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雪崩17位队友遇难 他用20年寻找遗体只为真正的告别

[摘要]韩国登山队联合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将在首尔市立大学进行。5名韩国队员，4名向导全部罹难，这是尼泊尔自2015年珠峰地震雪崩事故以来最为严重的登山事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攀登者往往都是执着的。有的人攀登是为了征服，有的人是为了告别。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途中遭遇雪崩，17名队员全部遇难。登山队中的11名日本成员来自京都大学山岳会。山岳会成员小林尚礼往返于日本和梅里雪山20年，只为找寻遇难队友的身体和物品，和他们真正的告别。

文/张蕾 应虹霞 发自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

图片/小林尚礼

核心要点：

1. 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途中遭遇雪崩，17名队员全部遇难。登山队中的11名日本成员来自京都大学山岳会。1998年以来，遇难者遗体遗物陆续出现。山岳会成员小林尚礼多年来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云南，搜集伙伴们散落在雪山的身体和物品。
2. 一直以来，攀登卡瓦格博在当地都会遭遇激烈的反对，但是攀登者依旧络绎不绝。1996年小林尚礼在距离山顶490米的时候被迫下撤，心有不甘。但在多次探索之后，他说：“原来卡瓦格博，是不可攀登的啊!”
3. 这些年，在小林尚礼的组织下，很多遇难队友的家人都来看过梅里雪山，他们渐渐接受至亲的离开。这场漫长的告别，终究会有尽头。

27年过去了，小林尚礼还会想起年轻时一起登山的好朋友兒玉裕介和笹仓俊一。

兒玉比小林年长一岁，笹仓则与他同年级。兒玉率直火爆，笹仓严谨温和。

“我事业上遇上选择困难时，估计如果我跟他商量，他会训斥：你烦恼什么呀！就算要放弃，等干成一件大事再说！”这便是兒玉了。

笹仓善于倾听，总能体会到小林君的心情，每次他都会提醒，“好好想想再做。”

在人生面临难题时，兒玉和笹仓的声音时而交替出现。小林取舍得很“公平”，“我会在这一次，采纳兒玉的说法；下一次，采纳笹仓的。”

小林尚礼（中）和兒玉裕介（右）

27年过去，小林作为写真家小有成就，一刻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云南梅里雪山之间，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位“摆渡人”。

有时候，小林也会想，21岁时喜欢昆虫和植物的笹仓，如果还活着，会在做什么？

“说不定现在在大学里当教授。又或者，因为他擅长跟人打交道，所以更大的可能是进了相关的公司，干得很激情很投入吧。”

兒玉裕介和笹仓俊一都是小林尚礼念念不忘的人，“他俩的遗属我后来也一直守望着。”

死讯像雪花飘落

1991年1月4日，京都大学山岳会的中山茂树已经被大雪围困在剑岳山10天了。没法子，只能等天气好转。

这天，他听到广播里说：“在中国的梅里雪山，来自京都大学的登山队……”

“接下来要说‘登山成功了’吧。”中山等着。

广播里：“……失踪了。”

自己的情况不妙，远在中国的同伴们也身处险境。中山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等到终于踉跄地回到城里，中山发现，东京简直吵翻了天——“17人同时失踪，这个情况太异常了。”

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理论上并不难攀登。但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导致一直未有人登顶。这次带队的井上次郎队长是日本权威的气象学专家，出发前对当地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做了详细的预测以及制定规划，但还是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情况。按照原计划，井上在完成梅里雪山的攀登后，便会赴南极担任日本观测队队长。

明永村后有一个山后村，两次走访，小林才终于拍到梅里雪山的西北面。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忽然感悟到：原来卡瓦格博，是不可攀登的啊！

事发后20天，中日双方多次救援行动受挫，救援终止，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登山者确认遇难。

坏消息传来，两位好朋友兒玉裕介和笹仓俊一随着登山队遇难，但小林尚礼“感觉不到难过”。日本的生活节奏像精准的时钟，分秒叠加，不辍地推进。看看身边，日常如常，伤痛毫无实感。

“我无法接受这完全没有实感的死讯。”

山岳会成员分头赶往遇难队员家里慰问，小林去了笹仓俊一的老家，带去笹仓生前最新的照片。

到达是晚上9点时分。笹仓的母亲和弟弟在家。

“第一次见到笹仓的母亲，是位非常和蔼的人。我想他温和的性格就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的。”

