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赛场，他们是球员：主攻刘挺、高一晨，自由人朱旭浩、陈凯……
走下赛场，他们都是学生。12名队员分别来自新闻、法律、中文、历史等多个专业。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大运会男排A组第4轮中，以复旦大学男排为班底中国大学生男排以1比3不敌瑞士队，从而以1胜3负的成绩，告别八强。
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深圳大运会的舞台上，复旦男排在体教结合上不搞特殊、不走捷径、不送文凭，打造出了一支“不”一样的复旦男排。
不同寻常的“方老师”
与其他运动队尊称“指导”不同，复旦大学排球队主教练方川听到最多的称呼是“老师”。他的确是一名一线体育教师，在校园教了快30年排球，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方老师带队多年，见惯了球队的起起伏伏，但仍性情不改。每当输球时，他总是躲到球馆一角，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不多说了，有些难受。”他黯然神伤地拍拍记者肩膀。
当14日晚中国队以3比1击败澳大利亚队后，老方流泪了。他摘下眼睛，用手拭去满脸的泪水，“他们很努力，而且很拼，他们是有血性的男儿……”
他几度哽咽，话说得断断续续，却有说不完的话。
方老师健谈，他生于重庆、长在上海，长期在高校执教。普通话中透着麻辣，却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在瑞士队赛后发布会上，现场翻译将“我们第一次与国外高校比赛”错译为“中国队首次与国外高校交锋”，方老师立即打断，并用英语纠正道——
“是我们队伍，不是中国队。”他一字一顿、神情严肃。这一刻，老方不像球队主帅，倒更像英语课上的老师。
不搞特殊的“体育生”
方川说，虽然大部分队员都是自己亲自招进复旦的，“但他们每天和我一起训练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外，他们和其他复旦学子没有什么不同。”
早晨，手机加闹钟“双保险”把自己叫起来晨读；中午，与同学一起讨论，到底是去南区还是东区吃饭；下午，提前半小时进教室，占个好点的座位。夜晚，与室友开“卧谈会”。
复旦男排队员乐昊说，自己的生活与其他同学没有什么两样，同样要为绩点挑灯夜战，同样要为“大学英语四六级”啃单词表。毕业时，同样徘徊在就业与考研的十字路口。
方川曾说，他最怕每年1月。那时，联赛正值尾声，学生也面临期末考试。每次训练后，他总有一项额外任务：在请假条、缓考单上签字。
可否免试或者其他变通方式？方川说，难！12名队员，涉及100多门课，教务处不会开这个口子。可以缓考，但必须考；可以请假，但必须补课。面对训练与学习的矛盾，方川只能割爱，为文化课让路，“毕业是主要目的，拿到文凭最重要。”他说。
真的一点特殊都没有？方川思忖半天，半开玩笑道：“有，男排队员每次训练能拿到21.5元的饭票。他们常说，要是能把饭票换成人民币就好了。”
不能回避的尴尬
考试可以缓考，缺课可以补上，但有些缺失，并非学校一家所能弥补。
上海原来有十几所高校招收高水平排球运动员，而现在已萎缩到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体院三所。数量锐减，质量也难有保障。上海交通大学孙麒麟教授认为：“高水平意味着：大学体育运动队应该成为中国奥运增光计划中的一支方面军。”复旦男排虽然于2009至2010赛季冲上甲A，但在上赛季中，屡战屡败，仅胜一局，无奈降级。征战国内A组联赛尚且如此，遑论“奥运增光”？
与此同时，复旦的排球文化似乎仅限赛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之所以很多人选择报考复旦大学，就是因为复旦有排球队，当时校男女排堪称上海二队。”如今，在校园光华大道旁的球场内，打排球的学生越来越少。
排球人口骤减，基础薄弱，让本已脆弱的校园排球雪上加霜。方川疾呼：“上海中小学的排球重点校越来越少了，体教结合急需夯实基础。”
显然，这是他力所不及的尴尬，他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们读好书、打好球，培养一支不一样的复旦男排。
本报记者赵博
(本报深圳8月16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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