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城老板宋卫平或许可(微博)以考虑一下，去《时尚健康·男性版》抑或《智族》封面上冒个泡。万科总裁郁亮最近就新上了《芭莎男士》的封面——头戴礼帽、身着花格短裤，一副坚毅的表情外加挑战危情的范儿。当公司深处危困之际，以个人形象博取内外信心，在时尚杂志封面上露露面，拜搜狐的张朝阳首创。
11月23日晚，宋卫平给一位记者朋友发了一条短信：“企业是社会经济之基本单位，房产是走向发达之主要需求。我们会坚持。”不过，绿城俱乐部的某国脚球员恐怕却不想等着宋卫平的坚持了，12月3日，正在老家休假的该球员向记者坦承，他的下家不是广州恒大(微博)就是江苏舜天(微博) 。
2011年中超赛季结束后，市场传言绿城方面的投入要减少2000万元；而在此之前，已有绿城资金链断裂、宋卫平叫卖俱乐部的消息漫天飞扬。因广州恒大大手笔的投入，2011年中超赛季堪称地产足球奇迹；而伴随着杭州绿城(微博)此起彼伏的传言，2012年赛季又是否会成为“地产足球泡沫”的元年？
目前，地产企业普遍遭遇寒流已是不争的事实。记者调查发现，因宏观调控的原因，地产业的寒冬可能会波及企业对球队的投资力度；但从长远来看却无碍根基，因为地产商投资足球的背后，是投资文化产业；而投资文化产业的背后，则或另有商业诉求之外的考量。
房企真的差钱吗？
绿城资金链断裂的传闻，已被宋卫平本人亲自出面辟谣。但绿城俱乐部同时却承认，愿意出售一线队，欢迎与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共同发展浙江足球；当然更不排除出售球队的可能性，绿城将退出中超，仅保留青少年足球。如果是绿城自己“硬撑”的话，则将缩减开支，因为绿城需要对股东和股民负责，在地产形势紧张的状况下，不可能再把大笔的钱砸在足球上。——这是绿城俱乐部老总沈强放出的风声。
对于俱乐部的“叫穷”，绿城一位现役国脚球员对记者私下唱起了反调。“我的直观感觉是没这么严重，绿城的哭穷，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起政府的关注。”因绿城在2012年无亚冠可打，该球员表示其本人或将在下赛季披上恒大或舜天的战袍，恒大是正宗房企，而江苏舜天亦有国信地产的背景，“地产企业日子不好过，但并不波及球员的薪资。恒大给我开出的薪水比绿城高多了，它们可都是做房地产的。”
对于上述球员的“反调”，刚刚上市的文化传媒板块龙头股凤凰传媒董事长陈海燕或许会予以认同。陈海燕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称，该公司的跨省收购进展得较为缓慢，关键阻力依然是行政力量的壁垒，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对于文化产业很重视，非常不愿意在自己任期内被出售予外地。
目前，绿城俱乐部亦在积极寻求杭州市政府的帮助，力争在2012赛季将球队主场从嘉兴、义乌迁回杭州。在资本市场方面，A股地产业上市公司正遭遇再融资寒冰。以绿城同市的地产业上市公司莱茵置业为例，该公司曾于2009年和2010年两度公布定向增发的再融资预案，但因证监会对地产上市公司不支持的态度，一直未能成行。股市融资不利后，莱茵置业选择了“高利贷”。莱茵置业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农行杭州城西支行向杭州同城的百货业上市公司杭州解百借贷5000万元。这笔委托贷款的年利率高达16%。
莱茵置业并不担心偿债能力。公开财报数据显示，莱茵置业在2011年初的银行短期借款余额仅为3.05亿元，至第三季度末，这一款项已经飙升至6.77亿元。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总裁告诉记者，“银行并不怀疑地产企业的偿债能力，只是因为宏观政策的原因，银行才控制地产企业的银贷额度。”
在此背景下，地产企业开始寻求“高利贷”。以浙江宁波上市公司香溢融通为例，该公司的委托贷款业务之利率正逐年提升。2009年6月委托贷款给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的7100万元，年利率还是12%；2010年5、6月，委托贷款给华展工程设计院的3笔累计1.5亿元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18%；2010年11月，委托贷款给上海地产公司星裕置业的年利率已攀升至20%；至2011年，其委托贷款的年利率又进一步攀升至21.6%。
由此可见，敢于挑战20%以上贷款利率的，依然是地产企业。浦发银行贸易融资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地产企业敢于绕开银行去“高利贷”，恰恰说明企业本身对地产业的前景有信心。而作为委托贷款环节之一的银行，亦会考察地产企业的偿债资质，基本问题不大。
有人哭穷，有人炫富
就在绿城个案是否会波及到恒大和富力的话题在坊间被津津乐道之际，这两家南派球队却正在紧锣密鼓地高薪挖角。
“广州恒大楼盘的销售，主要是在二三线城市，他们的销售受宏观调控的影响相对较小。我个人感觉，他们不可能缩减开支，当然也根本看不到迹象。”绿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人士如是评价广州恒大。
