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蕾

如果有一天，上帝允许，郭川会给家人讲述自己全部的故事。这一天，他完成了自我设定的所有竞速远航目标。如果太太肖莉不再那么胆小，他还会带上全家人，一起悠哉悠哉地航行一段。他是名副其实有经历的人，所有的英雄故事可以平静道来。有人会被他启发，受他感染，学习他的经验，回到大海，继续远航。

这个场景，就是航海家郭川的终极理想。

“在海上拼搏的目的，是为了在陆上更好地牵手生活。”他曾这么说。

肖莉说，她并不知道郭川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当我转述郭的朋友和伙伴们对此颇为一致的描述时，她好像又气又笑：

“这个的确是终极理想。只能到上帝那儿他讲给我听了。”

他画的飞机都像船。那架飞机长着船身，顶部伸出一根桅杆，桅杆上挂着螺旋桨。他说：“这是飞机。”

两个孩子都知道《鲁滨逊漂流记》，但小儿子对这个有关生存的大故事耐心有限，他也从不跟肖莉聊海洋的话题。可这最近一两个月，他每天都在问：这是什么鱼？海有没有99千米深？抹香鲸能不能吃？抹香鲸为什么要吃巨型章鱼？北京海洋馆里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他还频繁要求买关于海洋的书，天天抱着两本厚厚的《海洋生物大探秘》，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

“我经常问我自己，我怎么才能做到让儿子喜欢海洋，我怎么才能做到让儿子不喜欢海洋？其实你让孩子喜欢海洋就面临着像郭川一样的生活，以后也挺难的；（让孩子）不喜欢海洋，又觉得心里头好像承受不了……”

有一个问题，困扰小儿子两个月了。爸爸例行的视频电话一直没有打来，原本要去上海接爸爸的旅行，也没了动静。

“爸爸去哪了？”“妈妈不知道。”“刘玲玲阿姨知不知道？”“那你问问她？”

这次刘玲玲阿姨是一个人来的，以前她总跟航行归来的爸爸一起出现。

小男孩觉得跟刘阿姨不熟，不好问。

刘玲玲带回了郭川在船上的物品。北京时间10月25日15时后，驾驶超级三体帆船的郭川，在挑战单人穿越太平洋航行的途中，于夏威夷附近海域与岸队失去联系。美国海军登船时发现船长已不在。

郭川失联后，曾经跟他一起航行超级三体船的法国船员昆汀、阿芒、路德维克、雅克紧急飞到这里，跟刘玲玲会合，营救船只，寻找船长。

11月11日，船员登上超级三体船。根据船上绳索的摆放方式，船员推测郭川试图通过绞盘搭建一套系统，将落水的大三角帆捞起，在此过程中，遭遇了突然撞击或者其他意外而落水。他当时穿着救生衣，系着安全绳，但安全绳断裂，救生衣上的报警装置没有启动，他手上或者脖上戴的自动舵遥控器，也没有启动。

经过检查和推导，法国团队的专业人员认为：“郭落水时，船速非常快。他有可能受伤，来不及进行以上的操作。”

刘玲玲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如果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这可能对航海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但她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捞帆之前，郭川没有跟岸队通报？搭建捞帆系统需要时间，情况不至于紧急到无暇通报。

未实时通报关键情况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在2012至2013年的单人环球航行中，因大前帆破损需要爬桅杆处理。郭川跟后方沟通过情况，用了一周时间想方案、等时机。在元旦那天，他正式爬桅杆之前，没有通报团队，处理完之后才告知后方。

关于爬桅杆，郭川给刘玲玲讲过一个恐怖的故事。一对情侣出海，男生爬桅杆后无法下来，女生眼看着爱人被海风风干。

“虽然我们都不去提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全在我们的脑子里，你始终都在担心。”刘玲玲说。等郭川爬完桅杆，解决完问题，才打电话通报后方：“不用担心了”。

时刻根据现场的情况制定整套应对方案，这是船长的职责，也是船长的价值所在，并不是所有的场景下，船员或者岸队都能第一时间理解他的用意。

“对我来说，他是我终生的合作伙伴，也是最亲近的朋友。就像我儿子说的那样，虽然郭川不是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五年郭川叔叔都是我们家里每天的话题，他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部分。”在太平洋无边的空虚中，刘玲玲觉得生活没了方向：“我再也不会去做跟帆船有关的事情了。”

