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里约奥运冒险记：日行三万步 半夜赶稿子

[摘要]在里约的20天里我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如今回想起来，这段征程感觉既紧张又特别。

□本报记者 秘晓芳

时差是种很奇妙的东西，23日凌晨零点30分我从里约国际机场起飞，于阿联酋当地时间凌晨1点降落迪拜中转，接着在北京时间24日15时35分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最后在当晚23时30分回到石家庄。在天空飞的过程，好像是在与时间赛跑，突然发觉，这个月好像多出了一天时间……

其实，在里约的20天里我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如今回想起来，这段征程感觉既紧张又特别。

记者与兴奋的西班牙球迷

一天12个小时

里约是一个海滨城市，奥运会的主场馆群，分布在巴哈、迪奥多罗、马拉卡纳和科帕卡帕纳赛区，后三个赛区车程都在两个小时之上。科帕卡帕纳是最美的赛区，由于它主要承办沙排、铁人三项、赛艇等比赛，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也就未曾踏足著名的科帕卡帕纳海滩。

射击比赛所在的迪奥多罗赛区附近有军营，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戒严。我下车之后，需要过两个安检点，步行将近三十分钟才能到达。回程同样漫长，每天计步器上显示的数字都超过三万，甚至走到小腿都发疼。由于路程漫长路况复杂，射击比赛首日，总局领导蔡振华还迟到了。

因为时差，大部分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夜间进行。我在里约每天是这样度过：白天和晚上去赛场，深夜写稿。我的习惯是在睡前把工作都完成，第二天7点跟后方编辑沟通。如果赶上比赛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那就更紧张了。比如采访里约当地22时进行的石家庄选手巩立姣的比赛，需要乘坐BRT和小火车两种交通工具，比赛结束回到驻地，已是凌晨1点了。当天收工已是凌晨三点多，脑袋都写木了，晕晕乎乎飘上床。

去哪儿找开水

里约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吃一顿方便面，不只是因为方便，重要的是起码可以有汤有水，热乎乎的下肚。如果加上一个鸡蛋，撕上几片菜叶子，再佐以榨菜，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我遇见的大部分当地餐，没有汤、粥，吃什么搭配的都是可乐、啤酒或者一种巴西很著名的饮料瓜拉纳，无论喝什么都会加大量的冰块。对于我这个胃寒的人而言，心是拔凉拔凉的。于是乎，每次不得不强调再三：NO ICE（不加冰） ！有时候服务生听得懂，有时人家根本不理会——即使是不加冰的饮品也都是从冰柜里取出来的，足够凉得人打个激灵。

出发前，我带上了一个玻璃保温杯，在抵达迪拜时，飞机的颠簸让它碎了。于是在里约采访的路上，热水就没了盼头；回到公寓，没有热水壶，但好赖可以拿锅烧一锅水，泡一杯热茶。

巴西盛产咖啡，自助餐馆里，水和啤酒需要付费，咖啡是免费的。当地人的午餐很简单，常常是面包加一杯咖啡。如果跟店员要上一杯，端到你面前的会是什么都不加的黑咖啡，杯子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离开之前，我特意尝了一杯，苦里带着异样的香，我无福消受。

媒体争抢奥运头条

感叹闪电资讯

2010年采访世界杯时，全国晚报采访团只有我一个人兼具写稿和录视频的任务。6年后，每个记者都有了“双重任务”。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上面，而写稿子的任务几乎被安排在最后一项完成——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的大战真是硝烟弥漫。

女排决赛结束三分钟后，不少南方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就推送了女排登顶的相关资讯，这些内容迅速在朋友圈里扩散。尽管这些内容大部分只是旧新闻的整理和归纳，但在那样一个特殊时刻，只靠速度就能取胜。

而我所能奉献的必须要在速度之外，不被新闻大战的洪流吹跑的内容。而为此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还需要后期的思考，更需要编辑的辅助。

双面里约的叹息

尽管我的双脚一次也未能踏上海滩，但从著名的面包山和耶稣山俯瞰了这个被称为天使之城的美丽城市。蓝天、碧海、白色的沙滩，富人区的别墅和贫民窟的鸽子窝都尽收眼底。

出发之前关于这个城市的传言，和亲历中感受到的市民的善良混杂在一起，不知道哪一种更接近这个城市的本来面貌。离开里约的当天，浙江同行讲述了他们的一段遭遇：一位浙江的巴西侨民计划在中国餐馆请浙江的记者聚餐。侨民的女儿到了餐馆门口，刚从汽车上下来，就被人用枪顶住了腰。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车里的东西还被打包带走，损失了六万多元人民币，这些是在记者们到达前几分钟发生的。

还有一个细节，我一直未能呈现出来。在贫民窟一位同行请我帮她拍照，正当我举起手机时，一位小伙子从旁边经过，我下意识的把手机往身旁一藏，小伙子注意到了我的举动，开始大叫，尽管都是葡萄牙语，听不明白，但我能感觉到他受到了伤害，好像在说那是他的家，他不会在家门口干有损自家形象的事儿。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复杂的情绪：既有误会了对方的自责，又有担心他因此而发怒的害怕，还有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交流而相互敌视的感慨……

我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如何表达。天使之城的确有抢劫、毒品、持枪，但也有善良、无奈和卑微。其中的复杂，就像我安抚不了他受到的伤害，他也不足以让我放下所有的心结。就像处在变革洪流中的整个社会，有人主动改变，有人固守从前，虽然都一起在这洪流中前行，却无法理解别人的挣扎。

李韬和伊戈尔

未完成的采访

离开里约之时，还有一个采访未能完成，那是一个东北人的体育故事，还有一段未能成行的贫民窟之行。

这个东北人叫李韬，36岁，在巴西六年了。打羽毛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也结识了不少巴西的球友，其中一些是来自贫民窟的孩子，包括巴西参加奥运会羽毛球男单比赛的第一人伊戈尔。

伊戈尔的父亲在贫民窟里创建了一个球馆，想让这些孩子在放学之后有个去处，不至于到街上乱跑去抢东西，或者被一些大人带去贩毒。

“这些孩子把羽毛球和巴西的桑巴舞结合在一起，跳得特别好！”李韬拿出手机里的视频给我看，球馆看上去很好，其实不过是在水泥地上刷了漆。

李韬把身旁一位深肤色的小男孩儿抱在了膝盖上，“这孩子10岁，别看这孩子小，羽毛球我打不过他。”说着，他翻译给孩子听，那个孩子听完，羞涩地笑着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这个孩子曾夺得里约地区十岁组冠军。

李韬说他并没有给过孩子们多大帮助，最初只是把穿旧的鞋子留给那些穿不起鞋的孩子，后来就是买一些球拍和球给他们。

在里约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担任院长的石家庄人乔建珍也听说过这支球队，并有教这些孩子中文，送他们到中国学羽毛球的打算。本来，我也想约李韬一起去球场看看，甚至想尝试为他们联系一些厂家赞助这个球馆……

可惜我的计划，由于李韬回到圣保罗而未能成行，但我因此认识了这些想帮助别人的乔建珍和李韬，以及听说到的伊戈尔的父亲。我的报道计划未能实现，不过他们的助人计划一直都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