老人家没有哭，“在这20天日复一日的绝望中，大概已经哭累了吧”，“倒像是希望我们来似的松了一口气”。

他们看着笹仓的近照，聊着他生前的事，直到10点多，笹仓的父亲回到家。他西服都没脱，就招呼小林说，“来，一起喝两杯”。他聊着儿子的事，偶尔放声大笑，而小林“什么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的时间靠看电视新闻打发，偶有笹仓家亲友来探望。下午四点，山岳会的理事来访，正式报告了搜救的经过和结果。老两口静静地听完，父亲有礼貌地道谢，最后叹了句：“21年的短暂人生啊。”

小林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第一次感到有什么东西结束了。”

登山人的情感

如果没有兒玉裕介，小林尚礼与登山的缘分可能会止于大学时代。

那一次，小林表达了想要退出山岳社的想法，不再登山。兒玉说，“你要退出，也得等登过日本第一的佐和峰再退吧！”他拉着小林完成了这趟有趣的旅程。从此，小林“再也没有办法割舍登山的乐趣了”。

大学时代，小林对登山近乎狂热，一年中他至少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登山。

“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山，大自然，不是人类可以征服的，人类只能想方设法，巧妙地找到大自然脾气相对温和的间隙，攀登上去。”

在登山中，小林更加理解人是依存于自然的。比如，登山途中，你本来抓着细草上攀，这时飞虫来袭，蛰了你的脸。倘若你松开一只手去怕打，飞虫会被打死，但另一只手所抓的草，会因为受力过重而断掉，你就会摔下悬崖。

“你会发现，这只被你拍死的飞虫，和掉下悬崖的你自己，两条命，或许有大有小，却没有贵贱之分，都很宝贵。这就是大自然教给你的。”

登山还带来制定目标、接近目标的奋斗和满足，以及登山社团里伙伴们特殊的情谊。

后来，登山成为小林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打一个对不起足球的比方，比方说足球部的人可能是单纯在踢足球的时候，人们才在一起。但是对于登山部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去海外登山的话，可能动辄一周或是一个月，24小时分分钟都在泡一起。在一起的伙伴们，所有的人格都完整曝露在彼此跟前，不管好的坏的，是一种‘全人格式’的交往。经历种种这一切，他们才成为了好伙伴、好朋友。”现在已经是日本山岳会副会长的中山茂树说。

跟这样的伙伴告别本是一件艰难的事。可友人葬礼，给中山更多的感觉不是“悲伤”，而是“奇怪”。

在日本，葬礼是这样进行的：陈置遗体，亲友聚集，僧侣诵经。诵经完毕，亲友目送灵柩登车，开往火葬场。

然而，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目送灵柩这道环节自然也就没有了，整个仪式就会变得很奇怪。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小林一面为无法理解友人的亡故而烦恼，一面闷闷不乐地继续登山。虽然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登山队应该是遭遇了雪崩而遇难。但小林始终困惑，山难如何发生？友人们经历了什么？以及，那座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如果不能理解笹仓和兒玉等人的死，今后该如何活下去？”他写下这样的话。

友人不再回来，死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成事实。小林产生了一种恐惧：“恐怕有关他们的记忆也将一点点消失。”

“我开始思考要以某种形式留下一些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年少的烦恼

山难发生后，出于情感考虑，云南为京都大学山岳会保留梅里雪山的首登权5年。1993年，山岳会成员开始准备再一次攀登，小林和中山都在列。由于需要筹集庞大的款项，直到1996年最后的期限降临前，小林尚礼、中山茂树等一行11名日本队员才终得以成行。

中山心目中的梅里雪山“漂亮，形状周正”，“让人非常有攀登的欲望。”对于登山者来说，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有着致命的吸引——从未有人登顶。

在去德钦的路上，小林第一次看到梅里雪山——“它突然出现在眼前，在逆光中闪耀着光辉。”

“它（梅里雪山）突然出现在眼前，在逆光中闪耀着光辉。”

“太神圣了！”小林第一次对山发出这样的感叹。

三年艰苦的准备后终得成行，登山队中年纪最小的小林，对攀登成功抱着最热切的企盼。在登山中，安插的70段路绳，有50多段是他插上去的，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更加确认，“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