法国人劝诫她：“你如果不振作起来的话，每天都是没有郭川的日子。”

刘玲玲认识郭川，是2011年在三亚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一次活动上。郭川拉着刘玲玲这个在CCTV5、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工作过的国际化人士，讲述自己宏伟的计划。刘玲玲半懂不懂，半信不信——“吹牛的人太多了”。
见到刘玲玲的时候，郭川已经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在2008至2009年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上，作为媒体船员的他与英法高水平船员一起工作，航行水平的鸿沟和文化差异上的难以融入，让郭川感到自卑和绝望，医生下达“幽闭恐惧症”的诊断，郭川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最后仍然决定不放弃，回到生病的源头——海上，来治愈。

经历苦难为他日后的心理强大背了书。虽然这种强大非常需要团队和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但他已经知道怎么去寻找支持，觅得鼓励。

刘玲玲是他寻找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她那个时候正在英国做体育产业的博士研究，论文主题是体育名人代言奢侈品，探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层级推演。为了考察郭川的说辞，刘玲玲在参加完巴黎的一个活动后，到了拉特里尼泰，郭川平时帆船训练的基地。在那里，她看到郭川的需求层次，已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五年前拉特里尼泰之旅的最后一晚，刘玲玲告诉郭川，愿意帮他完成宏伟的远航梦想。

作为“这五年间最了解郭川的人”，刘玲玲描述郭川的最大特点就是执着和专注，她用了一个词，“laser focus（激光式的专注）”，相对于电筒光点的大而散，郭川的专注力像激光，光点凝聚，光强度大。

高度专注下的郭川，慢慢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在船上有着统御力的水手，他的内心品质、他的行为习惯都围绕着这个主题。

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由于自动舵故障，郭川只能人工把舵，四天四夜没睡觉，食物也基本耗尽，他就一直忍着。

环球航行时也是状况不断。其中之一是发电机出了问题，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必须节约用电，尽可能少开设备。南大洋寒冷，他在颤抖中度日。在船舱外作业后，要找一台开着的机器，抱着取暖。刘玲玲每天跟气象和技术专家沟通好，打电话给他交代各种信息。当他终于航过“航海界的珠峰”合恩角时，一度哽咽，努力平复情绪后，只吐几个字：“真的非常难”。

航行前，他会把电池的包装全部拆掉，层层叠叠码在盒子里。船上所有物品的摆放有他的归置，笔怎么粘在墙上，布口袋挂在什么位置最顺手，都会找到最合理的路径。

“能一秒钟干完的事情，绝对不两秒钟干。”肖莉说。

郭川把这种习惯带到岸上的生活中，若是日常用品的摆放可能阻挡他下一个动作的运行轨迹，他一定要提前做安置。

两年前，他习惯于在家时也穿着航海服。肖莉有意见：“你能不穿那个吗？我看着就以为你不在家。”

在家做饭时照着手机里搜到的视频，依葫芦画瓢。肖莉明白，他脑袋里放不下除了航海之外的事情。

日常的事，他尽力做到，但这些不占他的脑子。这种状态，连家里的阿姨都看得出，她常说：郭川你不在家，你的心在外头。郭川说，我在这儿呢。阿姨说，我们刚跟你说话呢。郭川问，你们说了吗？

去旧金山之前，郭川刚刚在里约圆了奥运梦。他爱看比赛，羽毛球、足球、排球，连轴转，也不厌，难得的开心。作为运动员，他是半路出家，从事的运动也不在奥运体系，但他对体育的热爱，发自肺腑。

因着航行或者忙于准备航行，他完美地错过了北京奥运、伦敦奥运。刘玲玲开玩笑说，2008年8月8日的郭川，是中国唯一一个不知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谁点燃了主火炬的人。当时他在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给家里打电话，问到点火炬时，没信号了。

今年7月31日，经过15天的航行，郭川和船队到达里约，计划在奥运会结束后一路北上，10月到达美国。这些航行都是为了单人不间断穿越太平洋航行做准备。

在岸头，主持人张斌、体育专家房学峰在等他。房学峰想象着风鼓着帆，阳光恩慈洒向海面，他会对着意气风发的船长，发出问候：船长，一路远航，英雄壮举。

码头近旁有座海上城堡，当年葡萄牙人为防范西班牙的进攻而建的一座炮台。那天风浪不小，在久远防御工事的背景中，超级三体船出现了。

郭船长驾船入港。几人开口只剩：你好吗？好。又见到你，真好。船长怎么样？身体挺好。一切都好。“那个时候，就好像你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就看到这个人，一个壮举，一个巨大的三体船……”房学峰的语气里带着“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唏嘘。

