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体育讯 随着2011年皇马中国行如期展开，中国商业比赛也再一次掀起了热潮。然而与历史上前两次高潮相比，这一次赞助商和承办方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微乎其微，甚至有点赔本挣吆喝的味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既包括欧洲俱乐部攫取巨额出场费，也因为中国市场已经趋于理性消费，这也为未来的中国商业比赛承办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承办商是在博弈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市场庞大，可以追求利润。这个理论本身没错，但前提是必须建立在庞大的消费群体基础之上，理由是人民币的货币购买力低于欧美货币。皇马等豪门每年夏天也都去美国打商业比赛，为何没听说美国的承办方叫苦连天，根源就在于此。各国货币在各国的购买力水平基本是一致的，美国观众花200元该国货币便能实现看球、消费、娱乐、餐饮一条龙服务，而中国观赛者即便掏了数百元人民币，也仅能买一张最差看台球票而已。
真正实现国外来访球队和商赛承办方双方获利的例子，只有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AC米兰和桑普多利亚为代表的比赛，实现双赢的原因是多重的。那时的中国足球市场非常繁荣，球迷们普遍存在一种渴望近距离亲眼观摩优秀球队的朴素心态，而且这两支球队也是被我国电视台最早引入欧洲赛事转播的受益者，所以除了这两队球迷之外，当时更有数量庞大的各队球迷愿意花钱赴现场观摩，于是庞大的消费群体这一基本条件就具备了。
另一方面是我国政府因素，2003年皇马中国行时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例如某地政府甚至授予皇马球员荣誉市民的称号。这类事件也体现出当时我国各级政府对国外球队赴华商赛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授予荣誉市民在内的很多宣传活动都由政府提供场地和设施，邀请媒体等很多接待费用也被一并摊入其中，如今这部分成本全部由承办方一家负担，于是2011年皇马中国行出入略显简朴也就不难理解了。
很多舆论抓住皇马从2011年中国行商赛攫取250万欧元，甚至换算成数千万人民币以突显夸张数字，实际上这不是造成承办方盈利难的主要原因，因为皇马在2003年中国行比赛获利200万欧元、2005年出场费是250万欧元，今年还是250万，考虑到飙涨的CPI，皇马俱乐部方面其实是降价了。从这三方面可知，包括皇马中国行在内的各种商赛的终端买单者只有单个球队的球迷，而且承办成本也完全由承办方独自承受，这才是利润空间大幅度被压缩、甚至导致赔本挣吆喝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
究竟谁赚到了钱
要说清到底谁从皇马中国行里赚到了钱，必须搞清一个问题，皇马中国行到底能获得多少收入，减去支付给皇马的250万欧元出场费、两支中国球队不足100万的出场费和赛事的各项组织、接待、宣传费用等等，剩下的就是中国承办方的收益或亏损额。有专业机构评估过，2011年皇马中国行的承办方如果收入最终少于3700万人民币，那么承办方就是赔本了。
经济规律和金融危机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2003年皇马来访中国时有媒体愿意斥巨资购买“独家采访权”，也有某服装企业出价400万只图一个仅有临时意义的“皇马中国行指定服装赞助品牌”，如今这种“好事”没了，中国足球环境的恶劣化已无法与2003年相比，金融危机和屡创纪录的CPI让众多中国企业没能力再烧钱。
缺少了企业投钱买临时标牌的风气，2011年中国商赛的收益只能指望球票销售和俱乐部纪念品两部分了，这也是目前中国商赛的主要收入来源。皇马在广州比赛的球票共分为7档，最低票价仅人民币150元，最高票价近2000元，按广州天河体育中心6万坐席全部售出计（媒体席和合作方赠票数千席忽略不计）可获近1800万人民币收入，天津站有望收入1200万门票。由于皇马在纪念品销售方面掌控了大部分利润，这也是所有国外球队的惯例，所以承办方只需在拉赞助方面获得700至1000万人民币，便能保证不亏损。
虽然皇马中国行结束后承办方也未必会有公开账目的积极性，但基本已经可以预见赔本挣吆喝的结局，著名体育记者滨岩(微博)在他的腾讯微博里这样写道：“一家没有主页的新加坡公司拿到皇马亚洲行权利，卖了半天，日本不接，韩国不要，新加坡本土没有受理，北京挤不过意大利超级杯，只好卖到了广州和天津。由于出场费太高，只能节省宣传和推广成本，即使这样，在正常运作范畴内，新加坡公司必赔。”
结论：包括皇马在内的所有访华球队都不会失望，因为他们的巨额出场费都被保证了，唯一不能保证的是承办方的收益。在世界经济艰难的大环境和中国商业足球市场趋于理性化的今天，承办方一味沿用“请一支球队，打一场比赛，捞一票走人”的陈旧经营思路已难以再获巨利。中国球迷期待的高质量的访华商赛和高品质的体育氛围，这也是未来中国商赛承办方将面临的重要课题。（武里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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