这次决绝的冲击，在距离山顶490米的地方受阻。登山队收到了大规模雪崩的气象预报。人见队长决定放弃冲顶。

队员们一时不知所措。有的默然地盯着脚下，有的念叨着“真不敢相信”。

以小林为首的年轻队员情绪激动。

“就算换掉登山队长也要登顶！中山你来做队长！”小林喊道。

副队长中山没有说话，看了小林一会儿，说，他支持人见队长。

“我觉得作为先遣队一起一路安插路绳的中山背叛了我。”

“无论如何也想要爬上去”的小林辗转反侧，内心懊丧，身体燥热，一夜未眠。

天空泛白时，小林走出帐篷，在严寒中一路走到冰河尽头。那里矗立着一块巨石。他站在巨石上，仰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冰块。

“冰河的景色让我顿感，一个人的想法微不足道，心中的气焰渐渐冷却下来。”

再次受挫的登山队返回日本，遭受了许多批评。登山是在众多人士的重金支持下才能成行的，登山队的干部成了众矢之的，外界的批评声不断。而在年轻登山者内心，这次壮志难酬的冒险旅程不仅没有解决烦恼，反而增加了困惑。

一直以来，攀登卡瓦格博在当地都会遭遇激烈的反对。藏民们封桥堵路，拒绝帮登山队搬行李，拼死告诫登山者，甚至不惜诅咒。1990到91年的那次攀登，引来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当发现劝阻无效后，当地藏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愤怒，说出了“阿尼卡瓦格博（卡瓦格博爷爷），显示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

小林后来得知，他们在BC（大本营）使用的小屋，在登山队下山后被雪崩摧毁。小屋周围原本长着大树。从上面的年轮看，这里近百年来没有发生过雪崩。

“如果我们当初坚持登顶，很可能步遇难队的后尘。”知道这件事后，小林不得不去思考“无形力量”的存在。

一个故事的结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小林现在还说很后悔没有爬上去吗？”

在陈列着珠穆朗玛峰、乔戈里萨峰等石块标本的展柜前，中山茂树询问来访的我们。他用传统的手帕擦了擦额角的雨水，面前还摆着纸笔和折扇。

“没有了。他后来庆幸没有登上去。”

“小林后来去收拾遗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完全变成了西藏人的思维，觉得这是圣山，是神圣不可登的。”中山说，小林的转变让他感觉“很不寻常”。

希图以冲击梅里雪山顶峰来告慰友人亡者的小林在失败后返回日本，在公司的内刊上讲述了这次登山的体会，并说明自己将不会再挑战梅里雪山，“距离山顶的500米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攀登’”。

1998年，明永村村民在放牧途中发现冰川上有异物，向村长大扎史报告。明永没通电话，没修公路，大扎史的弟弟只能跑到县里报告。

扎史村长攀登陡峭的雪壁进行搜索。

随着消息的扩散，越来越多相关人士聚集在明永村。

京都大学山岳会派遣了包括小林尚礼在内的4名成员前往收集遗体遗物。在昆明，小林看到先遣队员收集回来的笔记本、帽子、风镜等遗物，有的物品上面写着友人的名字。还有一块停在10点43分的表和一支显示4900米的高度计。

死亡的讯息在这一刻，具备了实感。

发现遗体的现场散落着大量的物品。遗体都已经完全变形，但通过衣服和随身物品能够大体分辨身份。

这些已经失真的身体对小林来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熟悉感”。一边检查着遗体，一边在心里说：“真想念你们啊！”“下到这里真是难为你们了。”遗体通过了高达千米的冰瀑，下到这里，这原本在小林看来是要过50到10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

小林看到了伙伴们人生的定格。有的高举手臂往上伸，“或许在帐篷被雪崩吞没的瞬间，他有过拼命的挣扎吧。”还有的胸前口袋里包着一份貌似女友寄来的情书，“很可能，他是把它当做了护身符。恰好这个女孩子，我也认识。”

依照人生的种种线索，小林和收容队成员们尽可能地帮伙伴们确认身份。这次收集到了约10人份的遗体和20袋遗物，确认了其中5具遗体的身份。

当伙伴们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小林终于接受了友人故去的事实。

遗体就近运到大理火化。从日本赶来的遗属，接过收容队交过来的盒子。

“遇难7年，终于告一段落了。”一位遗属说。

“这时我才领悟到，原来收集遗体，交给他们的家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小林说，“这句话支撑了我后来长期的搜索活动。”