这样规模的帆船在世界上仅有6艘。去年初，郭川从法国航海名宿弗兰西斯·乔伊恩手中接过这个99英尺长的大家伙，命名为“青岛号”。

这位采访者跟我说起这件事，郭川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洒国旗那位航海者，做的是行为艺术，这事我干不来，因为它“不具备航行上的意义”。

船长郭川，就像他驾驶的超级三体船一样，坚固、简洁、高效。

郭川跟房学峰探讨最多的，是一些更像看待历史角度的问题。比如下西洋的郑和，是航海家吗？郭川觉得郑和只是个舰队司令而已，船上有真正的船长、导航员、气象家，这些被历史淹没的人物才是更有价值的人。

再比如南宋时期发生在青岛的黄海海战。岳家军出身的将领李宝，率领3000人舰队战胜20倍于自己兵力的金军舰队，阻止了金军从海路南下，南宋政权得以续命数年。外国军事史学家将其列为“影响世界的一百场战争”的海战之首。而在中国，几乎没人知道李宝的名字。

“是不是我们对历史认识有问题？”房学峰问自己。

“我甚至觉得（郭川）可以算一种先知……在航海文化（方面），他是我的传教士。”

郭川远洋航行的历险故事在他每次完成航行之后便会见诸报端，在他从事帆船航行十几年之后，人们问的问题还是一样：你为什么要航海？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郭川，刘玲玲在接手郭川的项目之后，联系了身在罗马的新华社唯一驻外体育记者马邦杰，希望他能报道郭川。马的第一反应是：“做帆船的？这是疯子做的事情！”

在解释自己的动机时，郭川这么说：“除了帆船的魅力，就是因为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认为，如果自己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可能就不会被这样询问，西方媒体更关注怎么做到的。

“人生不应是一条由窄变宽、由急变缓的河流，更应该像一条在崇山峻岭间奔腾的小溪，时而近乎枯竭，时而一泻千里，总之你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湾口会出现怎样的景致和故事，人生本该立体而多彩。”他在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上岸两周年的时候，在自述文章《执着的人是幸福的》里这样写。

在岸上的多数时候，外人看不出郭川有多幸福。

马邦杰说，郭川留给他的“挥之不去的回忆”，“一个定性的回忆”，是他的忧郁。

“2013年10、11月份，我们在摩纳哥见面，他环球航行回来，也功成名就了。但我见到他时，他特别不开心，特别压抑。”马邦杰回忆，环球航行之前，在伦敦见到的郭川“忧心忡忡”。他问刘玲玲，刘的解释是“他马上要去海上拼命”。没想到一切圆满之后，还这样。

2015年，摩纳哥游艇俱乐部给了郭川终生会员籍。那天半夜，他拿着一堆资料，见到马邦杰，告知了俱乐部的邀请。马替他高兴：“这是荣誉啊，一般人进不来。”郭川淡淡地说：“是，（有人）要花很多钱才能进这个俱乐部，让我免费进来了，是一种对我的认可吧。”

“也不是怎么兴奋。”马邦杰一时间无法理解。要知道，这个会员籍相当于航海界的门萨俱乐部、NBA的名人堂，在这个专业领域，没有更高级的认可了。

“我也试图去想这个原因，但答案不一定准确。我觉得，他还是觉得国内对他认可不够，让他很失望。”马邦杰说。

在市场上，郭船长自我推销极其艰难。赞助商爱问，你们有多大把握？团队只能回答，我们尽全力准备。

“这项高危险的运动就像登山，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对于捕鱼的、做海上贸易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每一年在布列塔尼都有出海捕鱼的水手消失在大海上。”伊冯和郭川没有探讨过“一去不还”的话题，极限运动的风险是每一位参与其中者心知肚明的常识。他们会恐惧，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并尽最大努力准备周全。

