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我曾因为采访任务，一头扎进了东柏林。入夜，由西向东，汽车仿佛将我们带入了记忆的隧道之中，无比熟悉，甚至有一丝亲切的街道与儿时的北京竟然好似孪生，没错，我确认自己真的进入了东柏林。向导将我们引向了曾经的东柏林体委招待所，宽敞的楼道，高高的屋顶，简直就是京西宾馆，令我惊愕至极的是，屋里没有电视。追上服务员，我一再高呼“TV”，得到的回答是床头是有收音机的。此后，再去柏林，东与西之间的反差淡漠多了，甚至不觉了。
说起来，今年是柏林墙修建五十周年，两个世界曾经一墙永隔。从1945年到1961年，16年间，没有长长围墙的柏林，虽然东、西两个世界鲜明对立，但是柏林城中的人们尚可以自由行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之中。柏林城中的足球生活，完全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最鲜活的标本，让我们反复玩味。
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初几年，每逢公共假日，柏林城中一定会有跨越东西阵营分界线的足球友谊赛。1956年10月，10万名东德足球迷涌入了莱比锡体育场，观看来自敌对阵营的凯泽斯劳滕队与SC卡尔马克斯城队之间的精彩比赛，前者阵中有五人两年前曾帮助联邦德国队刚刚夺得了世界杯，结果社会主义阵营以3比5输掉了这场比赛。1953、54两年，东柏林和西柏林都会派出自己的球队，用足球比赛的方式共庆元旦。1955年5月，东、西柏林正处于罕见的“亲密期”，双方共同组织了一支全明星队，迎战来访的布拉格队，余兴大众，现场观众人数高达10万。
曾经日渐宽松的东、西柏林边境管理居然使得一名足球运动员，有条件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但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俱乐部中踢球。东柏林居民舒纳克和陶比再典型不过了，他们的家在东柏林，但每日要赶到西柏林的柏林赫塔队效力踢球。1960年，这两位东柏林球星还曾随赫塔队与贝利担纲的桑托斯队试过身手。顺便说一下，赫塔俱乐部距离东柏林极近，在其注册的球迷群体中有一部分是东柏林人，为了方便这一批另一个世界的支持者与赫塔队共命运，俱乐部破天荒地收取民主德国的马克。
1952年起，柏林城中出现了东、西分界线。此后，九年间，有350万东德人逃离家园，这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1961年，8月13日，经过两天的抢建，长达130多公里的柏林墙建成，原本没有太多障碍的东、西柏林之间的体育交流戛然而止。戏剧性的一幕在柏林墙竖起的那一天上演了，来自联邦德国的SSV内卡尔斯鲁姆队正巧在民主德国访问，对手是魏玛汽车俱乐部。比赛中场休息时，柏林墙竖起的消息传到，据西德一方队长莱贝回忆说：“魏玛的球员们异常沮丧。”同一天，德累斯顿全明星队也恰巧正在乌尔姆进行访问比赛，球员们是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柏林墙竖起，匆忙结束比赛后，全队乘坐大巴车返回东德。在车上，几名球员开始担心，东德将不会允许他们通过柏林墙回家。那段时间，柏林迪纳摩队也在丹麦出访，两名年轻球员闻之柏林墙的消息，愈加绝望，骗过随队的秘密警察斯塔西的跟踪，成功逃脱到了汉堡。
多数生活在东柏林城中的球员们无力改变残酷的命运，文章最初提到的陶比，13日那天骑自行车去赫塔俱乐部训练，没成想走到拔地而起的墙前，得到的命令是，别想再跨过这道命运之门。陶比回忆说：“我那时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我站在边境线上，不知所措，我在赫塔队的一切几分钟之内就都葬送了。”日后，陶比在东德又找到了重新踢球的机会，但只是低级别球队收留他，因为曾经在西方俱乐部效力的球员都是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
柏林墙竖起最初的日子里，所有民主德国的报刊杂志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鼓吹，就连《新足球》杂志都要切合现实。柏林墙诞生九天后，《新足球》封面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民主德国著名教练贝尔格手持来复枪雄赳赳站在柏林墙前。杂志引用当事人贝尔格的话说：“我用军装换掉了我的球衣，请不要再给我皮球，我需要机关枪。”关于这个，我们应该不陌生。
西柏林一侧的联邦德国俱乐部因为柏林墙的竖起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些凡是来自于苏联阵营的球员，都因为冷战升级而被迫离开“自由世界”。而那些生活在东柏林的球迷则理论上永失所爱，西柏林俱乐部则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支持者群体。1963年，联邦德国职业足球联赛成立，柏林赫塔队在东柏林一侧的支持者们与心爱球队咫尺天涯，每逢赫塔队主场，这些特殊的支持者会来到伯恩赫尔姆大街上静静相聚，因为这里可以清晰地听到赫塔队主场的山呼海啸，凭借声音想象出比赛波澜壮阔的场景。更为执着者，则会趁着联邦德国球队到东欧其他国家比赛的机会，赶赴这样的城市亲眼看到自己的球队，献上呐喊和深情。1971年，1000多名东德球迷策划了一次华沙行动，借着一场欧洲杯预选赛的机会，得到了为心爱球队联邦德国队加油的机会。这次行动的带头人克罗普费什随即名扬天下，拜仁(微博)慕尼黑队曾经向其赠送鲁梅尼格的签名球衣。每逢敏感比赛来临，秘密警察会没收他的私人护照。
1989年11月11日，1万名东柏林球迷涌入了赫塔队主场，观看比赛。两天前，柏林墙倒掉了。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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