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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看待亚洲女运动员方式 亚裔花滑选手成榜样

改变看待亚洲女运动员方式 亚裔花滑选手成榜样

新加坡游泳运动员吴蕊思(右)

文/ESPN 特约作者 Sasha Pimentel 编译/ESPN 高级编辑 张薇

在新加坡游泳运动员吴蕊思的阻力训练照片里,她被悬浮在一个泳池中,拉着一个盛满杠铃的水桶。水桶拉着绳索系在她膝盖上方的绷带上—她的左手拇指和食指穿戴着手桨向前滑水。这张照片是在水里拍摄的,我们不太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一名游泳运动员,只有从背阔肌的曲线和她胯部泳衣的线条才能看出她当时的速度。

她天生患有脊柱裂,游泳时无法使用双腿。她还是新加坡第一个承认是同性恋的运动员。她是一个打破了三项世界纪录,在东盟残疾人运动会获得30枚金牌的运动员。她是一位女性,也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运动员的类型—一名残障运动员,一位同性恋群体大使,一个来自亚洲的运动员。

17年的职业生涯中,吴蕊思的强大和韧性,是通过每一次划水、每一次抵抗阻力奋力向前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她在水中每一个动作细节为她带来的想象、给身体的信号、所增加的能力,都让她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她在水里前行时产生的泡泡应该是鼻子里呼出的空气吧,又变成了泳帽边的粼粼的波光; 泳镜里映出池底的瓷砖,包围着身体的水形成的阻力和干扰,都时刻提醒她逆流而上,突破,再突破。

吴蕊思想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而这个她在努力发展的方向可能是我们不太习惯的一个视角,但这个方向却因为她的努力走进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所看到的改变了我们所知道的,”已故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曾说过。我们可以将历史学家艾玛-佩雷斯(Emma Pérez)“去殖民化想象”的一种女性主义实践的主张补充到这里来—亚洲和亚洲太平洋岛国的妇女长期以来遭受的公众印象在这两者间徘徊:没有代表性和被错误观点代表:是容易被征服的、可被看作视而不见的群体。

不过,吴蕊思认为这种观点是潜意识里的自我寻找。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超出我们以前为自己划定的界线,并和我们以为我们可能成为的人。

1992年我10岁,美国滑冰选手克里斯蒂-山口从那个陌生而神秘的成年人世界走到电视屏幕上,我的胃当时觉得像是佛朗明哥曲子里被放慢了的弦,山口旋转着,她的右臂像一朵郁金香一样举起。

可是,虽然我的父母用录像机录下了她夺金的表演,最打动我的不是那六分钟的表演,而是表演结束后,她滑到宣布成绩前等候的长椅上……我会倒带回放那个时刻,整个屏幕上就是她大特写,充满疑惑和期待。当时我才10岁, 我怎么就能在她当时的表情中联想到了自己?直到现在30多岁了,我才意识到山口是来自亚洲太平洋岛国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女运动员,也是我在家中或我所居住的移民社区之外看到的第一个亚洲面孔,这是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第一位女亚洲胜者,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跟我命运紧密相连的“外人”。

对此感同身受的不止我一人 。

“山口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了,尽管这种需要存在了好长时间,可是我开始时并不清楚,”作家妮可-春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亚裔英雄是存在的。少见,甚至根本没有--如果你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被刻板的印象所局限—你可能很难相信你自己代表的人群和内在价值。”

但改变我的并不是山口的成功,而是她的脆弱。她在等待分数的时候,脸上有疑惑有不确定,她的不自在的一刻,让我看到了自己。当她以这种方式走进我的生活的时候,让我明白了超出众人通常看我们的目光:做到完美才能融入。一定要有最完美的形象来成为我们这个种族的象征。没错,山口是非常优秀,但她也会在三周转的时候站不稳,或是把编排好的三周转动作临时改成难度低一些的两周转,会被媒体把她和坦雅-哈丁还有依藤绿作比较而感到巨大的压力。

是她让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亚裔孩子,出现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并不是一个物化的象征,而是一个代表:代表我们自己。

对于其他孩子来说,迪士尼的“花木兰”—这个星期马上就要20周岁的一个动画人物—

只是一个形象。这电影里的英雄与真正的运动员相比,只是一个平面的图像,而且这电影涉及到令人不安的种族主义比喻--从木兰给她的狗取名“小兄弟”到动物化的匈奴的形象。但我也知道,这个黄皮肤的女人承载的文化意义。

图像记录的可以是痛苦,也可以是希望,即便不完美,屏幕上一个亚裔形象的英雄会让亚洲的孩子非常重要,通过木兰,也许他们会看到,即便是依稀的,是他们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当木兰在大木柱上挂上两个加重的圆盘,做个鬼脸,然后敏捷地向上爬--所有人高喊 “做个男人!”--我们意识到了戏剧性的讽刺。木兰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她所发挥的力量超越了身份的界线--而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拒绝无视或投降的人,一种向上的意志力,与一切阻挡对抗的力量。

