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南京仙林训练基地的大门，王敏倒吸了一口冷气。从今年夏天任职南钢俱乐部总经理至今，每次踏足此处，王敏总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2005年兵败总决赛之后，王敏已经是南钢俱乐部第四任总经理，但南钢队“合同门”与“转会门”总要上演新的篇章。从亚军到千年老三，再到上赛季的第六，有人戏言，高层换得越勤，成绩跌得越凶。有人戏言，王敏和俱乐部新任的两位董事长是集团精英，也是救火队员。可是，就算他们三人有着三头六臂，又能改变体制、利益的博弈，力挽恨铁难成钢的窘境吗？
体制之困
有一对兄弟的故事来形容江苏队或许很合适，从一开始的亲密无间到目前的兄弟阋墙，再到有可能的反目成仇。
兄弟俩养鸡，老大负责提供小鸡仔，老二则负责把小鸡仔养大，然后鸡生蛋。在这个故事里，体育局扮演老大的角色，给老二提供鸡仔；南钢集团则扮演老二的角色，提供饲料和厂房，把鸡仔养大，并顺利产出鸡蛋。都说可以有共患难的兄弟，但却很少有能够共富贵的兄弟。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京钢铁厂的厂长李前熙是一个酷爱篮球的人，在他的组织上，篮球运动成为厂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到了1994年，中国篮协打算成立CBA联盟，取代此前的全国联赛。南钢人身体里流淌着篮球的血液，而江苏省体育局也希望借助南钢的财富参加CBA。两兄弟一拍即合，体育局出人，南钢出钱成立了南钢篮球俱乐部。
“那时候经济还不发达，但是我们给队员吃的最好的，给他们全部的支持，”李前熙回忆道。江苏省体育局也没有否认过南钢对于江苏篮球的巨大贡献，2005年合同到期之后，体育局也顶着很大的压力，继续让南钢玩下去。
这样的故事随着双方利益述求的不同随时变味。对于体育局而言，全运会是他们的政绩，球队的一切备战都要以全运会为标尺。而对俱乐部来说，联赛的成绩将决定他们的商业开发以及收支平衡。巨大的分歧，让俱乐部和体育局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变成了一对天生的敌人。
“体育局以四年为一个周期去考虑问题，包括教练组的安排，包括重要位置是否引进外援等等问题，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前南钢俱乐部董事长郭必龙这样形容，“俱乐部需要拿出来就能用的球员，而不是通过联赛去为体育局培养人才。”
而体育局的说法似乎也合情合理，“通过全运会也为江苏篮球培养了人才，更有利于球队的长期发展，”一位体育局官员说。
事实上，南钢集团诟病体育局的体制，诟病体制内的一些裙带关系，例如管理层和教练组的人员构成都由体育局说了算；而体育局则诟病南钢集团的体制，一个老的特大型国企办起事情来尾大不掉，就连俱乐部更换一名翻译，甚至都要惊动南钢集团最高决策者。
两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产生的难兄难弟，碰撞到了一起，就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论和推诿，这便是南钢之乱的根源。
改制之伪
到了今年夏天，双方的交锋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制应运而生。
话语权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今年夏天，南钢痛下决心，争取到了俱乐部的话语权，并对外宣称完成了俱乐部的职业化改制，同时也为今年秋冬之际的乱象埋下了伏笔。
何谓职业化，真正的职业化在中国也必须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在CBA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当属广东宏远、东莞新世纪、新疆广汇和浙江广厦，上海队属于国有资产改制，不表。这些俱乐部最鲜明的特点便是球员的归属问题，“这些俱乐部我们去考察过一些，球员的归属都是在俱乐部，与体育局关系不大。但体育局也帮助俱乐部培养年轻队员，反过头来，俱乐部帮助体育局打联赛。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模式，”一位南钢俱乐部高层如是说。不过，即便是看到了问题，但是要想解决并不那么容易。另外有个情况不得不说，在此之前，南钢俱乐部被外界戏称为养老院，因为俱乐部的高层都是由南钢集团退休或者快要退休的老同志担任，今年改制之后，集团确实抽掉出了最精英的干部团队来管理，看得出他们对改制的期待。
“我们就像是一个公司的员工，借调到别的公司，工资虽然由借调的公司发，但我们的关系还是在前一个公司。你说我们该听谁的呢？”一位球员私下里跟记者打了一个比喻。而南钢队员闹合同也有好几年了，每年到最后都是体育局领导出面打压球员，让球员们最终妥协。可如今，南钢争取到了话语权，但他们对球员的控制力又有多少呢？在今年季前赛罢赛风波以及拒签风波面前，百般无奈的俱乐部只能回过头来寻求体育局的帮助。但已经被南钢得罪的体育局真的愿意帮忙吗？“想搞球队的老板多呢，南钢不放就让他们玩吧，到时候一团糟，让他们自动放手吧，”一位体育局高层曾经如此形容与南钢的关系。
最后的结果是，距离联赛开始只有一个礼拜时间，五大主力的合同都没有着落。俱乐部为联赛灰头土脸之时，体育局看似成了赢家，但江苏篮球的丑事弄得全国皆知。这场利益与话语权的争夺，已经落得个两败俱伤的境地。
球员之怒
身处体制内，球员们对体制敢怒不敢言，他们只能要求通过高薪来完善自身的人生价值。于是乎，每年到了谈合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今年没有了体育局的高压政策，合同门越发不可收拾。
“以前都是体育局出面做我们工作，让我们大差不差就签了，主管领导都发话了，我们肯定要注意的啊，”一位南钢主力告诉记者。今年，南钢俱乐部没有了体育局这柄尚方宝剑，谈判只能从钱谈起。
第一轮的大规模的谈判以失败告终，当时俱乐部提出来保底份额占到6成，剩余的4成与成绩挂钩，并且不同幅度增加了球员合同的数额。但球员们认为增幅有限。随后俱乐部重点考察了广厦俱乐部，并开出了与广厦持平的本土球员和教练组的工资总额———1020万税前工资。但球员们依然不满意，他们认为以南钢队目前的实力，打到第三名实在太困难，一旦完不成任务，收入又将大幅度缩水。很多主力都提出要拿保障性的合同，不看成绩，这也是俱乐部无法接受的。“这样一种没有激励性质的合同签了，如何去约束队员，如何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一位俱乐部高层说道。
事实上，双方矛盾的焦点还不仅仅在工资上，球员们对南钢俱乐部的怨言也不是一天两天。易立受伤，从香港定制了一个8000元人民币的面具，费用至今未报；唐正东去美国疗伤的30万人民币最后变成了自掏腰包。“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之前的总经理周伟赛季结束去跟领导报账的时候，领导问已经批复的钱够不够，已经亏损不少的周伟说够了，结果那年翻译华鹏的钱也没有给，最后华鹏一闹，直接被拿下了，”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说。南钢队这两年成绩不佳，亏损又很严重，前任的领导们开源节流多少有些不择手段，因此也伤害了球员们的心。“德玛斯特老总多仗义啊，经常发奖金，还给我们联系这样那样的好事情。”这是大部分球员的心态，长时间产生的抵触情况让他们萌生了更换俱乐部的想法。胡雪峰、唐正东先后提出离开，唐正东说：“这里让我伤透了心，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呆。”
有些人可以用钱摆平，有些人却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了。这就是体制的悲哀。有些球员幻想着更换东家，比如国信来接手南钢。但他们想得确实太过天真，在体育局把持大局的情况下，哪个商家愿意来当冤大头呢，不要忘记了国信控股的舜天队可与体育局没有一丁点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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