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裁判，应诉一个老牌的国际体育组织。坐在杨浦区长海路上岛咖啡馆的沙发上，看着眼前略显疲惫的邵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比利时球员博斯曼。
1990年8月，面对自己的“生路”即将被比利时标准列日俱乐部断送，26岁的博斯曼愤怒地把一纸诉状送进了法院。未料想，这位足球生涯没有踢出什么名堂的无名小卒，凭此一举开创了世界足坛的一个新纪元。5年后，欧洲法院的判决“解放”了全天下的“博斯曼”：今后合约到期的球员都可以自由转会，用不着向原来的俱乐部赔一分钱。这就是世界足坛著名的“博斯曼法案”。
一个小球员告倒了傲慢的俱乐部，甚至告倒了欧足联。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蚂蚁雄兵”的力量。现在，上海大学体育老师邵斌也许正在扮演另一个“博斯曼”。只不过，他的对手不是欧足联，而是国际体操联合会。
邵斌的“改分门”和博斯曼事件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超越了个体范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体操是一项由裁判打分的项目。多年以来，打分中的“人为因素”早已成为体操运动屡遭诟病的话题，问题的源头之一是规则的不够严密。从大家对有关“D1裁判是否有权改分”和“D1裁判和高级裁判如何沟通”的不同理解来看，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规则很容易引起“葫芦僧错判葫芦案”的闹剧。
当初的欧足联转会规则导致了“博斯曼”们的悲剧，现在国际体联的裁判规则也在酿造“邵斌”们的悲剧。邵斌说，他们断我“生路”，我当然要反抗。他的语气里也有当年博斯曼“冲冠一怒”的悲壮。如果，他的抗争能换来体操裁判规则的重大改变，无疑将成就另一段“蚂蚁雄兵”的佳话。
|
 |
人在热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