相比较社会对财富的关注，许家印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慈善方面的工作。到今年为止，他已经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慈善领域最高奖“中华慈善奖”，这么些年捐了数亿的他成为“中国十大慈善家”。汶川和玉树两次震灾，他都是第一批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获得了中国企业家唯一一个在全国政协大会做大会发言的机会，他没有谈自己的老本行房地产，而是谈起了自己最关注的慈善领域，几个具体提议都直指“激发企业参与慈善热情”这个主题。
如果一定让他自己说“首富心态”之类的问题，他宁愿交待一些细节。“我没有乱花钱的习惯，经常在办公室吃盒饭。经常深更半夜开会，一开就是一个通宵，如果真饿了，就让家里给我送个馒头，或者捎个汤、面过来。”
凌晨三四点钟回家睡觉，睡一会就起床去公司，这是他长年累月养成的习惯。由此，带出了集团一大批的工作狂。不单单是在恒大的广州总部，到全国任何一个分公司去看，越是公司的高层中层，加班时间越多，人人都是“拼命三郎”。
他脑子里还没有“享受”的概念。直到2004年，许家印名下并无自己的房产，全家依然还在租房子住。而那时候的恒大已经成立7年，许家印涉足地产界更已长达10年。即便到现在，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恒大地产集团，还是没有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地虽地处广州繁华地区，装修却极为简单。
许家印与太太是在舞钢工作期间认识的，两人感情笃定，是恒大集团的“模范夫妻”。许家印不许太太参与公司的管理，是因为他寄望恒大做一家现代公司，而非家族企业。
这与广州当地的其他房地产商颇为不同。比如他不像碧桂园的杨国强，退居幕后扶持二女儿杨惠妍掌舵企业，也不像朱孟依、陈卓林等大鳄们拥有自己的众多兄弟嫡系。
这种防范裙带关系的概念，有时候显得过于极端。恒大太原公司董事长顾朝晖透露，因为许家印的家乡是河南，为了防止老乡裙带关系，即使是一个清洁工的岗位想要用河南人，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而恒大的另一位“地方大员”、重庆分公司董事长廖嘉宁则直言，在恒大拉山头是要被打击的，“绝对不允许存在这种苗头。”
许家印依然是一幅拼命三郎的架势。去年12月的一天，天津一个楼盘的全日式温泉设计出炉，几位日本设计人员向他报告工作，从夜里11点一直谈到凌晨4点。他有时候也禁不住这样问自己：“像我这个年龄，又做到这种大企业的老板，有没有必要这样拼命？”
有时候开会或者应酬，回家晚了，怕吵醒太太，他就躺在沙发上将就一夜。据说他的太太也一样，夜里有时候睡不着，担心自己翻身会吵醒他，就跑到沙发睡。
那一刻，成为首富或者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分别。
(南都周刊)
编者注：此文为《南都周刊》2010年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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