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界腐败黑暗的背后_腾讯体育

开始于去年8月份的这场8•25风暴，至今还在涤荡着中国足球界。曾经的腐败黑暗，不能说已经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已被揭开冰山一角。在媒体近乎夸张的炒作和事后诸葛亮套路的揭批中，中国足球体无完肤。其实，在介绍了06年两场中甲涉嫌假球及去年的吊射门后，有关方面并没有再介绍案情，不少到过沈阳或现在还在沈阳的人士，最后定论都还没出来。或许，有的人并不像媒体所宣称的那样有罪。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有人站出来说，贪污腐败和假赌黑只是足球圈的“一小撮”。这场风暴，已扫荡了整个足球界。或许，风暴的涉及范围还会超越足球，影响到中国体育界。 …[详细]

　　一、曾经的舆论管制放纵了足球界为非作歹

1996年下半年，因为当时《新民体育》刊登的《中国足球十问》，国家体委宣传部门和上海有关部门联手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处理。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否定了足球改革成果”，新民体育和这篇报道的作者马德兴都受到了严厉惩处。刚刚到中国体育报社任职的马德兴被开除公职，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处于无业状态，最终隐名埋姓投奔《体坛周报》。
《十问》事件对体育媒体的打击和压制效果是明显的。《十问》以及作者马德兴的遭遇，使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控制了足球宣传舆论的导向，而媒体以及记者在足球报道中，脑子都都是挂着高压线进行工作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足球报道上媒体可以放得很开。事实并非如此，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一直对媒体采取高压政策。中国足协和媒体的碰撞，还有1999年的无锡日报官司，以及数不清的以假新闻为名封杀媒体和记者的行动。对于接下来足球界里出现的各种不法行为，知情的人们敢怒不敢言，没多少人愿意顶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去伸张正义。当然，也有不少媒体和记者干脆和足球圈人士同流合污，最终一起堕落。…[详细]

　　二、司法只是有事才介入失去净化足球环境的作用

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出现的渝沈案，当时就被媒体在报道中定性为“假球”。而比赛进行中观看了电视转播的中国足协一把手王俊生的第一反应也是“假球”，继而足协组织了调查组，对当时的重庆寰岛和沈阳海狮两家俱乐部进行调查。由于中国足协作为民间组织的权限，渝沈案中的不少线索根本无法查证，尤其是两家俱乐部一些敏感资金的流向问题，中国足协调查组是没有权力查证的。这导致最终的调查雷声大雨点小，两家俱乐部分别被罚款20万和40万了事。
司法介入，在足球界向来雷声大雨点小，除了这次825风暴。渝沈案最终的不了了之就是没有司法介入，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调查和处理最终结果距离媒体和群众的期望值太遥远，也冷了很多人和媒体的心。2001年出现了假B五鼠丑闻，竟然能最后就只抓出了主动退钱的黑哨龚建平。2006年就被媒体频繁关注的爱福克斯冠名中超有名无实问题，则一直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站出来说话，更没有什么行动了。其他的，如假球赌球等等传闻，从来就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正面回应和行动，直到去年825王鑫因为新加坡联赛操控比赛被国际通缉案发。…[详细]

　　三、足协从协会到中心行业管理机构成怪胎

2007年8月和今年3月，中国足协先后在上级部门领导授意下出台南北分区赛制和国奥打中超的奇思妙想。这两项措施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媒体舆论都给与抨击。不过，两次总局副局长崔大林都站出来说明：这些都是中国足协自己的想法，和总局没有关系。2007年那次南北分区赛制设想出台后，谢亚龙等中国足协决策层人士一再做当时中超委秘书长郎效农的工作，暗示这是上级领导的意见，郎效农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南北分区赛制方案。最后，郎效农急了：“要是领导的意见，就让他们发文来，否则我不会做这个方案。”南北分区赛制的闹剧，最后以郎效农直接上书崔大林反对而宣告结束。国奥打中超的方案最后也是郎效农协调成了部分中超队伍利用联赛间歇陪练国奥队，避免了国奥队直接参加中超联赛带来的冲击。
南非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大会上，现在还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名义在行使中国足协副主席和秘书长职权的韦迪，竟然在政府是否应干预足球的问题上选择了政府干预。其实应该佩服韦迪，他的选择真实反映了中国足协的状况：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是行政单位却拿着行政单位的架子和办事方式风格。…[详细]

