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解新政：新举措屡受阻 不能靠行政推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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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撰稿/记者马德兴报道

5月24日夜，中国足协通过官网发布了两则通知——《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和《关于调整中超、中甲联赛U23球员出场政策的通知》，引发外界强烈反响。应该说，强化本土球员、本土青少年培养，限制引援市场过热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方案有很多不合理、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可能对职业联赛甚至整个中国足球，在一定程序上造成消极影响。

起因：新举措屡屡受阻 震怒俱乐部爆买

5月23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35次会议在京举行。领导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多个意见与方案，并审议了包括《关于足球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等多个报告。

实际上，从去年的冬季转会开始，围绕着中国足球的改革，各级有关高层就曾多次有过批示，特别是针对中超俱乐部“爆买”、球员身价飞涨等现实情况，作出了“不准用金钱来改变足球落后状况”的指示。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俱乐部依然“顶风作案”，引进了冬季标王奥斯卡等诸多天价外援，这让各级高层震怒。步入2017年，有关方面针对中国足球曾欲推出一系列“新政”改革，包括联赛中的计分方式、进球方式、外援限制等等，但很多都因缺乏可操作性而最终未能变成现实。中国足协仓促之中出台了“每队只能出场3名外援”、“U23政策”等新政。

采取一系列举措，大力培养本土球员是最终目的，但需要留给地方俱乐部操作时间。因此，在出台“U23政策”时本身留下了“口子”，就像现在诸多中超俱乐部派遣U23球员出场10多分钟就替换下场。而这其实让有关方面相当不满。

“火上浇油”的是，国内某些俱乐部依然逆势而行。早些时间，围绕着效力于切尔西的科斯塔将转会加盟某中超球会的消息甚嚣尘上。据欧洲方面传来的消息，切尔西俱乐部本来早在去年冬窗就准备将科斯塔转让，但自称“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经纪人找到了阿布，让阿布停止转让行动，声称中超俱乐部相中了科斯塔、可以帮切尔西“赚大钱”。这样，切尔西才停止了“甩卖”。随后，据说切尔西与国内某俱乐部达成一致，科斯塔将以2.5亿欧元的身价加年薪加盟。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后，再一次激怒了有关方面。一方面，国内某些俱乐部对“不准用金钱来改变足球落后状况”的指示当耳旁风，依然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围绕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足的备战，有关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与动议，包括“国奥打中甲”、“创办U21青年联赛和U19青年联赛”等等。中国足协在征求地方俱乐部及基层意见之后，绝大多数俱乐部都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像U21联赛等于专门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足赛适龄球员定制的一个联赛，国内只有像鲁能、辽足等五六家俱乐部赞成，多数中超中甲俱乐部表示反对，因为这与目前现行的预备队联赛、精英联赛等存在着交叉、重复的问题，而且将大幅度增加支出。

换而言之，有关方面一再希望推行的诸多举措迟迟得不到落实，而各种不重视本土球员培养的“小动作”不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次在发出这两项通知之前没有再征求地方俱乐部与基层的意见，而是直接下发，最终引发争议。

动机：加速本土培养 不能靠行政手段

从公布的两则通知本身来看，其出发点和动机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核心是加速国内本土年轻球员的成长。譬如，征收“引援调节费用”、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而U23球员与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相同则更是希望为本土球员创造机会。但是，有好的动机与出发点，未必能够完全起到所希望的效果。

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坦率地说，效果最理想的只有“职业联赛”了。君不见，中国足球在步入职业化后，过去赖以生存的青少年球员培养体系——“业余体校制度”被彻底摧毁，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青少年球员培养体系，因而中国足球人才青黄不接，如今表现在市场上就是球员“价格偏离价值”，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国字号队伍的表现也是每况愈下。在专业时代，中国队至少还能够有“黑色三分钟”、“只差一步”等演出，距离进入世界杯就差一点点；奥运会也至少进入过一次；青少年队伍至少能进入世青赛、世少赛。但如今的青少年队伍甚至能够进入到亚青赛、亚少赛决赛阶段比赛就已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当初，如果不是中国足协的几位元老“仗义执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力保职业联赛，恐怕连现在的中超联赛也早已物是人非。而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也就是2009年开始，中超联赛在“不折腾”的原则之下，终于能够稳步发展，才有了今日之局面。这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行政干预大幅度减少。而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宗旨与目的之一，就是“去行政化”，“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

作为一国顶级联赛，除了为球员提供一个良好的表现舞台、提高竞技水平之外，更重要的任务和职责就是服务于球迷、服务于大众。任何举措的出台，恐怕首先都需要遵守这样的原则。于是，当中国足协下发这两则通知时，试问：在这样的政策出台之前，征求过地方俱乐部以及相关方面的意见、建议没有？否则，这与中国足球改革的大方向与目标是否背道而驰？

当中超进入“5年80亿时代”，前不久平安刚刚续约5年10亿元赞助合同时，我们的决策者作出相关规定时，是否尊重了这些赞助商的意见？是否尊重先前的诸多商业合同中的一系列规定？必须承认，近几年中国足球市场的繁荣来之不易，虽然有诸多亟待完善与改进之处，中国足球人及相关各方人士都应该懂得珍惜，而且加紧工作、逐步改善。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决策都应以不损害当前局面为前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钱任性”的确是当前中国足球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而且需要采取相关措施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与办法，除了“行政化指令”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了？

“减少人治、加强法制”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法治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央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足球的治理同样如此。随着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推进中国足球治理现代化、深化足球改革，就必须加快治理法治化进程，提高治理法治化水平。单纯的行政指令显然已不适合现在中国足球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