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叉腰肌事件”真相 谢亚龙是一个矛盾体

谢亚龙

2007年7月18日，在朱广沪(微博)率领的中国国队0比3惨败给乌兹别克无缘亚洲杯8强之后，谢亚龙吟出了抗日英雄吉鸿昌临刑前的那首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就是诗意的谢亚龙。在他的从政生涯中，这种书生气一直伴随左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书生气难以融入足球的江湖，才让他本该不错的前途戛然而止。

2005年2月18日，谢亚龙以“空降兵”的身份，成为中国足协新一任掌门人，开始了自己水深火热的足球之旅。

喜欢吟诗作赋的谢亚龙，恐怕没有想到，他一时的冲动，让自己从觥筹交错而又高雅的上流社会，一下子沉溺于下里巴人且又低俗的足球大杂院。他更不会想到，因为自己不甘寂寞的一念闪现，会埋葬一世英名，最终在高墙内面壁自省。

曾经儒雅的谢亚龙执掌中国足协3年零6个月，传统官员气息浓厚的他，蓦然发现，栖身足协，实际上踏进了一条是非难清的河流，在各种行政指令面前，难以自拔。

最终，他首次对中国足协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

客观地说，这是对中国足协最为准确的一次定位。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足球发生的各种乱象，荒漠化的发展态势，形象毁灭殆尽的现状，主责不在中国足协。几十年来，中国足协以一己之躯，承担了所有行政指令导致的各类荒诞剧。

因此，良知告诉我，不能随波逐流，即使不能雪中送炭，也决不能落井下石。

谢亚龙曾经在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足球很可怜”的观点。而他自己，成为全民娱乐和恶搞的对象。

围绕着谢亚龙的是是非非，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的角度，很多东西，是有意或无意强加给他的。同时，谢亚龙自己又在刻意掩饰甚至歪曲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

从谢亚龙身上，你会读到中国足协以及中国足球的确很可怜，你也会发现谢亚龙确实一个矛盾体。

叉腰肌真相（人们都在积极突破着底线）

自从到了中国足协，谢亚龙发现自己一直处于“意外”的剧情之中，整个世界就像是装满了摄像头一样，几乎没了隐私。这让他很恍惚，恍惚到有时候认为自己穿越到了外星球，不知所措。

伴随这些社会上光怪陆离现象的，还有来自上层的不断挤压。就社会地位而言，他还没有到手眼通天的地步；就社会经验来说，他发现自己需要对此前官场的手腕进行重新定位。

在中国足协3年零6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明白中糊涂着，又在糊涂中明摆着，终究还是稀里糊涂。

谢亚龙应该庆幸。他执掌中国足协的几年里，微博和微信还没有普及到现在全民的地步。否则，对娱乐和恶搞从来不甘人后的人们，指不定要给谢亚龙上演多少部情景剧、悲喜剧和闹剧。

在这期间，最让人谢亚龙不堪忍受的，就是2008年8月17日所谓的“叉腰肌”一说。即使到了沈阳的看守所里，以及在秦城监狱里，谢亚龙依然在到处解释“叉腰肌”的来龙去脉。

他不断念叨：“我说的是髂腰肌（髂，qia，四声），练好这个地方，对于球员的力量、速度等都有好处。”

这些话把场景拉到了2008年8月17日，在中国女足08奥运会总结会上，，队员们都按要求进行了书面总结报告，部分队员难忍出局的命运当场痛哭，场面甚为感人。

但就在这种气氛中，最后一个发言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却打破这种局面，指责中国女足简直就是“无斗志无能力”的反面典型队伍。他以巴西队为例教育中国球员：“人家巴西队技术那么好，大牌那么多，人家却在晚上11点去酒店健身房练力量，你们什么时候练过？”

越说越气的谢亚龙提出了一个专业名词——“叉腰肌”，他指出，中国女足身体肌群中最需要训练的是“叉腰肌”，但姑娘们并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肌肉部位在哪里。

在现代足球运动中，锻炼“叉腰肌”是非常紧迫而且十分必要的。拼抢、控球、传球、射门、踹人……无不需要强大的“叉腰肌”作为坚实的后盾。各国的足球运动员们不但在平时的训练中坚持不懈以手叉腰，锻炼“叉腰肌”，在正式比赛中，仍然丝毫不敢懈怠，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强化“叉腰肌”。

