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犯罪的诱因很简单，那就是这钱拿起来太容易，以至于我在电视里看见金哨和官员，并不觉得他们是罪犯，并没有嫉恶如仇。精神生活有一条准则，现在没什么人遵守，那就是常思自己的罪，比念及他人的要多。如果我是一个裁判，我可不敢保证说，有人给我20万我能义正词严地拒绝。
这两天零星看了“黑哨”新闻，当年的金哨，当年的裁判委员会官员，如今都穿着号服，对着镜头平静地叙述往日怎么操纵比赛，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金哨说他从裁判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拿走了35万元现金，钱装在足协的一个纸袋子里。要说35万元现金也是厚厚一摞儿，就这么拿走有点儿不太安全。但这个细节也暴露出来，某种犯罪的日常生活性。
官员、金哨回顾自己的犯罪，将犯罪缘由归结为没有监管，没有制度，没有道德。这说法，这罪行，在一个权力寻租的时代，实在是老生常谈。往大了说，我们还可以将犯罪之因归结为没有信仰，如果一个人有信仰，他就是自己的监管者，他就会为自己制定制度，他就有自己的道德标尺。要我说，犯罪的诱因很简单，那就是这钱拿起来太容易，以至于我在电视里看见金哨和官员，并不觉得他们是罪犯，并没有嫉恶如仇。精神生活有一条准则，现在没什么人遵守，那就是常思自己的罪，比念及他人的要多。如果我是一个裁判，我可不敢保证说，有人给我20万我能义正词严地拒绝。
我相信，“问题球”或“操纵比赛”涉及的场次，应该比现在揭露出来的多，但这些陈年往事也没有再深究下去的必要了，昔日受贿者受到了惩罚，今天的官员球员受到了警醒，所谓“打黑”也就该告一段落了。我们杂志以前做贪官的封面报道，贪个几千万，就有好多读者感兴趣，发行量往上走，后来做的贪官，贪了好几亿，读者也没什么兴趣。人们对贪污腐败这类事情也有个兴奋阀门。而从司法环境上看，我也不觉得抓裁判、抓裁判委员会的处级干部、抓局级干部，会让人兴奋，会让人更愿意看到非抓到副部级，非抓到贪几千万上亿的才过瘾，好的制度应该防范那些看似容易的罪，好的制度不相信个人的道德。我们的金哨也曾经标榜自己的道德，如今看着他深陷牢笼，不免感叹人的平庸与卑微。我敢肯定，此时，在某个办公室里，有一个纸袋子正包着现金，有个掌握点儿权力（包括话语权）的中年男人，正拎着纸袋子回家呢。
|
 |
人在热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