肖莉听说过“一个笑话”。郭川去找一家世界几百强的企业谈赞助，对方是国内知名企业家，说起帆船连连摇头：谐音“翻船”，太不吉利。

郭川曾在采访时谈到过，西方社会文化倾向于赞赏冒险精神，哪怕你出海一天，桅杆折断，船翻了，把你救回来之后，社会仍会报以礼遇和鼓励，认为你是好样的。

“但中国人喜欢看结果。”郭川说。

“体育是拿金牌的吗？体育第一是要健康的，第二是一种精神，自我磨砺的一种行为。但我们中国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理解不了郭川。”马邦杰说。

郭川出事以后，他的关注度超过了以往他所有成功的航行。

“他一直追求的东西，通过他的失联，可以说，成就了……但是国人空前的关注是不是就能理解体育了，我也很怀疑。现在全中国人都知道了，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又残酷又讽刺。”马邦杰说。

“如果我们要去反思的话，我觉得圣人有他的可贵之处。……就等于带着一个上帝的使命到一个地方去讲上帝，讲福音，但这个人听到的这是这句，那个人听到是那句，第三个人什么都没听到。”房学峰说，“所以我说，他是殉道者。”

马邦杰问过郭川，如果别人按照你走过的路去做，能不能完全复制出另一个你？郭川说，我的事迹很难复制，但我的精神可以。

“如果我能激励一个人，我就满足了。”马邦杰记得郭川在解释自己的动机时，说过好几次。

马有位朋友，平时跑上个5公里就挺费劲，马把郭川的故事讲给他。自从那以后，这位朋友跑步坚持不住时，就会大声喊出“郭川！郭川！”激励自己，克服困难。

在纪录片《深水》里，法国人伯纳德· 莫特西埃的妻子弗朗索瓦丝·莫特西埃-德·卡扎莱说：“你无法阻止一只鸟的飞翔。我若阻止，他会更快离去。”

在谈到伯纳德接近赛事终点时决定调转船头，反向再走环球路，背弃比赛而忠于航行，弗朗索瓦丝说：“能够独自完成环球航行，他应该非常执迷于那种喜悦。现在他要返航，回到英国，但他害怕回来面对岸上的人群，以及记者。攒动的人群让他惊慌。他是一位真正的独处者（loner）。”这个女人理解他的航行：“当你在海上长时间漂泊，那种独处也是旷日持久。一天天的，你拥有的是无尽的地平线，很多人会被这种无边吓到。然而，与此同时，你掌控一切。你在自己眼中，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小上帝。我想，伯纳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宇宙体系。”

伯纳德扬帆起航之时，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的大解放时代，艺术文化、社会思潮、日常生活，充满了碰撞和选择，人们在各种价值观的交错缠绕中寻找自我的精神依托，寻找新的挑战，新的前线。

郭川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被时代所选择。

他诞生在地质勘探队成员的家庭中。就像60年代电影《年轻的一代》所表达的，带有时代特色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带有科学和奉献精神的感召，是他成长的背景。

郭川的独特不在于他是北航班上成绩前10%的优等生，跳一级选课。也不在于他好胜心极强，打羽毛球技不如人也要死拼，哪怕1：10，总要赢一场。

他的北航同学、一起玩极限运动（除了帆船）的好友郝广奇讲了一个经典的故事。

朋友们聚在一起，比较加油站A和B的优劣，标准是100块钱谁加的油多，得出一个胜利者，其他人点头附和，讨论结束。可郭川觉得这事没完，亲测了一下，回来跟朋友们再讨论：你们说的都不对，还是去C加油站吧，尽管它单位货币内加油量不如A和B，但跑的公里数却是最多。

地质队员的后代热爱探索，执着于尝试，永葆好奇。这种特质左右了他的职业选择。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首选航空航天研究所、高校，而郭川觉得“应该先看看这个世界。”郝广奇说，郭川选择长城进出口公司，既跟所学专业相关，又可经常出国。

世界真的很大。90年代滑雪、飞伞、滑水，郭川先于大多数人尝试了各种极限运动。玩到船这一项时，中国的第一个帆板世界冠军、现青岛海校的副校长张小东建议他：玩玩大帆船。正好在北京申奥成功前后，香港游艇协会送给中国帆船协会一艘大帆船，注册为中国一号，停在山东蓬莱，等待她的船长。

