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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震:大扫除后更须强力监管

2012年06月14日08:50《足球》报[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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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批涉案犯人的宣判,历时近两年十个月的足坛反赌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中国足球的句号却远未画上。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反赌扫黑之后,中国足球就会走进光明的明天吗?从今天开始,中国足球就会变好吗?

无论是南勇、谢亚龙还是杨一民,提起自己受贿情节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都是“人情”。在谢、南、杨部分的涉案情节里,我们都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大部分的行贿并不发生在具体的请托事件里,更多的行贿与受贿发生在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当中。相信无论谢亚龙、南勇与杨一民还曾经面对过更多、更大的诱惑,他们的心里也曾有一条底线,不涉及具体的权钱交易,但在“人情”两个字面前,他们纷纷倒下了。

需要我们的主管部门深思的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官员赤裸裸地暴露在巨大的人情网络面前?南勇在足协任职12年,杨一民任职17年,谢亚龙任职4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足够监管。如果把人情比作是一张蜘蛛网,谢、南、杨他们在被这张大网粘住的同时,多么希望能有一把外力帮助他们脱网而出。这样的外力不是别的,而是来自上面的有效监督。我们总是强调官员的自我约束,但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宁可相信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也不要相信个人的道德水准。香港的公务员现在是全球廉洁的典范,但如果没有廉政公署的有力监督,这样的清廉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2010年谢、南、杨先后落马开始,到现在新的足协工作班子已经开始工作两年半,但除了嘴上说说,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有效的监管机制出现。足协内部没有相关机制监管中层干部,体育总局也没有出台更有效的监管机制监督各中心。

南勇曾经是总局的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杨一民是博士生导师,是干部当中难得的学者型人才。谢亚龙也是总局颇为看好的干部人选。但他们先后倒在足管中心的领导岗位上,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干部培养体系的损失。让干部处于没有严格监管的体制下,就像让人没有遮挡地暴露在烈日下,皮肤再白的人最终也会被晒黑。

还是在反赌案件里,几乎所有的涉案官员都提出了对自己身份的疑问,到底他们是足管中心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足协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困扰这些人的共同话题。甚至是我们的司法从业人员对相关问题也不是完全清晰,在判决书里甚至出现了由体育总局任命××为足协副主席的结论。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已经成为了中国足协职业化改革以来最大的障碍。对于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来说,在工作时他们从事的是会员协会的全部事务,但在薪金待遇上却被完全比照公务人员,而福利待遇又与公务员相差甚远。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他们经营着这个国家最赚钱的职业联赛,掌握的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商业谈判,他们管辖的都是百万富翁,而每个月他们只能拿到一万元的月薪。这样的价值倒挂不是腐败的完全根源,但至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样的尴尬局面没有因为反赌扫黑得到改变。足协新班子主持的中超公司总经理竞聘,就成为了这样尴尬下的闹剧。年收入几千万的中超公司总经理的待遇只有2万元月薪,应聘者鲁俊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处于怀疑的目光之下,果然不到半年的时间,鲁俊就黯然下课,身后更是留下了雷曼光电等一系列烂摊子。

如果不能改变足协与足管中心的双重属性,对于已经职业化近20年的中国足球来说,就像一驾套上枷锁的骏马,注定无法飞驰。

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这次反赌扫黑之后,中国足球就会好吗?我只能说,如果一个家庭只依赖一年一度的大扫除,那清洁将永远是一种奢侈。如果只把廉洁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道理修养,那廉洁将变成一种随机。

差不多20年前,中国足球成为了整个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试点;20年后,中国足球也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廉政体制的一个试点。只有这样,才会让这次的扫赌反黑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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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on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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