第二年春天，村人又发现了遗体，山岳会再次派遣人员前来，并决定留下一个人长期驻扎在此，以便搜集。已经从公司辞职立志做自由写真家的小林便成了最佳人选。

“我不做谁做。”这是小林的想法。除了搜寻遗体之外，“我想了解这里的人，也想通过与村民共同生活，了解带走友人的梅里雪山的真正样子。”

17名遇难者之一工藤俊二的姐姐竹泽智子听说了小林的决心，“我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时机，把这个决心下了，带着他年少的烦恼，去寻找事情的真相了。”

“谜一样”

小林尚礼在明永村住下来的那一年，白玛次木只有12岁。作为村长的女儿，她拥有得天独厚的观察这个“怪人”的机会。

白玛又害羞又好奇，扭扭捏捏地跟在小林后面，看他做什么。

家里没有那么多房间，大扎史把客厅腾出来，装一扇可以锁的门，小林每次回来都会把门关上。爸爸没有太多交代这个人的来历，但孩子们都知道他是“来找东西的”。村长对孩子的嘱咐也只有一句：“不要动别人的东西。”

小林要留下来，大扎史一开始是不情愿的。

扎史村长（左）和小林（右）

京都大学山岳会成员来到明永村搜集遗体遗物，每次都是由大扎史组织上冰川，并安排村民把搜集所得运下山。

“（第一次搜寻）当天所有的东西运完，我最后一个下来。安排大家全部撤离以后，我发现我身边还有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就是小林先生。”

这个日本小伙子正在收拾大家吃完东西留下的垃圾。他拿石头把罐头敲瘪了以后装进包里，塑料袋也搜集起来。

“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动了。”大扎史回忆说，扫尾清理完毕，“我们两个一起下来。我们也没聊什么。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999年8月的一次搜寻结束后，体委的人告诉明永村村长大扎史，有一个日本人，要留在你那里。村长不愿意：“我们这个乡，很偏远的小山村，公路也没有，我没有条件留外国人。”体委的人说，是那个日本小伙子执意留下，他要学习村民们的生活。

“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大扎史没办法，“真的是……只能答应了。”

在冰川上作业有危险，通常是大扎史在前面开路，小林跟在后面。一次，小林发现冰河的裂隙中有遗体，很深。小林下去查看，大扎史等在上面。尸体损毁严重，发出刺鼻的气味。小林试图脱去遗体上的衣裤，以寻找名字，但什么都没能发现。冰川的一部分突然崩塌，冰面发出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

裂缝又窄，又冷，小林突然一阵恶心，再也忍不住了，大喊：“好讨厌，受不了了！”

他本能地想逃走，但遗体对于遗属的重要性，以及遗体的存在污染了村子水源地的事实，成为小林“不得不完成这件工作的理由。”

对小孩子白玛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她无法理解，一个话都不会说的人，怎么在这里待下来？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外国人说外国话，就觉得如果我会普通话我就可以跟他交流。”上了四年级，白玛到了县城德钦，学了汉话，兴冲冲回家来跟小林讲，还是讲不通。

白玛家没有厕所，小林每次要方便，都要经过白玛表妹家，到田地里去。两个小表妹趴在楼上看到小林，欢脱地跑下来，用藏语喊叫着：“小林，你又要去大便啦！”

小孩子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小林每次都茫然地嗯嗯啊啊。直到最近两年他才弄明白楼上的小姐妹说了什么。

小林最先是跟村里的孩子们要好起来的。村里的老人家对日本人登山的事耿耿于怀，后面发生灾祸或多或少都会联想到登山队头上。村里的壮年们多数内敛，总以“外国人”代称这个奇怪的搜寻人。但孩子们（小林称他们为“熟悉我的玩伴”）会挺身而出：“他不是‘外国人’，他是小林。”

小林最先是跟村里的孩子们要好起来的。

透过那扇时常上锁的门，孩子们还是看到了这个“谜一样的人”（白玛语）带来的稀奇物件。

他用小煤气煮咖啡，还让孩子们尝，孩子们吐着舌头跑开：“这么难喝的东西你怎么会喝啊！”

而洗头更是个颠覆“常识”的隆重仪式。据12岁的白玛所知，明永村世世代代洗头用的都是烧饭燃尽的草灰。而小林则是把洗发水打到头上，搓起泡沫。白玛在边上一直看一直看，“啊呀，怎么会有这么香的东西！”

