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冬会总结：当奖牌不再重要 冬季运动靠什么

合心·谐愿·同德·共治·兼修——亚冬会观后感

文/腾讯体育特约撰稿人 房学峰（资深电视人,前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记者,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

第八届亚冬会闭幕了，与其说去逐项总结中国代表团的竞赛表现，不如去认真地思考中国冬季运动的发展战略。

我认为：要想把握住北京冬奥会这个历史契机，要想使中国冬季运动得到快速、健康、全面、持续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共有五个。

亚冬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

问题一：上下合心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的管理体制是一种“官本位”的行政化体系，行政效率的强化，在一些历史阶段（比较典型的是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北京夏奥会前）对体育事业的奠基和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美其名曰“举国体制”、恶其名曰“总局领导官大、中心领导权大、部门领导胆大、一般干部谱大”。就本质而言，这种体制是一种上行下效的“齐唱”型体制，有必然转变为各唱各的“声部”的“合唱”型体制。

以往中国冬季运动的最大特点，在于主要依托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从而产生了两重弊端：

一是黑吉两省之间的矛盾。很多项目的国家队，其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和辅助人员，几乎都来自或黑或吉，区别往往只在于谁的势力更大、实力更强，这和我国诸夏季项目的“五湖四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地域文化的限制和项目空间的狭隘，造成了一些或明或暗的内耗，在这里我举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例子：短道速滑。

二是形成了以两省为基础的利益链，这制约了东北之外其他地区冰雪运动的发展。先考虑本省利益、再考虑东北利益，这几乎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就好的方面来说，的确东北利益几乎就是国家利益；就坏的方面来说，其他地区要想发展冬季项目的话，则要么受到两省的联手狙击，要么就只能在人才、条件等方面咀嚼黑吉吃剩下的残渣剩饭（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所说的利益链绝对是荣誉意义和功名意义的，只和升官有关和发财无关——我相信中国冬季运动的新老管理者中只有肖天一个人属于贪污受贿的坏分子，其他人都是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短道速滑温哥华三冠王王濛

因此在我看来：今后项目主管部门一定要本着改革创新的原则打破传统格局，尤其要充分发挥黑吉两省之外各地方的积极性，比如说新疆，就不但是中国冬季运动的胜地和人类滑雪运动的起源地，还拥有充沛的人才基础和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场馆群。

问题二：朝野谐愿地处理好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

以北京冬奥会的召唤和冰雪产业的未来为愿景，体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力量和来自社会的力量都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样求得协同与偕动。

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力量发挥过可歌可泣的作用：例如那些带着孩子远征美加的冰球家长，例如在崇礼建雪场、在深圳建冰场的先行者等等。和他们相比，一掷千金地蜂拥而至的有些自然人和法人，则稍有投机之嫌。

然而即使是在今天，两种力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举个我“听说”的例子：某支参加国际比赛的中国队成绩不佳，除了技不如人的主要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队员的背景是两种力量的集合——传统专业队体制培养出的选手，依托的是传统行政力量；有留学经历的那一批运动员，则依托的是社会力量。

这个问题中更深层次的内涵还在于：就行政力量而言，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已经不是体育主管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和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等其他部门发生着越来越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体育部门决不能抱残守缺和贪恋权力，其他部门则有必要尊重体育的规律、不要做越俎代庖和抢班夺权的事情。

问题三：新老同德地谋求各项目竞技水平的提高。

竞技体育领域，从来就有新老运动员之间、新老教练员之间和新老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所有项目盖莫例外。