从专业的角度讲，谢亚龙讲得没错，曾经对掌管田径中心的他，绝对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女足姑娘们并不清楚这个特有的名词意味着什么。很多姑娘把髂腰肌听成了“叉腰肌”。或者，她们听见了“髂腰肌”，但是感到没有“叉腰肌”顺口，当跑女足的记者询问总结会情况的时候，顺嘴把“叉腰肌”说了出去。

别说女足姑娘，在跑足球的记者中，至少95%的人也没听说过“髂腰肌”。把这个称呼摆在眼前，99%的记者都不会准确念出“髂”的读音。于是，在一片混沌状态中，“叉腰肌”就堂而皇之出现在各大媒体以及网络上。

谢亚龙的这一番话，所具备的专业含量，同样让网民膜拜，引发了网络上探究“叉腰肌”这一词语来源的热潮。因为，“甚至连谷歌和百度两位大神也无法告诉我，究竟哪里才是叉腰肌，怎么才能练好叉腰肌。”

有网友在“百度知道”里悬赏30分求解“叉腰肌在哪”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医学、人体解剖学以及体育运动的新课题。

彼时，微博和微信没有现在发达，网络的传播力度却空前。经过各种演绎并由网络推手操作之后，“叉腰肌”和谢亚龙在短短的几天内就红透民间，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及娱乐和恶搞的最佳载体。

谢亚龙在中国足协内部大呼冤枉，作为田径专家，且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过的他，“髂腰肌”的名词和作用早已深入骨髓。甚至找同样懂得这个专业名词的杨一民诉苦，向其他人解释自己是怎么阐述“髂腰肌”的。

遗憾的是，社会具有了谁比谁更恶俗、谁比谁更低俗的惯性，没有人再去探究背后的真相，争先恐后将流俗进行到底。结果，谢亚龙和他的“髂腰肌”一起被“叉腰肌”俘获，沦为大众的笑柄，无处辩驳。

谢亚龙的这次遭遇，实际上就是中国足球的典型写照：就像是一只开屏的孔雀，人们看到的不是美丽的彩屏，而是孔雀的屁眼。经过数十年的流传和发酵之后，人们就把中国足球看成了孔雀的屁眼，任凭时代变迁，沧海桑田，都不愿意改变。

对于“叉腰肌”事件，谢亚龙和杨一民都曾经向我提起，这一切的确是从女足国家队开始的。

杨一民主管女足的时候，他现场观察了多堂训练课之后，发现了一个现象：无论是裴恩才、马良行还是多曼斯基、伊丽莎白，都对女足腰部力量的训练重视不够。

在香河基地，杨一民曾经对我说：“你看咱们女足的后防线球员，都站在原地起跳防守，这样防守的力量、范围都会受到限制，应该加强腰部力量训练，跑动起来，后防线才能提升。”

后来，谢亚龙和他谈到“髂腰肌”的问题，两个人的意见一致，女足姑娘们应该强化“髂腰肌”训练。对于这样的细节，杨一民还在整个国字号序列强调过“专业和细节”的问题，并把《细节决定成败》一书推荐给大家。

2008年8月17日总结会上，谢亚龙抛出“髂腰肌”论的目的，就是改变女足国家队传统的训练方式，进行更多的“专业化训练”，这也是体育项目以及足球项目发展的规律之一。

我也曾经试图对“髂腰肌”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但是，我发现，围绕“叉腰肌”的娱乐和恶搞内容，像泥石流一样，鬼挡杀鬼，佛挡杀佛。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泥石流浩浩荡荡肆虐而去，无力回天。

在这个过程中，我天真地认为，因为自己在中国足协有着亲身经历，与懂得“髂腰肌”的人交流过，就能够还原事件本身的真相，让历史做到最起码的公正。但是，我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在浩瀚的宇宙和激荡不止的社会面前，渺小的我甚至连自己的很多事情都证明不了，遑论处于整个舆论风口浪尖的“叉腰肌”。

这个事件发酵时，我也曾经想到过一个本来无价，现在却越来越被践踏的词语---尊严。有时候，一个人，即使被扒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只要风骨犹存，只要思想不死，尊严就一直会在。同样，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自己都被搞得尊严扫地，又有何德何能还“叉腰肌”本身的尊严。