大环境也逐渐变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原本垄断的进出口权走向开放。权力下放后，长城公司业务锐减，作为时代产物，市场经济的过渡，它趋于完成使命，退出历史。

人要考虑更好的选择。在内外因的作用下，郭川越来越靠近大海。

从物质到心灵，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过程。

“你看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在郭川带领下看到这一番世界的刘玲玲说。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郝广奇跟郭川出过海，从青岛到大连，谈不上远航，只三四天。七八月份的天气，夜里裹着羽绒服还发抖。风浪冲起来，船陡到一个变态的角度，水打着船底，撞击钢板的“梆梆”声，一看周围，黑暗无边，那感觉就像是“魔鬼来了”。白天有时景色很美，时间长了便审美疲劳。偶尔飞来一只海鸥，你会盯着它看，直到它消失。后面如果追来一只海豹，你会希望它一直跟着。郭川有时会使坏，让哥几个去切黄瓜。船晃，下刀不稳，黄瓜片只能厚切，最要命的是在摇晃中你盯住它，没两下，切菜的人就晕得去吐了。一根黄瓜要三个人接力才能切完。那时仪器计算还不够先进，郭川会突然让郝广奇给他计算一下sin20°，也懒得解释原因，郝广奇猜，他一定是在盘算GPS推荐的几条路线之外，有没有更优的选择。

水手眼中的世界，不太一样。

今年1月，郭川船行至葡萄牙停靠，一直关注他的当地单人航海者里卡多·迪尼兹闻讯而来。

葡萄牙人觉得自己跟郭川处境类似，在一个有着丰厚航海历史的国家里，做着不那么受当下理解的航海事业。他们没有像英法航海者那样的优越出身，没有诞生在船上，只能靠后天的摸爬滚打来追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行为能为国家发掘出更大的意义，但都面对每次出发前如何与赞助商打交道以保证能按计划站在起点线前。

里卡多说，“站在起点”是每一位单人航海者心目中“最难的事情”。“一旦你穿过起点线，你就再也没法说再见了。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又高兴起来。单人航行在海上，船行疾，风扑面，浪涌动，你感到跟它们的连接，你感到自己很真切地活着。我想，这就是我们会不断回去的原因所在。”

孤身一人在海上，里卡多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却是“连接”二字。黑夜里仰望星空，几百万颗星明亮闪烁，你感觉跟宇宙连接。看到海豚和鲸鱼，你不会觉得那是马戏团，或者某种娱乐性的观赏，而是你很荣幸，来拜访它们的家。

郭川对时间有着精准的把握。在团队航行时，他们常打一个赌：猜到达时间。不管是北冰洋航行，还是今年从法国航到巴西，船长都是获胜者。

肖莉甚少在人前提及自己的丈夫是个航海家。只有一次，她去教堂做礼拜，郭川去接，教友们都围上来。她感到了郭川的不自在。

因为父母是基督徒，肖莉希望能在他们离世以后仍保持某种连结，也便成了基督徒。郭川没有宗教信仰，但也不干涉妻子。

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碰撞都涌上来，所有关于人、财富、精神的复杂性，在他和他的航行上，都有交织。

我问伊冯，你觉得对待生命的理想态度是什么？他的回答离不开船：“积极，仁慈，尊敬。航海中涉及的商业元素并不总是和这些契合——但还是要找到资金来源让大船得以航行。”

蒂姆在邮件里跟我说到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充满希望和雀跃。要知道，当年郭川也是从媒体船员做起，慢慢打入航海界的最高殿堂。

在邮件最后，蒂姆说：

“航海对我来说就是行走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这就是航海一直以来的意义所在：离开你的港湾，到达这个星球上的别处。以前，航海只是为了到达其他大陆，为了去远方。我想，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在碳纤维的帆船上，我仍然能够感受到这股精神力量。把岸抛在身后，那种感觉非常美妙；知晓彼岸在前方等你，也非常美妙。那么，在这两种美妙之间，我们将拥有的，是一场盛大的冒险。”

最近一段时间，刘玲玲一直在试图说服国内“认同郭川精神和价值的有识之士”能够购买这艘超级三体船，以此来延续郭川的传奇。

超级三体船从海上被拖回檀香山之后，经过修复，已于12月28日前往郭川单人跨太平洋的始发地旧金山。她将在那里停靠，静候新主人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