但就我国的冬季运动而言，一者人才本来就有限，二者时间紧任务重，有必要求同存异地、新老同德地谋求水平的提高和项目的发展。在这方面，也有几个人的例子——

辛庆山

短道速滑的辛庆山教练，曾经带领李琰和杨扬获得冬奥会表演项目与正式比赛项目的金牌，虽然他识字不多、腿脚不便和有时候心胸比较狭隘，但让人家赋闲在办公室总不太合适，不妨在其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找某个区县代表队给他个助教干干；又例如中国女子速滑的第一位世界冠军王秀丽，在加拿大带出过奥运会冠军、当选过加拿大的最佳教练员，她如今虽说徐娘已经半老，不复当年之惊艳，在社区俱乐部带带小孩儿总是可以的；再例如原来的冬管中心蓝立副主任，曾经在管大道短道冰球冰壶等项目时略有贡献，虽然身躯较为臃肿、缺点错误较多，但正值用人之际，何必非得要求人家“三年不得涉足”呢？说到底，体育的专业性很强，不能完全照搬行政管理的原则。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女排夺取里约奥运会金牌之后，排球运动员出身、后来走投无路当了博士和校长的钟秉枢先生有个关于“近亲现象”的观点，谓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教练皆出“袁（伟民）门”（邓若曾、陈忠和与郎平），这和篮球的“钱（澄海）门”、足球的“年（维泗）门”乃至围棋的“聂（卫平）门”类似，是竞技体育的一种隐含某种规律性的现象——新老一旦同德、或许事半功倍，一旦离心、则或许欲速不达。

问题四：远近共治地处理好冬奥会取得成绩和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现在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五年时间，从亚冬会反映出的项目情况看，中国代表团届时不太可能取得很出色的运动成绩，中国冰雪文化的成熟、冰雪产业的繁荣则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所以远近共治就是必由之路，比如说：

冰壶运动是一项适合成年人、适合中产阶级的运动，应该像加拿大那样以俱乐部作为其基础，但目前中国的冰壶俱乐部数量很少，诺大的北京甚至没有几个能打冰壶的专业场地，在冬奥会取得成绩和让项目基础变得雄厚之间，唯有两手抓。

冰球在我国正逐渐具有广泛的影响，是一项适合青少年、适合小康阶层的运动，但奇怪之处在于，虽然越来越多地区的冰球少年在引领时尚，但却没有几所中学尤其是大学在开展冰球运动，这是中国男子冰球仍然在世界上处在“二B”（二级B组，即只能参加第五级别的世界锦标赛）地位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速度滑冰是冬奥会金牌最多的项目，短道速滑则在世界上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在我国，冰场的经营者大多以花样滑冰为背景，却罕见速滑背景的人士经营速滑类俱乐部，除了他们不如花样运动员精明和聪明之外，社会各界对滑冰运动的认知是深层原因。

我国的雪场基本上都是在开展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类型的运动，但在我看来，越野滑雪有必要在群众中得到更好的提倡，一是因为它和路跑等项目能够有所结合，二来就中国人的身体条件而言，这个项目有相当的竞技潜力——喜欢跑步的人数以千万计，却鲜有喜欢越野滑雪的；骑自行车的人数以亿计，为什么只有“轮转冰”没有“车转冰”？

总之对中国冬季运动来说，冬奥会当然是里程碑，但绝不是目的地。

问题五：文武兼修地给北京冬奥会留下真正的体育文化遗产。

由于思想水平的局限和平时不注意学习，我曾经斗胆地刻薄地发表过一个关于北京2008的“右派”观点：单纯就体育文化的意义而言，奥林匹克没能真正改变中国、中国也没能真正地改变奥林匹克——不是吗？奥林匹克在中国至少输给了广场舞，中国在国际体育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是提高了而至少是止步不前。

在我心目中，北京冬奥会的成绩如何和能否留下真正的体育文化遗产是两回事，限于篇幅、姑举几例：

其一，我认为应该把现在被称为“队列滑”、其实应该叫“同步滑冰”的那种运动纳入北京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中。因为清廷在什刹海和中南海举行的皇家仪式，具有分列式和团体操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同步滑冰”的古老源头，何况这项团体型运动比个体型的“花样滑冰”更适合人口众多的我国。

其二，我很关注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是否能真正留下一些伟大的地标式的建筑符号。我去过几乎所有的冬奥会主办城市，印象很深的是每一座城市和冬奥会有关的丰碑式建筑都是跳台滑雪的高台，而就北京城区而言，它将举办的仅仅是“滑冰奥运会”。

其三，我杞人忧天地担心北京市有关部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在观念上肯定会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是否会在文武兼修方面出现问题？

再想到中国有可能连续举办2021年亚冬会和2022年冬奥会，我觉得本文还是识时务地就此打住为好……

（此视频与原文内容无关，仅供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