投桃报李，孩子们也会“教”小林一些东西。他们带着他去田里逛，去村里转。白玛的弟弟教小林做“番茄炒蛋”——先把鸡蛋煮了，再跟番茄炒。

“他很努力地学我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方面、生活方面。他问我，我告诉他。我每告诉他一句，他就用中文词典一样的东西翻译，在本子里面记下来。他用文字，我用语言，相互交流。相当麻烦的！”大扎史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说。

先是教汉语，后来汉语和藏文一起教。

“他学得很快。”大扎史掩饰不住地骄傲。一年以后，他们俩就能用语言交流了。

“他那汉语跟我爸爸的一模一样！”白玛抱着咖啡笑起来。我们在名古屋周边小城的咖啡馆见面，她已经是两岁多孩子的母亲。2007年，在京都大学山岳会的帮助下，白玛来到日本留学，毕业后便留了下来，结婚生子。

大扎史喜欢在晚饭时喝酒。小林不在的时候，他独酌一两杯。小林在的话……

“他们两个好像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吧！”白玛带着一点点嫌弃：“喝得醉醺醺的。”

“刚开始他（小林）不敢喝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完全信任我了，所以我叫他喝多少他就喝多少。”大扎史又得意起来，“我们的酒都是我们自己酿的（青稞酒），一斤两斤是可以喝的。”

小林喜欢家人围坐把酒话家常的时刻。

明永的桃花盛开落败，年岁轮转。起初，小林的到来总是有事先张扬的意味，他到了山前的消息传来，总要有村人出去帮他背行李。去县城读书之后，白玛就对这些来来往往记不真切了，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都是平常的事。

村人也日渐习惯。看到小林，他们会对白玛的奶奶说：“你的哑巴儿子回来了。”

“魔”“圣”“丰”

在中山茂树的印象中，小林尚礼是一个“奇葩的”人，这个词在日语里偏褒义。

“怎么说呢，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中山露出他特有的含蓄而松弛的微笑：“能按自己的喜好来活，做他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一点，你可以说他很了不起，也可以说他很变态。”

“他一点也不变态，很正常，也很认真——非常认真：认真地活着，活得一本正经的。”70多岁的斋藤清明这样评价小林尚礼。

在米原车站，斋藤清明掏出小林的书《梅里雪山，寻找友人》与我们相认。他也是京都大学山岳会成员，曾供职于《每日新闻》，几年前退休。他为小林的书写过媒体评论。

距离山难已经过去27年，小林尚礼成了日本与梅里雪山之间的摆渡人。他一方面继续收集着偶尔出现的登山者遗落的残片，作为写真家的步履不停；另一方面也带领一些日本观光客去梅里雪山一带旅行。

“看起来有点功利和世俗，但如果他心里没有Ta（梅里雪山），他未必从事现在的一切。”斋藤说。在我们拜访的日本相关人士中，没有人否认小林的“了不起”，但这种赞扬从来不会建立在神圣化他的行为上。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期间很多人都跟梅里雪山发生过交集，但直到最后还跟梅里雪山有交集的，也就只有他了。梅里是他的原点，也是他的命运。”

命运缘分的开场1991年，是藏历铁羊年，而羊也是卡瓦格博的属相，这一年的转山很盛大。当登山者到达山脚，信仰者虔诚而焦急地祈祷，祈祷卡瓦格博阻止攀登者的脚步。当攀登接近山顶，巨大的雪崩袭来。当地人说，卡瓦格博爷爷外出与其他山神开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站在山脊试图冒犯，便抖了抖肩膀，地动山摇。

早些年上山搜寻遗体遗物时，一次下山途中，小林问大扎史：“你怎么看待攀登梅里雪山的事？”

“我决不允许任何人登上卡瓦格博！”大扎史说。他停下脚步，盯着小林：“圣山就是父母一般的存在。如果是践踏到父母的头上，就算是日本人也会生气吧。你知道我们藏族人为什么拼上性命来朝圣卡瓦格博吗！”

大扎史的架势，让小林觉得“可怕得让我无法继续问下去。”

身穿民族服饰的明永村民

在明永村，第一件让小林吃惊的事情，是每天一大早，每个家庭一家之主的父亲，都会爬到屋顶祭拜梅里雪山。而“明永”一词，在当地藏语里的意思是神山卡瓦格博的护心镜。

生活在明永村，信仰与其说是一道道郑重的仪式，不如说是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白玛记得，从小去寺庙，大人就告诫孩子不许大声喊叫，垃圾也要随身带下来。称呼上更要谦卑，不论男女老幼，都要唤一声，“卡瓦格博爷爷”。

