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球星恐难弥补整体不足 烧钱砸新星不可取

体坛周报记者 马德兴

北京时间3月1日凌晨0时，2018赛季中国足坛转会窗口正式关闭。相比往年，由于引援调节费规定的出台，超过标准引援（外援转会费4500万元/人、内援转会费2000万元/人）的俱乐部，需要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而且，中国足协将历史性公示完成转会手续的球员名单，并公布“超标”引援并已缴纳调节费的俱乐部，以正视听。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国足协出台一系列新规，今冬中超转会市场相比往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相应地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尽管有关方面希望遏制“烧钱砸外援”的现象，但在资本作用之下，即使行政指令让外援身价大幅缩水，但烧钱方向正在转到更为年轻的中国球员，其实进入到另一误区。

一方大牌外援丰特

资本依然“任性”

尽管中国足协以及更高一级部门希望遏制烧钱，同时确实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资本面对行政力量时，总是想着发挥主导性作用或功能。在总支出呈现下降之势，仍有俱乐部逆势而为。例如大连一方和北京国安，两队今冬转会市场的投入均超过5000万欧。前者引进卡拉斯科、盖坦、丰特三人，一共投入5360万欧元，后者引入巴坎布、比埃拉花费5100万欧元。当然，相比上港当初买入浩克和奥斯卡，一方和国安的引援算是“小巫见大巫”，但考虑到目前政策和环境，已经属于“逆势而上”。当然，调节费更是不能减少。

恰恰因为有钱任性，资本拥有者为了避免“调节费”，也是想尽一切办法。例如已经披露的“买断巴坎布”一说，包括外界传言的一方为买入卡拉斯科、盖坦的“股权置换”说法等。同时坊间有传闻称，某俱乐部引进外援时，更有以出场费置换转会费一说……上述这些坊间传闻的说法，其实都是资本之任性的体现。

除此之外，以往中超俱乐部引进的外援，多是欧洲豪门的大牌边缘球员，但今年，以西甲绝对主力为甚。据统计，2018年，共有五家中超俱乐部从西甲引进7名球星，且都是西甲主力：大连一方的盖坦和卡拉斯科、北京人和的奥古斯托、国安的巴坎布与比埃拉；华夏幸福的马斯切拉诺以及建业的卡拉。而且，这7人的转会费，占据今冬中超引进外援投入的2/3，即超过1亿欧元。当然，他们的年薪自然也是天价。

从市场角度而言，球迷希望看到高水平的比赛，高质量外援是高水平联赛的重要推动力量。单纯从技战术角度来说，西甲技术流球星的加盟，将提升整个中超的技术含量。只是在新政的实施下，中超各队的“BUG”或许越发突出。技术流球星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中超的技术含量不足，但恐怕难以改变整体不足。

U23新政利弊明显

U23热潮的利弊性

新政本是希望加强国内年轻球员的培养，令更多新人得到锻炼，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国家队、国奥队使用。但由于政策拟定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细节，也就造成今冬转会市场的另一现象：U23球员成为内援市场的主力军。

本赛季，倘若一支中超球队使用三名外援出场，就必须要有三名U23球员亮相。于是，各队就要储备足够充裕的U23球员，以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据统计，2018年中超16支球队，一共引进的内援人数达到78人，其中的35人属于U23球员，占内援转会总人数的44.87%。在过去5个赛季，这是中超联赛从未有过的现象。因此当外界不断发出感慨，“或许23岁以上球员无球可踢！”从数字上来讲，这并非空穴来风。

而且，仔细查看16家俱乐部这一冬天引进的内援情况，只有大连一方、北京人和、山东鲁能、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五队，最终没有引进一名U23球员。这从一个侧面足以说明：这些俱乐部的人才储备相对充实。而一直号称打造“全华班”的广州恒大队，今年买入的5名内援（邓涵文、杨立瑜、唐诗、胡睿宝和钟义浩），全部是23岁以下，U23球员所占引进内援的比率达到100%。而像天津权健和天津泰达，所引进的U23本土球员，同样占据较高的比率。尽管天津权健存在接手俱乐部时间较短的情况，但两家天津俱乐部大量引进年轻球员，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目前天津足坛的后备人才，其实是处于短缺的状态。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量引进U23国产球员，或许从一个侧面佐证“造船不如买船”的说法。但同时，由于U23球员属于“奇货可居”，无形之中又将这些年轻球员的身价“炒高”，让这些年轻球员很容易就能拿到高薪，进而失去技战术和业务上的追求。这对年轻球员的成长，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毕竟，如今的政策让现在的年轻球员哪怕在冷板凳待命，一年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拿到两三百万甚至更高的年薪，这与日本规定年轻球员的最高月工资不得超过万元，其实形成鲜明的对照。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当然是政策上的漏洞，更是让很多经纪人在无法通过外援挣得更多佣金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运作年轻球员来弥补，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

金英权

亚外已成稀罕物

由于中超联赛外援政策的变化，在今冬转会市场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亚洲外援逐渐成为稀罕物。鼎盛时期，例如2017赛季，仅效力中超的韩国国家队现役国脚，至少能有五六人。倘若再算上曾经入选韩国国家队的选手，更是可以多达七八人，此外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和澳大利亚外援国脚。

但在2018年，由于外援名额减少，每队只能注册四名外援，且在国内联赛取消亚外，使得亚洲外援逐渐在中超失去市场。除了征战亚冠的三队继续保留，即广州恒大的金英权、天津权健的权敬源、上海上港的艾哈迈多夫，像上海申花索性直接弃用亚外，而把金基熙送往美国。其他中超球队之中，只有长春亚泰继续留用乌兹别克斯坦国脚伊斯梅洛夫，他也成为今年中超联赛非亚冠球会仅有的一名亚外。而且，今年也是伊斯梅洛夫效力亚泰的第8年，将成为有史以来效力中超一支球队时间最长的一名外援。

任何规定都是有利有弊。如今，近邻日本联赛在实施“3+1”外援政策基础上，还实施“+1”外援名额，即允许各队再引进一名东南亚外援，目的是希望进一步在东南亚扩大日本职业联赛的影响力，即所谓的“日本足球文化输出”。同时，东南亚诸国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联赛，也开始效仿日本联赛实施“+1”外援政策，即允许各队引进一名东南亚邻国的外援，以此希望促进相互间的交流。然而，中超联赛现在则是逆流而上，进而，中超联赛何以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如何将中国足球文化输出？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