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输给澳大利亚的当晚，几位同行等着要采访韦迪，好不容易等到韦主任，一个同学说：“韦主任，说几句吧，为了等你，我连饭都没有吃呢？”韦迪说：“你等是你们的事情，关我什么事？”
哎，心烦意乱的韦主任，我们“不识风情”的同行非得在伤口上撒盐。遥想2010年刚上任的韦主任，对待媒体兄弟们真如春天般的温暖。我犹记得去年3月在三水，我们广州一批记者等着韦迪和崔大林，韦迪接受采访的时候没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其后我又打过几次电话给韦迪，韦迪主任和蔼可亲，客客气气。有一次韦迪同志从国外刚回到国内，当时已经差不多12点，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地打通了他的电话，韦迪不高兴，但依然接受了采访，并且来了个君子协定：“以后（晚上）九点以前给我打电话都可以，九点以后就不要打好吗？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私人时间。”
万恶的中国足球哦，活生生地一个在水上中心披金挂银如拾草芥的“英雄”，现在天天挨骂还得忍气吞声。
站在个人角度，可以理解韦迪的情绪。中国足球的大溃败，全赶在了韦迪任上。国奥首次止步奥运会资格赛，女足首次无缘世界杯，女足首次无缘亚运奖牌，女足首次在本土输给韩国（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中国女足在铜牌争夺战中0比2不敌韩国队，这同时也是中国女足常规时间内20年来首次在本土不敌韩国女足），男足亚洲杯小组出局，国青无缘世青赛，女足国少适龄球员仅275人，中国留洋遭遇瓶颈，五大联赛没有一名中国球员，女足首次梦断奥运会。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些事情捂不住，韦迪同志没有湖南邵阳官员们的好运——邵阳前有贩卖福利院孤儿之丑闻，近有沉船淹死几十中学生之惨剧，但是没有听说哪个官员因此而丢官，韦迪同志却要天天在火上烤，何其不公也？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军统戴笠的故事：算命的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便是这个原因。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后，戴笠的事业更一帆风顺，他便破格几年都不更换，认为与这个吉利的化名有关。但在1945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戴笠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秘书偏不相信这个，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叫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批准了，真有这么凑巧，戴笠当年就摔死了。
中国足球的全面衰落当然与水无关，但韦迪赶在这个时候上任，则注定是个悲情人物——前人种下的因，后人承受的果。不过，韦迪也不必委屈，举国体制下的蛋，政绩工程结的果，如果把中国体育比作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以前前呼后拥，受尽了恩宠，现在代人受过，也是尽孝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