从明永沿着冰河上山，走两三个小时，便到了太子庙。冰川还未消融时，从太子庙下去一点就能摸到冰川，凿一点冰带回去分给家人吃，是孩子们最常做的事情。冰川的冰就“像一种药”，能够治愈疾苦。

如今，白玛次仁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日本，一半的时间生活在明永。丈夫和儿子都有藏语的名字。遇到有点风险的事，她会先祈祷，之后便不再害怕。她在日本的家中会挂唐卡，就寝前和早起后会诵经，太长的记不住，她便诵些简单的，其中必有一句：“卡瓦格博爷爷保佑我。”

小林最早爬到太子庙，是为了给雪山拍照。那时，管理寺庙的大叔丘恰70多岁，招呼小林坐下来。小林上前打招呼，捎带抱怨一句：“今天圣山不怎么清晰啊。”丘恰回过头来，直盯盯地看着他，然后说，“来，喝茶。”

小林与丘恰的对话仅限于简单字句。但与老者围着炉火相对而坐，“让我觉得很踏实”。大叔的沉静目光，好像能够安抚着这位东洋青年烦恼的心。

眼前的这座山，与当初青年们一心想要攀登的那座山，好像是不一样的。

往返数载，明永四季的颜色都印在小林尚礼心里了。

春的降临把明永变成世外桃源的模样，“是理想乡”。周遭尚是一片褐气沉沉，田里只有零星的绿色，粉红的桃花恣意开放。这桃花像极了日本这个时节盛放的樱花，常惹得小林思乡。

春天的明永村，桃花烂漫。

夏天雨水多，是看不到卡瓦格博的。生机勃勃的藏区，不是人们想象中荒芜凶险的样子。山上野花盛开，是草的花，黄、蓝、粉，在山坡上热热闹闹的。吃不尽的瓜果，最受欢迎的是甜李子。蘑菇也冒出来，跟随当地人采摘途中，小林发现松茸的香气和森林的香气很像：“原来大自然所有的气息，都凝聚在一个小小松茸上了。”他告诉当地人自己的发现，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小林欣喜，“终于与村里人走得近了”，有了一点点心灵相通。

夏天的明永村，经常下暴雨，麦田和胡桃泛着碧绿。

秋天，树叶变红，红薯甘甜，收割荞麦，核桃压了枝头。秋高气爽，也是转山的好时节。同行路上会遇到很多故事。

第一次转山，小林想找不同的角度拍雪山，但什么也没看到。“我就想，这座雪山可真远啊。”

第二次，碰上了好时候，在山的背面度过了两周，感觉“真美”。但小林不像其他转山者那样拿着竹杖，怕碍着拍照。

第三次赶上水羊年，距离山难整整过去12年。“我就好好拿了个竹杖，心想，这也是为了死去的17个人呢。”竹子是在卢阿森拉山前的湿地砍下的，那里是朝圣路上唯一生长竹子的地方。每个人挑选自己想要的竹子，从下面数五节，砍去两头，削尖上端。藏人称其为“嘎托”。在朝圣路上，将嘎托的一头插入圣水和泥土中，穿上针叶树的叶子。日后，它会作为卡瓦格博朝圣的见证被带回家，作为镇家之宝。嘎托很重，小林一直带着它，手腕酸痛，后来还得了神经腱鞘炎。

秋天的明永村，收获红暑，晾晒在屋顶上。

在卡瓦格博四方圣地之一的卢阿森拉山，无数朝圣者聚集。晴空之下的卡瓦格博格外清楚。大扎史点燃针叶树焚香，挂起五彩经幡。

山口朝圣的人群中，不断传来诵经的声音。小林仰望卡瓦格博，一一念诵17人的名字。

“虽然是第一次这样做，但感到十分自然。”

冬天时不时就下雪。小林在明永过年。各种庆祝仪式要持续10天，每天的仪式是固定的。人们捧着食物，走亲串户。人们聚集在白塔，先祭祀，再品尝美食。人们载歌载舞。人们结队上山，进庙祭拜。