　　四、从业者素质普遍不高足球全行业阿斗云集

接替王俊生担任中国足协“一把手”位置的，是阎世铎。2000年4月到任后，阎世铎还是折腾了不少事情出来：暂停升降级豪赌世界杯，提出了人民足球的口号，2001年年底处置“假B五鼠”，国家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但是2008年8月份，他因病住院接受采访中，谈到自己和足球圈关系时候，阎世铎哀叹：“他们还是认为我是外行。”。
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原来是北京队球员，绰号“瞎武”。不过，在对待东家问题上，杨祖武一点不瞎，多年来全身心为国安效力。在2004年那场“G7革命”里，杨祖武也是鞍前马后为主子奔波，毅然决然站在了中国足协和足球圈的对立面。对于杨祖武的表现，国安集团领导的评价就是，他是国安的一条狗。这个评价，杨祖武自己倒是很受用。和杨祖武类似的出身足球圈但是最终死心塌地为“投资人”卖命的，还有不少，如林乐丰等。不过，能够像杨祖武这样矢志不渝跟着一个老板的，倒是不多。林乐丰最终离开实德后，就和实德以及徐明拉开了距离。…[详细]

　　五、职业甲A起步有偏差流行潜规则排斥明规则

1997年年底，从天津转会深圳平安的赵斌签约后返回天津乘坐飞机时，在深圳机场因为随身携带70万巨款而被安检人员拒绝登机。虽然事后平安俱乐部和赵斌本人都否认这70万是俱乐部给的签字费，不过当时赵斌以115万身价转会，转会费肯定不会让他带走，媒体当然还是猜测这70万就是签字费。俱乐部给球员在工资奖金之外再给一笔签字费，这是当年甲A火爆时候的潜规则，各家俱乐部在和主力球员签约时候都不得不忍痛这么出血。
职业化道路，开启了中国足球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这样的变革并不彻底。协会管理、行业监管、联赛管理、国家队建设、青少年培养、法制建设等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都没有跟上。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本来是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机会，但是也是在环境治理和配套措施等方面无所作为而仅仅完成了从甲A到中超的“翻牌”。这种“翻牌”套路的改革，很多方面都只是改变了名称，中国足协和足球界的工作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建立健全上都还是萧规曹随，没有本质变化。2004年“G7革命”，身为“革命对象”之一的郎效农在回顾中就表示：就是只推出了中超联赛，而相应配套的管理监督措施和利益分配体系没有完善，所以才引发了这场动荡。…[详细]

　　六、中国足球腐败如是上级无人承担领导责任

全运会的总分排名和奖牌排名，是各地体育行政部门的政绩工程。某届全运会S省为了在男子曲棍球上捞取积分，竟花两百万从其他省区买来一支队伍。这个项目当时只有七支参赛队，而N区手上有两支队伍。这样S省买来N区的二队，使这届全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凑足八支参赛队。根据全运会规则只要取得前八名就可获得积分，即便只有八队。
中国体育领导人最为得意的就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核心其实就是吃国家财政。中国足协上级部门的历任领导，都醉心于宣传举国体制，目的就是安心享受旱涝保收的“财政皇粮”。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前，这个单位挪用奥运专用基金搞违规建设，为本单位小团体捞取好处。如果没有举国体制，这个单位没有这个机会。在地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也有运动员早退役甚至出国，但他们的关系依然保留，有关机构还凭借这些只有名而没人的花名册领取工资。“吃空饷”，这个历史名词，在中国体育界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全运这样需要拿成绩出政绩的大赛里，各省市间通过运动员流动、队伍买卖、积分交易，最后甚至到了合谋决定成绩和排名的地步。…[详细]

　　七、贪腐堕落环境影响巨大足球也有社会烙印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足协是真实存在的。2003年到2006年的国青国少队里，经常都能看到领队公开摆放佛像、播放诵经录音，甚至队伍还被要求在选定的“黄道吉时”出发到赛场。赛前，全队还要绕场走三圈，甚至还有人去拜球门。除了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还有部分教练对于这样的活动也是相当热衷，只是没有这般公开和猖狂罢了。
   足协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和足球行业的黑暗，并非是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这两个层面环境的影响就能够造成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深刻影响了中国足球以及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
   足球场上的假球黑哨，显然是受到社会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影响。当年在谈到假球黑哨问题时候，时任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就曾经说过：“社会上的假冒伪劣现象少了，足球上的假球黑哨也会少。”假球黑哨和假冒伪劣之间，显然是后者影响了前者。我国的市场经济，因为历史短，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观念都没有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应该整治杜绝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依然会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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