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深圳8月22日电（记者高鹏、李铮、王浩明、王恒志）18日，21岁的王宇在深圳大运会男子跳高比赛中名列第四。继“眼镜飞人” 胡凯之后，王宇成为清华大学体教结合又一杰出作品。
结束深圳的比赛后，王宇说：“这次大运会的成绩应该能达到85分吧，2米24至少证明我不比专业运动员差。”
的确，“清华制造”的王宇至少在成绩上已经跻身全国顶尖水平。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体教结合之路以来，高校已成为我国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一支有生力量。不仅仅在大运会，在亚运会、奥运会的竞技场上，都闪耀着体教结合产物的身影。
但遗憾的是，由于体制方面的不完善，我们的教体结合一直在跛足前行，体育与教育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结合方式。
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系统形成了从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绝大部分运动员从小就脱离了系统的文化学习而接受集中训练。这套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运转较为顺畅，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其弊端开始显现。这种专业选手培养体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导致运动员在文化知识、谋生技能等方面与接受正规教育的同龄人相比有很大差距，退役以后就业难。中国体育虽有金字塔塔尖，但金字塔的底座却处境堪忧。
1985年，一次学校课余训练工作座谈会后，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摸索建立一个除传统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体育人才培养新体系。1987年，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下文，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中国的体教结合之路由此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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