节日结束，小林归去，大扎史为他献上哈达。

“他随时可以回来，我都欢迎，我家就是他家一样。”大扎史说。

冬去春再来。山雪融化，泉水养育了森林、农田、动物和人类。

小林看到了卡瓦格博险峻的一面，“有种仿佛在拒绝一切生物的压迫感”，“这座山是夺走生命的魔鬼之山”。也看到了它温柔包容的一面，养育生命之丰饶，寄托心灵之神圣。

“我认为它有‘魔’‘圣’‘丰’三面，包含着‘登山者’‘遗属’和‘当地人’对他的感情。卡瓦格博雪山是由这些多样化的要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小林完全融入了藏族的生活。藏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白玛看着他空空的碗，心里叹：他真能吃啊！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不浪费的好习惯。

他喜欢农家食物的新鲜，吃糌粑，喝酥油茶。遇到家里杀猪，他一边吃着不同的内脏，一边学着各个部位的藏语名称。

白玛一度以为，小林是最独特的日本人，因为他跟藏民一模一样。来到日本后发现，小林依旧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跟身边的市民也一模一样。

“摆渡人”小林所做的，不仅是物理和地理上的摆渡，还有观念和思想。他把对圣山的认识带回了日本，传递给山岳会的其他成员。慢慢地，京都大学山岳会也接受和认同了当地文化，对有宗教意义的神山已经放弃了攀登的欲求。

“这是非常罕见的。”斋藤说。因为，“从山岳会的角度来讲，登山是一种使命。”

“梅里雪山和凯拉斯（kalmh，即冈仁波齐）这样一东一西守护着西藏的雪山，山岳会现在认为这两座山是不能登的，因为很神圣。这样的认识对山岳会非常宝贵。”

在生命中告别，在时光里相遇

2000年，在小林的组织下，工藤俊二和広濑顕的家人来看梅里雪山。逝者的父母都曾在山难刚发生的时候来过。

第一次来梅里雪山，工藤的妈妈得了胃穿孔，辗转送到北京的医院，医生说早几天如果在村子里发作，恐怕难救。再来之前，又得了再生障碍性白血病，当时吃一种药，医生说连吃三个月，如果无效的话，也没得救。

这位母亲都挺过来了。不仅如此，她还上到了大本营，去了明永村，见到了冰河。

智子说，家人们伏在马背上走了很久的路，“心情很复杂......有释然的感觉，心想，原来（遇难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2002年，在小林的组织下，遇难队友的家人们来看梅里雪山。

内心喊着“我终于来啦”，卡瓦格博雪山真实地出现在智子面前：“估计孩子们就是看到这个山这么漂亮，才想着要去爬的。”

当时的天气晴朗、稳定，“在大本营上看到梅里雪山的时候，感觉在天之灵仿佛在说，你们上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了，真是了不起！感觉（亲人的）在天之灵，仿佛就从天上看着大家。”

那次旅行，5位日本遗属中，4位已经70多岁高龄。小林看到他们触摸着冰川的冰，在黎明时分端详着桃色的光芒降临在卡瓦格博峰。遗属们目不转睛，眼睛里带着泪也带着笑。

一位遗属说，“刚遇难时看到的梅里雪山和今天看到的梅里雪山，仿佛完全是两座不同的山。”

在这场漫长的告别中，遗属们是从哪一刻起，接受了至亲的离开？小林说，他无法知晓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人生和他们对这座雪山的感情，但他“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看着雪山时的目光。

在这次梅里雪山之行前，小林从德钦方面获知，1998年第一次搜索时发现五具身份不明的遗体的同时，还发现了笹仓的手账，德钦方面的负责人说，这本手账是从其中一具特别高大的遗体上发现的。也就是说，五具不明遗体中有一位就是笹仓。

搜索时现场状况混乱，中日双方沟通也存在障碍，因此，当年小林并不知道手账的存在。而回到日本后，这具遗体已经跟其他遗骨一起下葬，没有单独保存。

小林对自己感到愤怒：“明明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辨认出他来。”对笹仓的家人感到抱歉：“感觉对不住他的父母。”

在跟笹仓家人通话之前，小林做好准备，“不管他们怎么骂我我都接受。”笹仓的父亲接了电话，说，“小林君，也是没办法的事。其实两年前，听了对身份不明的遗体的描述，我们就觉得那大概是儿子了。那个时候已经道过别了，所以就算找不回来也并不难受。”

笹仓母亲接过电话，说，“昨晚想起了很多回忆，哭了一晚上。”

