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寻找曾参加过北京亚运的湖南运动员以及他们现在的去处，并非易事。而我们的记录，只是想用素描的手法，描绘出这20年的光阴里，他们向左向右的人生轨迹。以及时间本身惊人的改造力…… 本版撰文/记者向群 实习生李天知

20年前的小熊，现在大家管他叫“熊局”

仲秋的长沙，耀眼的阳光从树冠间投射下来。36岁的熊倪站在阳光充沛的办公室里，熟悉地伸出右手与记者握手。一件据说是夫人亲自挑选的红色短袖衬衣，配一条深蓝色休闲裤，透露出与他自己身份以及年龄靠谱的成熟。

“北京亚运会时，我们突然发现以前的‘梅花牌’运动服不见了，新发下来的运动服上写着两个大字‘ 李宁’，尽管当时衣服的款式与颜色什么的可能还不及阿迪和耐克，但因为李宁的名字，也算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了。”这是与记者聊起北京亚运时，熊倪首先想到的一个场景。

20年的时间很快地冲刷了一个年轻人的冲动、稚嫩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某些渴望。当年在国家队里被人呼为“小熊”或“小倪”的这个人，如今的称呼是“熊局”。广州亚运会上，你会看到一位在各方面都能应付自如的湖南省体育局官员，他沉稳、健谈、喜欢足球、偶尔开玩笑，并且毫不留情地训人。所谓时间，就是这样淘洗掉每个人青春痕迹的……

本报记者向群 长沙报道

1990年北京 吃到烧辣椒是幸福

“对于跳水而言，参加亚运只是‘好玩’”

北京亚运会对于熊倪本人的标记非常鲜明——惟一一次以运动员身份参加的亚运会。“成天在体委(即现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的训练馆里跟队友们训练。别人都在为亚运会捐款、捐物、搞义务劳动……而我们得到的指令非常简单——努力训练。”在熊倪的记忆里，那些日子简单重复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单纯从比赛的角度来说，我们整个跳水队参加亚运会，其实就是‘好玩’，因为跳砸了或许才是新闻。”

20年前的那次亚运会，带给熊倪的记忆更多是物质方面的——“我记得我们(国家)跳水队跟(国家)体操队当时备战亚运会的训练每天都很晚，来到餐厅时已经没剩什么菜了，心里面并没有什么大赛的感觉，只是想着晚上能吃什么。一旦餐厅里没什么菜了，大师傅就会给我们加菜，不过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大多时候加的菜无非就是西红柿炒蛋，偶尔有个烧辣椒，我也会高兴得很，因为我是湖南人，烧辣椒一般其他人吃不了多少。“

2007年长沙，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两届亚运会，他没有太多鲜明的记忆

在熊倪个人的人生轨迹里，北京亚运会所能留下的印记实在有限。当时的那个少年，一心只想着不要让人看扁，“因为1988年的那次奥运会没拿到金牌，所以我当时也特别想在大型赛事方面展现自己的实力。”

1997年底，熊倪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行政职务——湖南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副处级)。2002年3月，熊倪来到益阳市朝阳开发区挂职锻炼，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为官之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不再是一张‘牌’了，而成了一个出牌的人！”熊倪这样回忆道。彼时，熊倪28岁，距离那个能有烧辣椒吃就很高兴的孩子，已经过去了12年。

2007年，33岁的熊倪成为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和他再谈及另两届亚运会的话题，就不再有太多鲜活的记忆了，“2002年釜山亚运会我没参与，只是作为你们《潇湘晨报》的特约评论员，我才关注了一些比赛的情况。2006年多哈亚运会，我只记得湖南的运动员拿到11枚金牌，其中有10枚出自我所在的湖南体院……”

