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南风窗》杂志原常务副总编
近年来，不甘于扮演“天使”的桑兰已经屡次透露出想要重返当年寻找真相的企图。她曾对着媒体说“我信命”，然而，对中国人而言，信命之后的潜台词是必须认命。我们可以信命却不认命吗？这个问题好像在问，交感神经能负责思考吗？
桑兰顽强地想要重返1998年7月21日，她在友好运动会上进行赛前训练时，由于赛场因素导致她落地后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的事故现场，她想要沿途捡起自己逐一失落的尊严与权利。按理说，这不过分，官司或许有追诉期，但真相没有追诉期。
当然，18亿美元的索赔的确具有新闻效应，监护期间遭遇性骚扰的爆料更像是公关团队“桑兰们”的媒体策略，而之前桑兰也因为怒批小保姆而惹得舆论不高兴，她的经纪人兼男友的隐私也被曝光。或许这就是寻找真相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某种程度上，人们企图违反时间流逝、人情淡漠所带来的遗忘定律，揭示一个并不愉快的真相时，通常需要付出被这种令人不舒服甚至作呕的真相所同化的代价，尽管可能只是部分同化。
要知道，那些伤害本就已经长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来自这样的社会肌体和文化，遗憾的是多年之后，作为个体的我们成长了，桑兰成长了，但社会却没有。我们觉得自己长成了蘑菇，脚下的木桩却依然腐烂着。
与国内媒体持续关注不同，外媒冷静得很。美联社的文章题目是《体操运动员在纽约起诉时代华纳等，索赔18亿美元》，连运动员的国籍都没提。或许在美国记者看来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当年事故发生之后我们那么热心，想帮你打官司讨公道，你自己不愿意，如今卷土重来为哪般？
多年前，当美国人刚开始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想要理解时，借着对日本的观察，他们发现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东方存在一种耻感文化。简言之，罪感文化源自犹太-基督教背景，人们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甚至在别人的错误中寻找自己的责任。而耻感文化中的人则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行事，没有外在约束就诸事可为，只有被发现时才有羞耻感。
儒家强调“知耻”，中国文化有耻感的成分。在耻感文化中，要想使人们对过错警觉并改正，必须不断保持一种舆论的外部压力。所以媒体的角色在中国才格外受重视，所以不妨把“桑兰们”吸引媒体注意的努力视为尊重规律的理性行为。
然而现实赤裸裸地表明，我们这里并不像日本那么有“耻感”，日本官员谢罪真的会自杀，中国嘛主要因为抑郁而自杀。中国文化既缺罪恶感也缺耻辱感，因此有人提出所谓“乐感”，认为中国人只重现世，实用理性发达，明知世事无常，但就是死了人也当喜事办，积极点说，叫乐天知命。
其实，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或许会发现，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交感文化”的特色———交感神经是动物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使心跳加快、瞳孔扩大、汗液增多、汗毛耸立、阻止排尿；“交感文化”就是一提起某些事物就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心惊肉跳，再提起另一类事物就兴奋不已、体液横流。
桑兰因交感神经受到严重损害而饱尝痛苦，“桑兰们”的媒体策略敏锐把握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类型和喜好。我们能理解其中的无奈，因为那个多年前的真相，公众已经鲜有兴趣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没有惊喜，脑都不用，用交感神经就猜到了。但官司不是好打的，不舍得一身剐，怎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舍得了也不一定能成。必须抱着认准道理、不计结果的心去舍得自己，才可能做成。这就是寻找真相或者想做好事所必备的心理素质。不抱着为人舍命的心，就不要扶起路边摔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就不要出于义愤对人说你看到了真相你手里有证据。
所有不喜欢真相的人会自动结盟，他们的大脑在自私理性的统率下正高效率地运转。桑兰今又来，希望诉诸交感神经的兴奋来对抗自私理性的权谋，“桑兰们”的策略是典型的弱者的策略，在哺乳动物的较量中难保胜利，就把自己退化成蚯蚓，被斩成两段还能生存，18亿的索赔不过是弱者用来壮胆的一杯老酒。
如今的桑兰，识破了“交感文化”乐天知命的话语圈套，信命却不认命，如果这不成为她悲剧的开始(这与官司的胜负无关)，那么她显然需要获得一种更为强大的价值体系、不受人意左右的绝对道德标准的支撑，她必须进化而不是退化，否则表面的维权似乎是进步的标志，其实夜里掀起衣服一看，仍是满心伤痕。
真相需要显露，真相同样需要救赎，而人靠自己不能做到。重返过去，即使真相没有如愿浮现，也要选择从1998年7月21日的那一秒以及之后的恩怨中释放自己，无论那是别人的错误，还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真的爱自己，就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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