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采访姚明，无意之间聊到了北京奥运会期间，“姚之队”对刘翔(微博 官网 博客)的一次救助行动。那是退赛之初，刘翔只能躲在训练局宿舍之中，无形的桎梏让他只能终日枯坐。姚明邀请同乡兼好友去五棵松看球赛，帮其换换环境，行至半路，电话来了，“回去！”。
哲学家培根曾有名言，处于高位的名人是三重的仆役：他是国家的仆役，是名望的仆役，是商业的仆役。他既无个人的自由，也无行动的自由，更无时间的自由。他拥有一切，却失去了自己。这话屡次因为刘翔而被中国读者翻检出来品味再三，极端的职业、极端的角色、极端的使命，再叠加上极端的时代特征，刘翔这样的巨星级人物早就没有了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来进行选择的自由了。
自由，自然是相对而言。早年间，刘翔每逢出行，总会有些贪婪地望着外边的世界，那份心情是专属于他这类顶尖明星的，去KTV放松一下，都要从后门悄然进入，北京奥运会之后更甚。三年间，我们其实都在学着与在低谷之中挣扎的刘翔自在相处，大家彼此都慢慢正常起来，从容多了。
刘翔有放弃自己运动的自由吗？当然没有，在我们的国度里更加复杂。三年间的艰涩慢慢退去，刘翔回复正常。客观上讲，如无成绩渐好作为基础，大众早就没有了耐心，更不会像现在这样再起期待。较之雅典和北京，伦敦也许恰在两者之间。回想北京奥运会周期，与现在相仿，2007年在大阪，刘翔“九道奇迹”，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现在回想，那个巅峰时刻，已经面临着世人难以知晓的“伤痛墙”。四年过去了，还有哪堵墙就在不远处呢？也许连刘翔团队都无法预知的。无论何种困难，与公众尽早沟通，总会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
经历了三年前的极端时刻，刘翔再活一遭，其内心虽不敢说无比强大，但至少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运动，甚至有了一份难得的自由。说到底，这份自由就是专注于运动本身，在这个领域，无人可以像他一般拥有通过改进技术达到改变自己的欢愉。改变公众的态度很难，改变命运好似登天，那就专注于改变自己，这份自由永远存在，只要你愿意。我们只需要给刘翔一个自由就好，做最好的自己就足以了，过程快乐，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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