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还把体育活动当时髦 我们在初级阶段

人类的体育行为最初出于本能，田径、游泳即从跋山涉水而来。更多后起的运动，如各种球类，纯属以娱乐为目的的生活创造。再往后，体育成为有规则的游戏和职业，玩得好的是为体育明星。

某些国家和人群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中长期称雄，引出了新的问题：别人还玩不玩，怎么玩？中国乒乓球队在巴黎世乒赛上放弃两个双打项目的垄断，中国羽毛球队在吉隆坡以新人蝉联苏迪曼杯。发明这两项运动的英国人绝想不到自己的后辈成了大赛中的“陪读”，曾经占据乒羽强势地位的欧洲人和亚洲的印尼队赛至半途便成了看客。中国队为自己优势太大而发愁，对手却不因惨败而远离乒羽，那里打球的人并未减少，区别只在于发展方式不同。

中国体育早年提出科学化口号，以举国体制为保障，选拔培养专业运动员，以图大赛争光，壮我国威。后来虽然推行体育社会化，主要还是动员社会资金分流竞技成本和负担，并未改变争金夺银的体育内容和目标。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体育的下一步应当是生活化了。一方面，少数职业运动员展现体育技能，满足大众文化观赏需求；另一方面，全民都有条件参与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从中获得健康快乐。看也好，玩也好，都是参与体育的方式。即便总难有如意战绩的项目，照样可以玩得开心，譬如足球。

倘以介入体育活动为时髦，说明事情仍在初级阶段。譬如，羽毛球场地非预约则难以租到，还是要趋之若鹜地寻租，便是一例。及至体育像学习和劳作一样，成为所有人生活概念和生活内容之组成部分，那才是全面小康了。

我们仍需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