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邹春兰
她拿过全国冠军，打破过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退役后在浴池当搓澡工，月收入300元，吃一顿肉是她的奢望，她成了运动员退役生活无保障的典型。
她就是邹春兰。2006年，经过多家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与全国妇联的直接帮助下，她拥有了一家洗衣店。5年过去了，6月6日，本报记者走进邹春兰的洗衣店，苦尽甘来，似乎并不属于她。
现在，信仰财神爷
这间名为“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洗衣行”的门店有105平米，包括一台干洗机，一台水洗机，一台烘干机，还有其他晾晒设备。邹春兰的丈夫周绍成在屋里弄了一个修鞋摊子。
6月6日，清晨6点半，邹春兰揉着眼睛打开店门。她去隔壁买了馒头，回来又煮了鸡蛋，把昨晚的豆角炖肉热了热，拿出了咸鸭蛋和酱。早餐开始了。
1987年，16岁的邹春兰被选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练举重。
邹春兰家庭困难，父亲工资不高，子女很多，邹春兰有4姐2哥，其中一个姐姐患有脑膜炎后遗症。
“进省队是我的向往，这意味着将来有一份好工作，老了也不愁。”邹春兰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幻想。
邹春兰的店里有一张照片，略显壮硕的她，脖子上挂着几枚金牌，标准的笑容：露着八颗牙齿。
从进入第一体工队到1993年退役，邹春兰共获得9块金牌。其中，在1988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她夺得44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挺举、总成绩均打破了世界纪录；1990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她又打破了48公斤级全国纪录。
金牌与纪录没有带来实惠，奖金最多的一次，800元。
洗衣店里供奉着一尊财神爷像，每天都有香火供奉。“它保佑我多赚钱。谁也靠不住，最后还得靠自己。”这是39岁的邹春兰的人生感悟。
吃药，差点女变男
举重给邹春兰留下了终生遗憾，她和丈夫至今没有孩子，“我去医院查过了，已经要不了孩子了，因为吃药吃坏了。”
吃药，导致邹春兰男性特征明显，长胡子困扰她多年，还曾经被小孩喊作叔叔。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是邹春兰惟一没有取得奖牌的比赛。“浑身都是伤，肌肉都没有一点弹性了。”邹春兰怀疑又是吃药的结果。
“身体不允许练举重了，教练也不让练了。”邹春兰于是退役。
从1987年到2000年，她在体工队生活了13年。给她带来荣誉和伤害的杠铃，邹春兰仍然难以忘怀。
“没事儿的时候，我常去体工队的举重馆溜达溜达，腰不疼的话，我有时还能举两下呢。”忙碌的间隙，邹春兰说。
退役后，邹春兰进入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食堂当临时工。1999年，食堂不要她了，中心补偿她8万元，她去上海问诊，结果发现她身上的雄性激素比一般男性还高。之后，邹春兰常年吃药，调节自己的雌性激素。所吃的药价格从开始的40元/瓶降到困难时期的2元/瓶。2002年，邹春兰与周绍成结婚。周绍成的工作是送啤酒，月入300元。
之后，邹春兰养过鸡、烤过串，2003年当起了搓澡工。2006年的邹春兰，住在浴池5平米的隔间里，每搓一次澡提成1.5元，月收入约300元。
媒体发现了这位“冠军·搓澡工”，报道铺天盖地，随之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邹春兰现象”，意指运动员退役后生活无保障。2006年4月，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和全国妇联为邹春兰提供价值20万元的洗衣设备和一间面积为105平方米的门面房，并免费培训邹春兰洗衣技术。
同年8月11日，邹春兰的洗衣店开始试营业。
在店里忙了一阵，邹春兰开始揉腰。
“机器整天都在动，屋里特别潮，我一年四季都用电褥子，要不然不行。这都是当年训练留下的后遗症。”邹春兰说。
很忙，成了店老板
邹春兰抱怨说，“名人”未必有实际利益，“店里雇了4个人，1600块还没人愿意干。一天愁死我了。别觉着你是名人什么的，人家可不管你这个，给钱少就不干。”
6月6日下午，有位老人慕名而来，想跟邹春兰聊聊天。可邹春兰忙得没时间接茬，老人说了几句就走了。
“经常有人来看我，说看看冠军长啥样。刚开店时，很多人听说这是举重冠军开的，都大老远跑来洗衣服。”
赶上忙时，邹春兰猫着腰，像一条老迈的鱼，在衣海中来往穿梭。偶尔她的锋达通牌手机会响起来，她时常匆忙说几句，随即挂断接着忙。
邹春兰手叠着衣服，嘴没歇着。“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三顿饭，都是边干活边吃，正经吃顿饭的机会太少了。”邹春兰指着自己的脸和脖子，“接手这个店以后，谁看见我都说瘦。”
店里安了一个摄像头，邹春兰解释说：“这是去年10月份安的。有些顾客素质差，明明把衣服拿走了，还说没拿，我用这个作证据。”
邹春兰在体工队时，吉林省还没有实行运动员学籍化管理制度，她的文化水平不高，摆弄电脑只会内置的洗衣明细软件，不会打字。以前邹春兰有博客，她口述，别人代写。博客最后一次更新是2007年11月29日。
“哪还有工夫鼓捣那玩意啊。”邹春兰说。
“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八，我回老家过年，剩下的每一天，我都在洗衣店里忙。”邹春兰说。
拼命，为老有所依
这家洗衣店，如今是邹春兰的全部。早7时20分，一个小伙子送来一条裤子；晚7时35分，一对男女送来三件外套。这是邹春兰洗衣店6月6日的起点和终点。
19时，进来一对年轻男女。女的盯着邹春兰看了几眼，略带惊讶地说：“你就是那个上了电视的人吧？”邹春兰没搭腔。男的说：“我们看电视总能看到鸿茅药酒，你给他们做广告了吧？”邹春兰笑了一下。
邹春兰去年买了房，71.29平米，“贷款23万元，每月还款1500元。”
“如果只靠这个店，我哪能买得起房子？”邹春兰说，“代言这个酒，给了我三万块。以前我还代言过一种膏药，给了一点钱。给我整容的重庆医院，其实也是给钱的，让我帮他们宣传。”
2007年，邹春兰整了容，眉毛、嘴唇和鼻子都修了，“美容前感觉特别老，没精打采的，现在感觉好点了。”
按照电脑上的报表，6月6日当天，邹春兰的洗衣店收衣95件，营业总额为1125.9元，其中现金收入538元，其他为持卡消费，新建会员卡0张，会员卡充值0元。
邹春兰说，每个月的毛收入能达到1.4万元左右，保底成本是1.2万元。
说起纯收入，邹春兰叹了口气，“每个月能赚2000块到3000块。”她强调了一下，“我没必要撒谎，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9时50分，洗衣店关门，比平时晚了20分钟。周绍成留下看店，邹春兰带着两个乡下亲戚和80岁的老母亲，上了一辆面包车，准备回家。面包车是去年买的，二手的“五菱之光”，两万多元。
“我这辈子就这命了，哪有啥苦尽甘来？现在拼命，就是为了以后交个劳保，老了有个依靠。”临上车前，邹春兰说。
□本报特派记者 范遥 吉林长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