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体育专电（记者汪涌树文李铮）2004年国安俱乐部北京现代队客场与沈阳金德队一役，主裁判周伟新场上的“表演”惹恼客队，于是出现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史上首个“罢赛”事件。7年后，站在辽宁丹东的法庭上，周伟新承认这场球他收了沈阳队20万元现金。
北京国安俱乐部原总经理杨祖武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说：“中国足球就像没有灵魂的暴发户。看到南勇、谢亚龙、周伟新、陆俊等人的下场，又解恨又可怜他们。但如果不探索建立健康的足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会有新的南勇、周伟新层出不穷。”
当初的“职业化”是求生本能
在杨祖武近40年的足球生涯中，见证了中国足球从濒临死亡到职业化初期的火爆，以及“假、赌、黑”盛行后的衰败。
杨祖武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不少足球比赛，几乎是门可罗雀。在广东举办的全国足协杯赛，一场比赛仅有不到百名现场观众，两支参赛队的门票分成款各自只有几十块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杨祖武出任北京市体委足球班的班主任，下辖男女足球队和后备队。杨祖武回忆说，当时仅靠体委的拨款根本没法生存，只能到处化缘找赞助。当年的北京男足就先后冠名过北京雪花、北京万宝、北京神州等，一年也只能获得一二十万元的赞助款。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迈入新的阶段。经过一年多酝酿，甲A职业足球联赛正式推出。奖金、外援、主客场、升降级、国外大品牌的冠名赞助等改革措施接连出台。北京国安、四川全兴、上海申花等一批披上职业化战袍的俱乐部参与联赛， 高峰、高洪波、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
几年间，中国足球迎来了黄金岁月，北京、成都、西安、上海、广州等金牌球市应运而生。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焕发出巨大的魅力。但这样的好日子仅仅过了四五年，便迅速因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良性机制而触顶下滑。
杨祖武说：“我感觉转折点就是1996年原亚洲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许放的去世。他和王俊生搭档启动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可惜，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尚未成熟的中国足球改革，还没有构建起自己的价值观，更没有搭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迅速在这个被金钱和荣誉包围的名利场中迷失、堕落。”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上的首次“罢赛”
7年前，杨祖武是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兼教练组组长，亲历了当年的“罢赛”事件。这位64岁的老人谈及足球生涯中的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然愤怒不已。
2004年10月2日晚，沈阳金德队与北京现代队比赛的前84分钟，双方战成1：1平。第84分钟时，沈阳队15号张杨带球突入禁区，在与北京队3号张帅(微博)的拼抢过程中摔倒。主裁判周伟新立即判罚点球。此举引起了北京队队员和教练的强烈不满，所有场上队员当即退到场边。
作为北京队教练组组长的杨祖武认为本队遭遇不公正判罚，在现场情绪激动地用手机分别给中国足协领导和俱乐部高层打电话请示如何对待本场比赛。
杨祖武当时打完电话后即指示所有球员离场。20时46分，北京队全部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走进了休息室。根据相关规则规定，离场超过5分钟即被判为罢赛。20时51分，比赛被宣布结束，并按照罢赛规则，沈阳金德队以3：0获胜。
杨祖武回忆说，当时在裁判的“刺激”下，球队上下都愤怒到了极点。如果继续踢下去，担心球员们会失去理智，导致不可预料的恶性事件发生，产生更坏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想以这样激烈的方式向黑哨抗争”。
10月4日回到北京后，杨祖武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并发出警示说，中国职业足球已到了崩盘的边缘。记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这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全过程的足球老人，在谈及中国职业足球所面临的危机时，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回首往事，杨祖武激动地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职业足球就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我们最初听到和见到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一开始裁判的要求还仅是吃好一点住好一点，但慢慢就有一些俱乐部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有的球员打假球、甚至赌球，有的俱乐部老板也赌球，中国足球的溃烂面越来越大。1999年的渝沈之战、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杨祖武说，最可惜的是2002年浙江绿城队和广州吉利队掀起的扫黑风暴，但最终只有一个龚建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更多的黑哨给中国足协交回从各俱乐部所拿的“黑钱”后，就既往不咎，重回赛场。中国足球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清理门户的时机。此后，中国足坛的“假、赌、黑”现象丝毫没有得到抑制。
中国足球需要“二次革命”
杨祖武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成长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但我们的足球，虽然拥有着巨大的市场潜能，但既不能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示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也没有成为拉动人民身体健康的体育产业，反而演化成为肖小之辈作奸犯科的污秽场。这没有道理！
这位老人感叹说，推动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一失败就更换一个足协掌门人，却很少在体制改革上反思，没有在机制改革上总结，一次次重复着几乎相同的错误，一次次重演失败的轮回。没有发展，没有更新，只有一个个失败者的名字在替换。
在杨祖武看来，累计投入了几十亿元的中国职业足球是典型的“广种薄收”。这些年来，各家俱乐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足球圈的假球、黑哨、赌球等丑恶现象猖獗，谁应当对此负责？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内容太多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目的是探索通过市场化来吸引社会关注和投入，提高运动水平。但是，从这10多年的结果来看，除了大幅度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收入外，水平并没有明显改观，有特点的运动员甚至更少了。因此，杨祖武说，如果从两个角度评价“职业化”的得失，只能得出目前所谓的“职业足球”都是广种薄收的“不合格工程”的结论。
一是从市场回报来看。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投资鲜有回报，各个俱乐部几乎每年都要投入数千万资金来保障球队正常运行，但从门票、广告、电视转播权、纪念品开发等获得的收入却是“入不敷出”。许多企业抱着对中国足球执著的支持态度来搞足球，但目前的足球环境让不少企业失去了信心。二是从为国争光的角度看。搞了10多年的职业足球，目前国家队却人才凋零，像当年郝海东那样的优秀前锋几乎后继无人。其他关键位置，同样如此。在比赛成绩上，不要说夺得世界杯、奥运会金牌，目前连拿“入场券”都遥不可及。
杨祖武说，足球是最早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体育项目，拥有相当广阔的市场空间，开局不错，但可惜没有搭好架子。当前迫切需要进行二次革命，除了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外，更要在管理层面上从理念到运作模式上进行反思。管办分离，要广开言路，多听听作为联赛主体的俱乐部的意见，多学学足球发达国家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各个俱乐部也应当从行业自律等方面寻找求生之路。
杨祖武说，现代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其实并不复杂，国际足联以及许多国家的做法非常成功。借鉴他们的经验，结合自身的特点，总结以往的教训，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上，走出一条既能出成绩、又能在市场中获得丰厚回报的中国足球之路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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