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称，就整体而言，中国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让国外运动员羡慕不已。的确，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幸福的人，也有不幸福的人。中国运动员中幸福的人比比皆是，比如邓亚萍、刘翔( 微博 官网 博客)、田亮等，但这些幸福的人是不是能代表中国运动员的整体呢？
案例
张尚武(微博)现象非个例
数据：近一半运动员无编制，45%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安置
一个人的幸福应该是贯穿一生的，可持续性的，杨树安副局长认为中国运动员从小到大，都是国家管着，吃穿不愁。退役后，还有专门的机构为他们进行再就业的培训。但实际效果如何呢？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7月，全国累计已停训待安置退役运动员4343人，2010年又新增退役人数2193名，其中45%的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及时安置。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全国冠军，还是亚洲冠军，都免不了“退役即失业”的残酷现实。2010年，全国在训运动员33294名，正式在编的仅17444名，而以试训、集训等名义在训的队员达15850人。这些没编制的运动员退役后境况更糟，就算国家和各省市出台一些退役保障办法，他们也享受不到。张尚武、邹春兰就来自这么多没有保障的退役选手中，怎么能说张尚武现象是特例。
不妨再看几个例子。
樊迪，中国女子体操第二个世界冠军，也是上世纪80年代晚期中国女子体操最优秀的队员之一。而今生活落魄，她的恩师、国家体操总教练黄玉斌(微博)还时常资助她。
徐翠娟，6次获得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目前在深圳某高尔夫球场打工，每月工资除去房租，剩下的勉强够生活。
艾冬梅，马拉松冠军，2003年退役。因双脚因训练而导致残疾，迫于生计，她公开表示愿将自己所有奖牌出售。
才力，昔日亚洲第一力士。1985年9月在全国首届青运会举重比赛中，他获得110公斤以上级冠军；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上，才力摘取了亚运冠军，打破亚洲纪录……才力一生共获得全国冠军40多个，亚洲冠军20多个。2003年5月31日，由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年受困于贫穷、不良的生活习惯、超过160公斤体重的他因病去世。
……如此种种，俯拾皆是。
对比
中国运动员只是“幸福一时”
制度：日本退役运动员享受高额养老保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
美国： 美国拥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离开赛场之后，会自然地转换身份，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之中。 进入职业圈的运动员有较为可观的年薪，可以保证他们退役后很长一段时间衣食无忧。那些大牌明星，由于社会认知度高，一旦离开了运动场，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社会角色。业余运动员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多数人有自己的职业或专长。另外，美国的教育体系保证了所有受教育者能够学到基本知识，并掌握一定的技能，为他们未来走向社会奠定了知识基础。即使是那些退役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业余运动员，也可以在相对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解决最基本的衣食问题。
日本：在日本，退役选手以自主择业为主。由于日本的职业体制不如欧美才刚刚完备，除棒球、足球、高尔夫球等少数项目外，职业运动员的比例并不高，多数人必须完成学校的教育课程，这也使得他们在放弃体育事业后仍拥有一技之长，并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生存。在60岁之后，他们还可以享受高额的养老金保险，维持生活基本无虞。
中国：由于国情的原因，我国对运动员的投入是巨大的，尤其在奥运战略下，我们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计成本的投入，甚至可以吃到没有添加剂的特供的安全食品。杨树安局长所说的最幸福恐怕就是指这一块。但这一块说到底只是暂短的幸福，运动员毕竟都是吃青春饭的，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如何与幸福长相伴，中国运动员就整体而言比不过外国选手。因为我国竞技体育以金牌战略为主，忽视运动员其他能力的培养，中国运动员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缺乏退役后生存的一技之长，走向社会后生存能力低于很多行业。
现象
中国运动员怎样幸福？拿金牌！
结论：幸福的运动员才是特例
当然，从当运动员到退役后的出路，中国运动员也有幸福的，只不过，这些幸福的人是杨树安局长所说的整体还是个例呢？让我们看看中国运动员的幸福之路。
首先 ，你必须是奥运金牌得主，或者相当于奥运金牌的选手。自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后，中国选手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共获得163枚金牌，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也不过数百人。奥运会上拿了金牌，国家、地方和社会各界都会重奖，并给与各种荣誉，未来的工作安置基本有了着落。其次，说拿了金牌就一定能顺着幸福的大路走下去，你还要听组织的话，如果个性太张扬，退役后的前途也不好说，比如冬奥会冠军短道速滑选手王濛(微博 博客)，因与领队纠纷，至今被排除在国家队外。有了金牌，再加上听组织的话，才会有退役后的出路，但这样的出路其实很狭窄，一般是“体而优则仕”，比如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湖南体育局副局长熊倪、走上从政之路的邓亚萍等。应该承认，鉴于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和从全国到地方的 “金牌战略”，一旦在奥运赛场夺金，运动员往往被当做一种国家荣誉或者地方杰出人物被妥善安置，退役后择业的路不是太困难。还有退役后嫁入豪门的郭晶晶等女选手，但在千千万万的运动员中，这些幸福的运动员毕竟是凤毛麟角。 本报记者 梁军
王立彬：运动员幸福是全社会责任
我省篮坛宿将王立彬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赴日打球四年，对于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发表的中国运动员最幸福的说法，结合亲身经历谈了自己的看法。
“运动员时期，中国选手竞训保障体制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去日本打球后，没人管你，什么都是自己操心，杨局长这一点说的没错。”王立彬还谈到，由于体育制度不同，国外选手出路可能更广一些，其中一点国外是全社会在帮助运动员。“我们是国家大包大揽，但社会对体育的关注不如欧、美、日、韩等国。在日本、韩国，许多知名球员在学生时期就成为大公司的员工，以前日本男篮有个高中锋冈山，他刚上大学就成为东京住友公司的销售业务代表了。尤其是女选手，在中学时候就被大公司‘预定’为公司员工。有的公司还为知名球员举行隆重的入职仪式。”王立彬认为，日、韩等国的大公司倾力帮助运动员，为他们提前安排退役后的生活，其实体现企业为国家所尽的社会责任。从某种角度看，像日韩这样全社会都来关注运动员的成长，也算是一种举国制。
本报记者 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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