用熊倪自己的话来说，他现在是一个“体育行政工作者”。

2010年广州，每名运动员的情况都要了解

配给 李玄旭的营养费，超过10万元

20年后，广州，第16届亚运会。

可以预想的是，20年后的运动员们，对于广州亚运会不会再留下太多有关物质生活的记忆了。熊倪用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丈量出了两届亚运会之间的物质落差，“就拿运动员的伙食来说吧，现在我们配给李玄旭(游泳运动员)的营养费，就超过了10万元。现在，每一名参加广州亚运的湘籍运动员的身体情况，我们都要时刻关注。”

“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全国都在捐款。现在嘛，这些都是广州自己的事了！”熊倪笑着说。随后他开始向记者开玩笑地“抱怨”自己北京亚运会时曾经捐了50块钱。因为捐的这笔钱，曾经是他当时月收入的二分之一。

特写

省足协副主席，跳水是他极少提及的话题

“我小时候原本不喜欢跳水，是我父亲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把我送到跳水队的。”熊倪曾经这样向记者“爆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小时候曾有跳水教练、体操教练和足球教练相继来要熊倪，但他的父亲表示：“做人要厚道，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因为是跳水教练先来的，于是熊倪就练了跳水。

“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足球！”熊倪说道。

现在熊倪的另一个身份，是省足协副主席。而他的妻子，则是湖南湘涛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李京曼。在湖南湘涛队或者长沙金德队有比赛的日子里，经常能看到他笑嘻嘻地坐在看台上的样子，这样的姿态，与平时在办公室里保持着官员姿态的熊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是另一种心态的熊倪，“翔哥，有槟榔不，把我一颗……”在看台上，熊倪经常这样向省足协官员罗翔讨要槟榔，他然后把槟榔放进嘴里用力咀嚼，变成一个彻底的长沙伢子模样。

国庆长假，湘涛俱乐部在位于省体院里的训练场选拔梯队球员。当听到山东鲁能足校从长沙“挖”走了三名年仅10岁的小学生球员，熊倪突然生气了，他毫不顾忌地当着球队的面批评一名省足协官员，“怎么搞的嘛，不是说好要把人才留在湖南，本地的好球员都让别人选走了，那我们还搞什么足球？”那种对于足球的投入程度，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名跳水出身的运动员。每个与熊倪接触的人都能感觉到，他在足球管理上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和干劲，相反，跳水早已成为了他极少提及的话题……

狂吃烤鸭的女垒队员

现在是打网球的孩子他妈

与她的见面，约在了省体育局大院旁边的一家茶吧里。午后两点多，茶吧里人不是很多，在靠中间的位置刚坐下，她就碰上一个熟人，打了声招呼，之后就点了杯菊花茶。茶吧里很安定，冬日阳光暖暖的，茶杯飘着热气，菊花花瓣慢悠悠地在水中上下浮动……时间似乎也应景地在这一刻放慢了脚步，正适合追溯20年前的那些远久记忆。

眼前这个女人，微胖、爱笑，看到记者拿出录音笔，她开始有点紧张。时间往前倒退20年，她此时应该正与中国女子垒球队的队友一起“三下五除二”地在北京亚运会上拿金牌；在亚运村里放肆地吃北京烤鸭，烤鸭带来的幸福感是如此富足，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觉。

她的名字叫陈阗，前国家女子垒球队球员，亚运会冠军。现在的身份是业余网球爱好者、家庭主妇。

1990年北京

拿到了1万元奖金

吃烤鸭，一片接一片，幸福得睡不着

她最开始练的是排球，改练垒球是1983年的事情，一年后，女排就在洛杉矶拿了奥运冠军。有点后悔吗？陈阗坦率地承认有一点点。

“那时候搞体育，开始是喜欢，可后来教练觉得我长得矮，就把我逐出了排球队，我就跟40多人一起参加了垒球队的集训”。训练一年后，陈阗和另外6名姑娘进了省队，两年后进了国家队。再之后，她参加的垒球被列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而说到亚运，留给她最大惊喜的是亚运村，“去餐厅吃饭，有队友发现有服务员推着小车，上面有烤鸭，于是就有人问，可以来点烤鸭不？没想到，那小伙子就径直把车推过来了，然后用刀一片一片切烤鸭，送到我们的盘子里。”回忆起这个情景 ，她仍很兴奋，“那时候烤鸭是很稀罕的，没想到在亚运村竟然可以管够。我们一通海吃，幸福得回到宿舍半天也睡不着。”