要知道，地位卑微的我们，根本就掌握不了话语权。即使偶尔有点话语权，面对汹涌的“叉腰肌”恶搞狂潮，也无能为力。

我把这种恶搞，定义为“运动式的网络暴力下的文化情绪宣泄”。这种行为具有瞬时性、跟风性、爆炸性的特点，在公众集体无意识的前提下，行为就缺少独立的意识、冷静的思考、探寻的欲望，进而产生毫无节制的骚动和疯狂。

我们每天听着那些道貌岸然、西装革履之人，不停地说着：“占时（因为暂时，zan，四声）……”于是，男女老师就都说着“占时”了。

那些名人墨客，在电视上、电影中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扮演的“脚色（角色，jue，二声）”、“结素（结束，shu，四声）”。于是，满大街的人谈论娱乐明星的时候，就都念成了“脚色”。

是啊，脚都色了，人都不色吗。真的很奇怪，人们接受正确事情的速度，远远落后于错误。信谣和传谣的能力，也超乎想象。

有时候，我们在历史的情景中欲罢不能，把历史的片段，引用到所有能够触及到的文化角落。甚至，还把解读历史，当做了一个人最为涵化的修养。却不知，很多时候，历史是被改写的。

除非，撰写历史的人，都能够像《左转》里记载：崔杼因为齐庄公与自己的美妻棠姜私通，就差人把齐庄公乱刀砍死。然后，崔杼利用他的淫威（崔杼官位不低），让史官这样记载历史：齐庄公死于疟疾。

不曾想到，史官坚决不从，坚持写成“崔杼弑君”。崔杼暴怒，斩杀史官。史官的弟弟接班，继续坚持哥哥的观点，被杀。直到剩下最小的弟弟，不理崔杼的威逼利诱，依然与大哥的写法一致。崔杼最终慌然失措，匪夷所思中放过了那个孩子。

随后，一个非该地域的史官历经长途跋涉前来，称自己也是要按照事实记载历史的，如果史官的家人被杀光，他就凛然顶上。

我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实度有多高，但是，面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我自叹弗如。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根本就不再顾及什么所谓的尊严。

更为糟糕的是，谢亚龙的“叉腰肌”论，是在中国足球的环境当中产生的。30多年来，中国足球始终扮演“痰盂”的角色，供所有一切阶层的人们发泄。中国足球就像是列车售票处专门为员工设置的发泄室，你可以在这里尽情涂鸦，可以写上说不出口的最恶毒的语言和漫骂。或者，成为泄愤的沙袋，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没有人意识到中国足球的这种社会性，更没有人去思考：中国足球承担了多少社会功能？中国足球只是被当做厕所的手纸，发泄完之后，按钮一摁，就随流而去。就像是社会上的冤假错案，被错抓、错判时，人们也许有怀疑，但仇恨、不屑会让人失去理智，很少有人雪中送炭，大多都是落井下石。

在这整个事件中，我曾经对杨一民等足协高层说过：建立正规的危机公关机制，当出现颠倒是非、混淆真相的事件时，中国足协应该在第一时间内进行危机公关，告诉外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地点、人物、事件、缘由等说得一清二楚，也许就化危机为无形。

我当时说：“世上本来没有谣，传谣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谣。”

我还举了“夜郎自大”的例子。

大约在2300多年前，有一个地处西南的小国叫“夜郎国”。这个国家的国土只有大汉朝的一个郡那么大。那时候太过封闭，没有现在的自由行，夜郎国的国王也从来没有出过国，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某年的一天，汉朝的使者来访，夜郎国的国王问曰：“夜郎国和汉朝的地盘比起来，谁的面积大？”

汉朝的使者面对这个孤陋寡闻的国王，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干笑。从此，便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用来讽刺那些孤陋寡闻、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研究过这段历史的背景？又有多少人挖掘过夜郎国国王的真正用意？

没有。人们习惯了一种说辞，千年流传，越传越真，“夜郎自大”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实际上，夜郎国的国王从未托大，他不会阳奉阴违，做不到八面玲珑，他只不过是实话实说地问了一下谁大。然后，汉朝使者添油加醋，最终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夜郎自大”。

如果夜郎国能有人把真实的情况说出去，想必不会有汉朝使者单方面成为传声筒。

遗憾的是，中国足协就像是一个脱离社会、与世隔绝的衙门一样，从来都缺乏危机公关的能力，而且屡教不改。（来源：肖良志(微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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