从升班马到提前夺冠，广州恒大创造了中超历史上地产足球的一个新奇迹，其大手笔的投入、高价格的引援，在战绩上被证明是成功的。与此同时，恒大在财务数据上，也交出了一份靓丽的年度答卷。
“必须指出的是，球迷毕竟不是广州恒大的核心销售对象，在铁杆球迷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暂时不具备购买力的在校大学生。纵使恒大的主场场场爆满，也没有公开的数据足以证明，是这些球迷完成了恒大在2011年的销售任务。”
在该绿城人士看来，俱乐部投资足球，的确可以在媒体上和公众视野中增加企业的知名度和曝光率，但知名度和曝光率都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缺乏量化标准。谁也不能证明，对俱乐部投资力度加大了，企业的销售业绩就一定会成正比增长。“不客气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中超俱乐部找到了适合的盈利机制，‘回报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
当然，许家印并不是傻子，宋卫平也不是傻子，王健林更不是。只不过，无论是许家印还是王健林、宋卫平都不会公开承认，投资足球其实是投资政治。投资足球，取悦当地政府，从而寻求政策上的扶持甚至政界人脉的拓展，或许才是地产商们掀起地产足球热浪的原始动力。地产企业的特殊性，更是决定了其与政界资源的紧密关联不可或缺。“投资足球—房地产受益—拿更多钱投资足球”这一投资逻辑，既无法被证实，亦无法被证伪。
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陕西人和俱乐部挥别金牌球市西安，转而南迁贵州或已不可逆转。近千名西安球迷于12月4日在西安体育场东门广场聚会抗议，亦无法改变这一即将发生的既有事实。
2006年，上海国际俱乐部被戴氏姐弟的人和商业收购后迁址陕西，更名陕西浐灞。不能说人和将俱乐部迁址西安就是为了讨好当地政府，但人和在投资足球的几年内，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格外关照。甚至可以说，戴氏姐弟都没有在西安市获得地产开发的项目，连球队的训练基地都是租借而来——这就是一支在2010赛季因引入众多国脚而被称为“中超皇马(微博 数据) ”的俱乐部的窘境。
公开信息显示，将戴氏姐弟引入西安的陕西省足协主席王军，至少其是穿针引线的功臣。兼任西安市委宣传部长这一特殊身份的王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能说没有给俱乐部赞助出过一份力，但无论俱乐部赢来多少商业赞助，却均不是戴氏姐弟在地产上的核心利益诉求。
在陕西得不到的，戴氏姐弟在贵州可以在一夜之间探囊取物。早在今年8月中旬，2011中超赛季尚未结束之际，戴氏姐弟的人和商业就在贵州地下商业中心拿到了42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批准面积。除此之外，贵阳市一条主干道上的地面商业开发项目，也被人和商业轻松拿下。租借训练基地也将成为历史，刚落成的贵阳奥体中心以及贵州体育局的训练基地，将免费交由新球队使用。
足球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这既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方针。
上海某大型资本集团的一位高管认为，投资足球就是投资文化产业，这是最新中央精神所鼓励的。该集团的旗下资产目前遍及地产、金融、矿业、医药、商业等诸多领域，唯独少了文化产业。“但我们的地产公司没有投资足球的打算。响应政府号召，投资文化产业，这些我们正在筹划中，但我们没必要选择足球。按内部规划，我们计划在纽约开一家太极拳馆，并做好了每年亏损2000万元的打算，这个钱我们亏得起，我们愿意在中国文化输出的同时，借助文化产业的窗口在华尔街寻求自己在金融和人脉上的利益。太极拳馆的文化输出，可以少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是软性的‘政治投资’。”
该高管坦言，在宏观调控下，其所在企业的地产项目也难以独善其身，“但事实上，我们手上还有储备土地，可以等一等，待得市场转暖时再投入开发销售。地产业的寒冬并不会持续太久，我个人预计至2012年的下半年，楼市就会回暖。”
在采访中，大多数地产企业高管和券商地产行业研究员都认为，地产行业在中国有其特殊性，宏观调控方面有待政策的松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由是，在2012年初，银行的房贷会相对宽松，部分贷款会流入企业，一些有商业地产项目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仍然能够获得资金支撑——尽管从目前来看，地产市场丝毫不见好转迹象。
“绿城不选择大幅度降价。首先是我们成本高、降价空间有限；其次，降价还不一定卖得出去。”但与此同时，绿城中国常务副董事长、执行主席寿柏年却又表示自己看不见楼市的“底”，理由是“太多房地产之外的因素在其中”。
但同样，地产商投资足球所寻求的利益，也有太多商业之外的因素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