电话两头，无语凝噎。

工藤俊二遇难以后，母亲在随身的钱包里放上了几张他小时候的照片，一直随身带着。智子说，“爸爸话不多。能够看到爸爸一直默默地，很努力很努力地活着的样子。”

时至今日，母亲已经故去，但从工藤身上找到的比瞉山的护身符和老师相赠的手绢，还供在家里的佛龛上。

2004年1月，小林尚礼在京都向遗属们汇报搜索情况。登山队长井上次郎的妻子越子带着孩子参加。他们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越子对小林说：“最近，终于觉得可以和上一段的自己告别了。今年我想再去一次梅里雪山。”

27年过去，很多人已经和过去完成告别

在丈夫遇难后，作为队长的妻子，越子“经历了别的遗属没有的痛苦”——殒命和失职，每一个都是最痛。发现遗体的第一年，越子怕自己的丈夫的遗体比其他队员先找到，一直祈祷“请最后一个出现。”

2004年10月，小林、越子和遇难者船原尚武的遗属，以及因其他事务而来的山岳会的成员到达明永村。当晚山岳会的前辈对小林说：“我想，作为山岳会，是时候考虑告别搜索工作了。”

小林想了一会儿，说，“还有一个队员没确认。就算要结束搜索，也等找到最后一个人，或是遗物露出冰川时比较好吧。”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DNA等一系列很好的方式来鉴别遗体碎片，鉴于我们已经收集到那么多的遗体碎片，我认为很有可能的情况是，所有的17人的遗体，都已经有部分被搜集上来了。某种程度上说，小林炮制了一个故事：还有一个同伴的遗体还没有找到。我不喜欢这种故事，这只代表他的观点。我们京都大学山岳会不会承认这个故事。”京都大学山岳会现任会长松泽哲郎对我们说。他将我们的来访视作“国际场合”，因此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

“我认为，活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担负的作用。这种作用包含与登山无关的事，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对我而言，那就是找到他们的遗体。回顾这段经历，不论是再次登山的失败还是与大扎史的相遇，都引导着我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向前……而且，我想把遗体搜索这件面对过去的行为，与通向未来的生产性活动联系在一起。我想那才是在真正意义上超越山难吧。”这是小林的理由。直到2016年还有遗物出现，“既然还在出现，我就要去。”

这是定义的不同，也是立场的不同。

斋藤清明说：“还有一个叫做清水的医生，我也认识，他的衣服和遗物都还没有能找到。所以，小林的意思应该是，如果不能把最后一个人的遗体遗物都以小林自己的方式去得到确认，那么他心里是有遗憾的。这种遗憾和强烈心痛的感觉，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理解的，包括松泽会长。（但）作为山岳会来说，如果要完全搜查到底，是永远没有底的。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吧。”

小林在横滨见到我们的时候，说起清水医生的父母，“直到最近都在说，说不定儿子还在山里活着呢。”

“17个家庭的遗属有17种和上一段人生告别的方式吧。这种告别可能要通过找到遗体、葬礼或者再婚等等不同的家庭事务来实现。现在还有遗体未得到确认的队员和他的遗属，也有因为工作失误没能被交还遗骨的遗属。这些人该凭借什么和自己的上一段人生告别呢？”小林在书中这样写道：“这次的遇难，可能没有真正的告别。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阶段节点，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一跨越这些节点。我们也只能永远背负着失去挚爱之人的现实，继续前进吧。”

2004年10月的旅程中，小林一行在到达德钦时，天完全黑下，月亮升起，卡瓦格博闪耀着洁白的光。越子望着Ta，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梅里雪山。”

回到日本后，越子给小林写了一封信：“这是一趟没有遗憾的、让人内心平静的旅程。”

斋藤说，越子至今还在拼命学习中文，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去一次云南。

在一次搜寻中，小林拾回了一卷胶卷。本以为生锈的胶卷无法冲印，没想到还是从中冲洗出完好的照片。

从明永冰河里发现的胶卷冲洗出来的照片，上面是2号营地和队员们的身影。

这是一张C3营地最后的全景。在遇难地点的雪原上，队员们笑容灿烂，忙碌着装卸物品，正准备出发安插路绳。

“那是我从未看到过的C3的样子，还有朋友们熟悉的脸庞。仿佛超越时光，还能与他们相见。”

（感谢日文书籍翻译韩诺。鲁春萍、刘美英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