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上海体育局携手申花将有怎样火花

职业足球唯一的标准 就是俱乐部是否能够养活自己

半个月前，一则关于申花足协杯首战主场落户安徽的新闻引爆上海足坛，这一罕见的变更被看作申花对未来主场外迁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联赛9场不胜的申花连续刷新“历史最差战绩”。申花怎么了？救救申花！球迷、媒体乃至整个上海足球界都陷入慨叹与沉思。过去两周时间内，上海体育局三顾申花，本周将召开申花问题专题座谈会。职业体育改革路上，职能部门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关于申花困局的讨论更是一种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认为，政府对于球队的监管，需要维持一条“活命线”，让足球企业能够存活，这个产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其次就是进行产业化，建立良性竞争的产业发展机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玉宇的观点则是，按照新的经济学“选择性干预”理论，应该有一个超越有利益冲突的玩家之上的部门，当看到他们能进行平等博弈的时候，就不去干预市场；当出现大的冲突时，才进行选择性干预。这是一种平衡之道。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上海市足管中心负责人和申花董事许文星、周军先后相约国际网球会议中心和康桥基地，李毓毅和申花投资人朱骏大邱会面……

朱骏接手申花四年多来，上海市体育局和申花方面首次频繁地进行深入接触。两者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未来申花将被引向何方？地方体育局在足球市场化道路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目前的局面下，俱乐部和球迷是否能有新的作为？……这一连串的问号都急需管理者、申花本身以及球迷共同思量与解答。

申花模式，职业之路

目前中超16支球队中，像申花这样完全不依托政府的民营球队，也就只剩下恒大、建业、绿城、深圳和成都这5支球队。

其余球队，如鲁能、国安这样的背靠大型国企的豪门，每年也会得到当地体育局数千万资金扶持。就连实德、陕西、南昌、中能等私企老板自掏腰包养活的俱乐部，每年也会从政府层面得到各种各样帮助。

追根溯源，从1994年甲A联赛开始时，各家职业俱乐部背后，无不蕴含着诸多政府因素。从2000年开始，民营球队开始逐渐进入中国足球舞台。在这两种模式的比较中，一度，国企豪门大肆烧钱的做法，引发了外界很多争议，“国退民进”的呼声一度很高。对于完全自主化经营模式和地方体育局扶植模式，在中国足球现有阶段，很难就此判断谁更占上风。唯一可以下定论的是，最近5年时间，背靠大型国企的球队数量正在减少，民营资本开始更多介入中国足球。

以朱骏2007年入主申花后经营球队的轨迹为例，申花前三年，采取了高规模投入模式，累计投入超过2亿元人民币。2010赛季出于压缩经营成本的考虑，球队又采取了培养年轻人的战略。从结果上看，无论采取哪种模式，申花都取得了还算理想的排名（4，2，5，3）。从人才培养来看，冯仁亮、宋博轩、 邱添一、曹赟定等小将的冒尖，也证明了申花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应该说，从完全依托政府扶植向完全市场化经营的转型前期，申花交出了一张可以令人满意的答卷。

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民营资本因为种种原因无力为继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眼下的危机？找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许能够成为中国职业俱乐部改革的一个蓝本。当初沈阳金德和上海国际都被迫撤出自己的城市，勉强支撑几年后无奈转卖球队，前车之鉴，值得后人警惕。事实上，类似问题，不单存在于足球圈，上海另外一家职业俱乐部上海男篮此前一度也面临“断粮”的窘境，直到姚明出手解救。对于已经宣布退役的姚明来说，经营上海男篮每年所需的2000多万元资金，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长久一直买单，不知道姚老板能否承受得起？

体育局的角色

足坛反赌扫黑风暴后，伴随着高层领导关心足球，政府和俱乐部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

当职业俱乐部在市场化道路上触礁后，地方体育局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目前中国足坛大环境下，绝大多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注资扶植，这种方式下，肯定能在短期内起到不错效果。

北京市体育局2009年和国安合作之初，俱乐部就收获了职业联赛以来的第一冠。此番帕切科续约遇阻，据说体育局也从中积极斡旋。实德在得到了体育局数千万资金的帮助后，先是签下韩国主帅朴成华，随后又从埃及足协手中高价“劫走”葡萄牙名帅文加达。南昌今年二次转会期间，从江西政府方面得到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后，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迅速跳出保级泥潭。此番当申花和上海市体育局开始接洽时，外界首先可以联想到的就是，“上海体育局或将模仿大连体育局注资实德方式，对申花进行帮助”。

上海市体育局和申花之间的合作，是否会如外界预期般，采取“注资”的方式，尚需打上一个问号。即便体育局每年拿出大笔资金，是否就是解决如今申花危局的长久之计？这仍需仔细推敲一番。从外界反应来看，无不为体育局和申花之间的潜在合作叫好，需要指出的是，单纯注资这个方式，势必会使俱乐部的发展，重回职业化之初靠政府养活的模式。这样一来，历史将只会简单重复，而非螺旋式上升。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认为，政府对于球队的监管，需要维持一条“活命线”，让足球企业能够存活，这个产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其次就是进行产业化，建立良性竞争的产业发展机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玉宇的观点则是，按照新的经济学“选择性干预”理论，应该有一个超越有利益冲突的玩家之上的部门，当看到他们能进行平等博弈的时候，就不去干预市场；当出现大的冲突时，才进行选择性干预。这是一种平衡之道。

市场真的说“不”了吗？

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于眼下政府功能角色定位问题的答案，其实有迹可循。以上海为例，体育局和足协从去年开始开展了大量校园足球的工作，今年停办已久的“陈毅杯”也恢复进行。这种覆盖青少年和业余比赛的赛事，可以起到普及足球人口的作用。塔基牢固才有塔尖，体育局完全可以在青少年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足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俱乐部层面，应该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市场化运营中遇阻的挫折。中国足球伪职业化的现状，注定了俱乐部无法从市场中得到很多。申花每年入账，不过是大约100万元票房收入外加球衣广告赞助以及400万元不到的联赛固定分红，总和也就在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和曼联、皇马这样欧洲豪门每年数亿欧元的进账，形成天壤之别。收入低，也就意味着每家俱乐部在商务开发方面，有巨大上升空间。这方面，每家中国职业俱乐部，都应该加以开发。

在商务开发方面，球迷群体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目前申花每场比赛现场球迷人数徘徊于1万人左右，即便和鲁能、绿城、国安这样的重量级对手的比赛，虹口球迷最多也只有2万名。刨去每场比赛固定5000张赠票，实际掏钱买票观众人数，可想而知。

去年上海足坛资源整合之际，上海东亚俱乐部主席徐根宝曾经抛出过“会员制”经营俱乐部的提议，皇马和巴萨两家会员制的西甲豪门，每年仅球迷贡献的会费，就达到数千万欧元，以如今球迷的忠诚程度，想要大范围筹集资金，难度颇大。不过吸引固定球迷群体加入俱乐部，也是一个可行方法。积少成多，随着球迷对于俱乐部认可的增加，这倒是一个增加收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