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在参加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时，做了《取消赛事审批 激活体育市场》的发言。姚明在发言中痛陈赛事审批制度的弊端，建议取消体育竞赛审批，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姚明为何提出这些意见？赛事审批改革动了谁的“奶酪”？本报记者专访了姚明。
本报今日起推出“关注赛事审批之弊”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审批造成赛事“两极化”倾向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赛事审批制度，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问题？
姚明：有一点我从运动员的时候就非常认同：赛事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搭建好了，就可以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运动员。而搭建好这个舞台，要包括赛事管理运营的理念、执行、竞争环境等要素。我认为，赛事审批制度的存在，使得竞赛市场无法形成良性竞争的环境。
据我了解，赛事审批在各个项目中普遍存在，市场主体投资的商业赛事、友谊赛也不例外。企业办个青少年三人篮球赛要篮协审批、地方上办个40人以上的象棋赛需要审批。如此种种，也影响到优秀运动员培养的规模和效果。
记者：就是说，在构建良好赛事体系的过程中，赛事审批成为阻碍发展的一个环节？
姚明：的确，赛事审批造成了当前赛事的“两极化”倾向。我们看到，其中“一极”是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赛事之中，比如奥运会、全运会、职业联赛等，这类精英赛事的参与人群小而观赏人群大。另外“一极”就是完全公益或者微利的赛事活动，参与这类活动的人看起来很多，但由于组织比较简单且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系，造成参与者的“粘性”不强，运动兴趣、运动技能的提升都有限。
而“两极”的中间段，就好像金字塔的中间层。从体育产业的角度看，这是市场吸引参与人群最多的一块；从运动员培养的角度看，这是成长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现在，这一块存在很大的空白或者说缺失，大量中小型赛事由于迈不过赛事审批这个门槛而被放弃。
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权”太大
记者：你在发言中谈到，体育管理部门在赛事审批中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并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寻租”。这是否阻碍了“中间段”赛事的培育和壮大？
姚明：赛事审批的实质是从政府的角度决定赛事的存亡。过去举办赛事，没有市场和商业的概念，资源都控制在体育部门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赛事审批对竞赛资源的控制，成为一种部门垄断。比如，什么算全国性赛事？什么算国际性赛事？赛事审批费收取的标准是什么？谁又来监督赛事审批？这些问题中，体育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强，空间太大，也让“权力寻租”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取消赛事审批，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就能够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开发出更符合市场消费需求、更为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从而尽可能地活跃体育产业，对体育赛事蓬勃发展、提高全民体育水平和体育消费都有很大益处。
记者：所以说，赛事审批还是在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体育管理思路，已经不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了。
姚明：当赛事运营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和办法就很难跟上脚步了。赛事审批制度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调配的资源，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实际上，据我了解，一些地方体育部门也希望改变赛事审批的管理模式，因为地方体育部门要更多考虑赛事如何为民生服务，也迫切需要激活更多社会力量进入体育市场。
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
记者：赛事审批制度改革必然要触动体育管理部门自身利益，等于是“动自己的奶酪”。
姚明：这样一块“奶酪”的确非常难动。但我们要看是为了什么原因去触动、去改变。中国体育要想往更高水平迈进，充分开掘出社会价值，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态势，就要遵循体育规律、市场规律去变革。奥运会上，我们已经证明在跳水、体操、举重等项目上有一套有效运行的规律，但足球、篮球这样的项目就无法套用这样的规律。所以说，表面上看是两支球队在较量，其实背后是两种培养机制在竞争，是深层次的规律在发生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符合发展规律的赛事体系，取消赛事审批，改为备案，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能交给市场的就交给市场去办。这对于中国体育进一步改革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力。
记者：在激活体育市场的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扮演一种什么角色？
姚明：我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相对中立的监督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负面清单”或者说“权力清单”的概念。政府管理部门对赛事主办者不能做、不能碰的事情形成规范性文件，其他的都可以做、可以办。管理部门则可以对承办赛事的机构进行资质认证，并加强对赛事运行过程中的监管，但不等于把赛事审批权抓在自己手里。
记者：也就是说，目前的赛事审批制度是政府角色的一种“错位”。如果改变现行的管理办法，会对体育市场和体育发展模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姚明：我认为，赛事审批制度现在到了改革的关口。这是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理诉求。应当让更多社会力量进入体育领域，包括法律界、工商界等，而不是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同时，应当提高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抓住竞赛制度改革这个龙头，发挥政府引导、培养需求的作用，不要过多干预赛事，以激发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办体育的更大活力。
另外也要考虑到，政策发挥作用，一般都会有一个滞后期。如果改革赛事审批，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些问题，但必须理性科学地看待这些问题。因为，随着赛事金字塔中间层的壮大，必然会向上传导，使得塔尖更高更强。这不仅关系着体育市场的繁荣，也一定会优化运动员培养体系。所以说，赛事审批制度改革这块“硬骨头”，必须去啃。
《 人民日报 》（ 2014年04月21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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