有关比赛的记忆，被她浓缩为“三下五除二就拿到金牌”而简单带过，其他的大多是物质方面的——回到长沙，省里给开了庆功会，奖了一台电视机，国家队和省里面都发了奖金，“加起来好像刚好是一万块。”这笔钱在当时带来的惊喜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陈阗拿到手后立刻与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

2001年长沙

辞职当起家庭主妇

珍藏的装备，以及新的高尔夫棒垒频道

北京亚运会两年后，她离开了国家队，由于湖南省垒球队解散，被推荐去了八一队；1997年退役后，她被分配到长沙市电信局，2001年，陈阗和丈夫龚大立有了女儿乐乐，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女儿又太小，陈阗干脆当起了家庭主妇——对大多数女运动员来说，即使曾经经历再多的巅峰，回归家庭都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归宿。和许多与她同龄的女人一样，生活变得平淡、繁琐、波澜不惊。

如果说北京亚运还给她留下了点什么，那就是当年在国家队穿的那套装备，至今仍被保留着。但作用仅限于“偶尔拿出来跟女儿玩玩垒球游戏”。陈阗女儿也没有选择走母亲的路，她现在正在练习网球。因此，陈阗对于垒球的某种怀念只能通过更加细微的方式来表达——“家里装有线电视时，我特意开通了高尔夫和棒垒频道。帮我装线那天，安装的小伙子问我，阿姨，你这么喜欢高尔夫球啊？我只是笑笑没作声，我知道，这个频道会有垒球比赛的直播……”

谈及现在的生活，她说：“我从小就在运动队长大，所以到现在也没什么别的爱好，送了孩子去学校以后，一般也就打打网球。我也不太会唱歌，没事会在电脑上看看电视剧。”

其实她还是谦虚了，她的网球打得不错，前几天刚刚拿过一个业余比赛的冠军……

特写

一讲述起过去，

她就会换成普通话

为了这次采访，记者前往省体育局，试图寻找一位离开体育界的亚运冠军。时隔20年，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着北京亚运会获奖运动员名单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问了又问，始终没有结果。四处打听之下，局竞技处长陈斌突然一拍大腿，脱口而出：“哦，找陈阗呀，她现在是家庭主妇呀……”

联系到陈阗时，她正陪9岁的女儿打网球。听说要采访北京亚运会，她推脱说：“还有那么多人，再说我已经不干体育了。”不过最终答应接受采访后，她很配合地回家换了件衣服，“要不是听说你要采访，我平常多半穿的是运动服”。

约的地方在省体育局大院旁边的一家茶吧。她家就在大院里，是省体育局分给丈夫的，面积不大，但够住。

或许是第一次见面聊天，当记者把录音笔放在她的面前时，她有些紧张。“还要录音呀？那我可不敢乱说……”大多数的时候，她说长沙话，不过回忆起过去，她又突然换成普通话，“在国家队和八一队时大家都说普通话，特别是说到队友和教练时，名字说普通话就会自然些。”

再见面是两天后，约好中午给她拍照片，刚好丈夫龚大立也回来了。当着丈夫的面，陈阗像其他妻子一样夸着丈夫，“我的好多东西都是他买的”。或许是很久没在一起照相了，当记者提出给他们照张全家福时，陈阗很高兴：“我去喊乐乐，她今天进队，照张相也有意义。”

她四处张罗，招呼丈夫和女儿站好、摆姿势，又和记者笑谈，娴熟地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20年前那个国家女子垒球队队员的影子，早已淡去了……

(红网-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