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不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是不想做，而是不能做，不敢做。
突然之间，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缓行了。说是缓行，只怕是不准备实行的代名词。官场语言从来都充满智慧，弹性十足，绝不把话说死，“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大抵都是束之高阁的意思。
韦迪苦口婆心地解释，“管办分离”方向是对的，但中国的职业联赛还不成熟，不能离开政府的帮助，所以需要循序渐进。职业足球何谓成熟何谓不成熟，又有哪一国足球能与政府行为完全脱钩？韦哥没有说，他也说不出来。反正，在中国进行任何改革，反对者通常的理由都是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需要循序渐进。
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站出来附和韦迪的意见，说万一“管办分离”了，咱真不知道怎么办，出了事找谁去？离开了组织可活不了啊。这情形，像极了京剧《法门寺》里的奴才贾桂，主子开恩叫他坐下，他不肯坐，说自己站惯了。
个别人的意见进入官方通讯社的通稿，进而成为“管办分离”缓行的民意基础。至于沉默的大多数，则被忽略不计，无形中，他们被个别“站惯了”的人给代表了，这也是常态。事实上，沉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跟领导唱反调，只会自讨无趣。
因为联赛不成熟，所以不能“官办分离”；然而，如果不“管办分离”，联赛永远也不可能成熟。面对这样的悖论，谁都无解。韦迪深陷悖论当中，难以自拔。他高调喊了一年“管办分离”，自扇耳光改口缓行，显然遇到了重重压力。
具体是什么压力？韦迪不可能明说出来，但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一点，那就是今后足球领域的政府行为将更加强化，体育总局领导明确要求，“中国足协必须充分利用体制优势”。所谓体制优势，与管办分离，自然是南辕北辙。
如此，某种程度，我们也要理解韦迪的处境，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是不想做，而是不能做，不敢做。在官本位的体制内，他只能唯唯诺诺，只能天人交战，暗地骂娘。
联赛要告别悖论，也许只有一种途径，即彻底回到体制内，国家出几十个亿上百亿把足球“砸”上去。至于这个钱是不是应该出，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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