这种力量,这样的意志,源于木兰的挣扎和脆弱:她问道:“我何时能展现真实的自己?”,以及她试图寻找真我,一个在那个时代根本还不存在的那一个自己。她挣扎与她的成功同样存在,由此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人性化的榜样,而不仅仅是一个客体化的主体。

举个更好地例子,一个比平面地卡通更立体的人物:一个世界级的攀岩高手,17岁的Ashima Shiraishi,登上世界最大的巨石,从日出到日落,她不停地跌落跌落跌落,哭泣哭泣再哭泣。“百分之九十九的攀登,” Ashima Shiraishi在TEDx青少年演讲中说,“都是跌倒,面对失败。”

来自不丹的Karma曾说:“我并没有因为射箭是男生的运动而不去尝试,”这样一个18岁才第一次拿起弓箭的女孩子,在不丹根深蒂固的射箭是男子运动文化中迎难而上,在与传统的斗争中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还有在平昌奥运会独树一帜的克洛伊-金,她的右脚踝几乎不可能弯曲成45度,而她在腾空时看起来如此轻盈。她的运动能力完全人类的极致:她的意志力停留在我们见证了的那么清晰的时刻。克洛伊-金完成的三个背靠背1080s是历史性的突破(在她参加比赛之前,没有一个女运动员能在比赛中完成这个动作),尽管最后一跳之前她已经锁定了金牌。“我知道如果我获得金牌了,却心里清楚我还能比这个做的更好,我会很不满意,” 克洛伊-金说。她知道自己没有必要硬着头皮比自己挑战更高的难度,在那么寒冷的冬季,冒着重重摔在雪地上的风险。但是她让我们这些观赛的人知道了,她的胜利,是冒险而来的。

一旦你已经亲眼所见,意识到了,就无法“无视”,或是不去“想象”。冬泳运动员,亦是如此。

Lao Khang,一个来自在越南战争期间被轰炸过的老挝地区的女子,成为了一个橄榄球运动员。没有人想象过--包括她自己—在她生活的地方执教这一群和她一起在赛场上奔跑的11-16岁的女生们。

当来自印度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明达•丹特勒成为铁人三项世界冠军赛中第一位坐轮椅的女性运动员时,她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丹特勒拒绝被无视或是被轻视,于是她通过体育做载体来激活我们的想象力。

当柬埔寨42岁的Nary Ly辞去她的工作,成为柬埔寨历史上第一名奥运会女子马拉松选手时,她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的冒险精神与热爱。

再看看被称为“飓风”的安娜-胡拉顿,她在综合格斗比赛中在呼吸挣扎的情况下硬是坚持完成了比赛。

更要看看15岁的体操运动员Sunisa Lee,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苗族美国人,也许很多女孩子看着她,就能开始预见那个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未来的自己。或者那个印度尼西亚人Diah Rahayu Dewi,将她的滑板推到了海水中,成为巴厘岛唯一的女性冲浪者,冒着海浪会淹没她身体的危险。

“我们如何被看待,” 贝尔-胡克斯在她的著作《黑色外观:种族与表现》一书中提醒我们--当我们来自殖民历史--“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在努力和泪水中构建自我和寻找自我。”我们常常以长期主导的方式进行社交,也许我们忘了--甚至不知道—要去去寻找我们自己的形象,如我们这样的故事,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自己的故事。我那时不知道,我在电视上看着山口,那让我感动的东西是我在周遭的环境中失去了的文化。但是,胡克斯认为“转换表达”也是关于“转变形象,创造替代品”,问自己什么类型的形象可以“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

通过溜冰,山口唤醒了我内心的某些东西,这不仅改变了我在看到她的过程中最终学会如何看待自己,更加改变了我生活中本来有的和本来没有的,以及本应该有的东西。后来,山口公开谈论了作为一个被父母和祖父母“禁锢”在日裔美国人界线里的感受,我从她的描述中又看到了自己。山口是我重要的一部分—她一直都在人们在固定思维模式认为的她和她想成为的自己中不断努力。

改变看待亚洲女运动员方式 亚裔花滑选手成榜样

吴蕊思

而游泳运动员吴蕊思也是我现在需要的一个关键选择,因为正如贝尔-胡克斯所提出的,只有通过转变模式,改变观点,寻找方式才能取得进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些运动员持续地挑战自己的身体挑战自己的极限,都会对世上的固化思维有所撼动。尤其是这些撼动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时候:足球队长 泽穗希,网球运动员李娜,篮球运动员邵婷,和花花选手关颖珊……我们感知,我们改变。

让我们回到开头,吴蕊思在水下,她的呼吸,她的每一次划水,每一寸肌肉,抵抗哑铃重力,她的身体—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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