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青队无缘四强，国少队无缘八强”，这是中国足球在亚洲青少年赛事中连续第二次交出的成绩单。假如说，5年前在中国男足国家队“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之时，中国足球还可以拿青少年足球的一些说得过去的成绩遮挡一下颜面，那么现在在青训体制上的严重缺失而导致的全线溃败，已经让中国足球再也没有遮羞布。
前天晚上，中国国少队在亚少赛最后一场小组赛中，0比1输给科威特队，在小组赛中尴尬垫底。面对这支球队在亚少赛中取得的历史最差战绩，已经多次率领国少队征战的主教练张宁(微博 博客)面色铁青。“大家就不要埋怨这支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了吧，他们已经尽力了，中国足球现在这么差的青少年基础，能指望国少队打出什么样的好成绩呢？”赛后，中国足坛的一位元老无奈地对记者说。他还特意提醒记者，张宁当年还曾经率队在这项赛事中获得过冠军，“一名教练是无法改变中国足球青训现状的。”
同样的失利场景，在本月初球迷们也曾经目睹过，家门口作战的国青队，“自信满满”地想要在家门口挺进亚青赛四强，获得参加明年世青赛的资格，但是在关键的四分之一决战中，他们输给了朝鲜队。输球后的小队员们伤心落泪，他们失去了参加明年世青赛的机会，失去了向世界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当然他们更伤心的是，在这支球队的使命结束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将就此无球可踢。
“无人踢球”，或者说“没人愿意踢球”，正成为中国足球青训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发端时轰轰烈烈的“校园足球计划”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但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每年全国性投入4000万，地方政府同等投入的情况下，就连中国足协人士都表示：“目前的效果同当初的设想有不小的差距。”中国足球未来要想振兴，必须从青少年抓起；青少年足球的振兴，则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体育部门或者中国足球所要考虑的问题。既然大家都认同中国足球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那么中国足球、青少年足球的复苏，同样也需要全社会的帮助。
相对于自己的几位前任，韦迪上任后，虽然依旧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国字号成年队的成绩以及职业联赛的管理上，但他对于青训体系的构建和打造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前任。为了尽快扭转目前的不利情况，他甚至已经下达“死命令”，要求明年全国统一的训练大纲必须出台，同时全国性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也要开始举行。
目前中国足协青少年和社会体育发展部，正在进行全国范围的青少年足球训练调研，并将在这次调研完成之后，出台全国性青少年足球培训管理办法和统一的技术大纲。现任足协青社部主任孙哲东向记者表示：“在未来的全国青少年培养中，我们的想法是突出重点，对那些足球传统城市，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都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同时，做好校园足球和专业体校之间的衔接工作，搭建起一套完整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通道。”
而在9月底，中国足协竞赛部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了，将于明年开始的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竞赛计划。这项赛事的设计思路脱胎于日本目前的青少年足球比赛，同时中国足协计划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还将邀请日本和韩国的优秀同年段球队，来国内参加足球节，相互提高水平。
“青训体系的建设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普及，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投身到足球这项运动当中；二就是多打比赛，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更多的高质量比赛。只要围绕这两方面多做工作，中国足球青训体系迟早会迎来复苏的一天。”对于未来，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似乎并不悲观。
2005年荷兰世青赛，当时克劳琛率领的中国青年队杀进八强，这也是中国青少年级别球队“最后的辉煌”。但在成绩的背后，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数字——当时的中青队是在全国1000多名同年龄段注册球员中选拔而出。如今，无论是国青还是国少组队，同年龄段的注册球员人数已经只剩下二三百人。
历史上，中国足球的青训体系曾经遭受过两次“沉重打击”。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全运战略和当时“奥运争光计划”的指引下，各省市体育部门纷纷在自己的布局体系中，砍掉“投资大、效果差”的三大球集体项目，转而投向“投资小、效果好”的个人项目。当时全国的足球专业队数量急速萎缩，青少年培训体系岌岌可危。
相对于第一次打击，职业联赛1997年建立后，专业足球彻底被职业足球俱乐部所取代，则彻底动摇了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制的根基。职业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足坛的主流后，各省市体育部门基本上都放弃了自身的足球专业队，将足球项目彻底交给职业俱乐部来经营发展。随着职业联赛的日渐式微，中国足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差，更注重盈利的足球学校已经很难如期取得可观的利润。于是，曾经在全国各地存在的几百所足球学校，在一夜之间消亡大部分。在这段时间里，足球学校为中国足球培养出的可造之材并不多，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体系此时已经彻底被颠覆。
造成这种灾难性局面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在职业化的进程中，过于追求表面的光鲜，而不愿意在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的建立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经费。中国足协前青少部主任冯剑明在退休前，一直都工作在青少年足球培养的一线，他颇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们有些俱乐部号称自己在学习欧洲的先进足球职业俱乐部，但是欧洲职业俱乐部在每年的资金投入中，有8％到10％的资金用在青少年培养当中，而我们的俱乐部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2008年，面对职业俱乐部不愿意在青少年培养上过多投入，昔日的专业化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又已经荡然无存的尴尬状况，中国足协高层最终决定，让中国足球的青训工作重新回归专业体制，让各省市体育局全面接手这项工作。之后在山东全运会前，为了能更好地调动地方体育部门的积极性，国家体育总局大幅提升了足球项目的金牌和奖牌数量，以此来刺激地方重建专业足球培养体制的积极性。
在“全运杠杆”的调动下，中国足球青少年各年龄段的注册球员人数，从2008年前的逐年下滑，在2009年后已经开始有所回升。这种回暖对于中国足球而言，的确是一种企稳的信号，但是就像过去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体系经历了十多年的无限制索取后才最终崩塌一样，要想重建这一体系没有数年的工夫，是无法真正看到效果的。
青少年培养为何光说不练
南勇作为前任中国足协高层，在入狱前对自己2009年工作进行公开述职时，曾经客观地总结说：“中国足协过去10年在青少年培养方面做的工作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做得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很少。”
其实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的足协领导绝不只是南勇一个人，2000年，当时的足协领导阎世铎在足协内部会议上，提到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时，也曾经警告说：“青少年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遗憾的是，认识归认识，无论是阎世铎、谢亚龙，还是南勇，在自己在任期间，并没有真正将青少年培养工作放在自己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来做，甚至可以说几任领导在自己的任上，始终都对青少年足球采取一种不作为的态度。
这种“不作为”的直接反映就是，从2000年至今，中国足球界竟然没有一本统一的训练大纲，让全国的足球青少年人才培养工作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2005年，时任青少部主任冯剑明曾经邀请当时在成都从事青少年培养工作的法国教练艾迪撰写一份全国通用的训练大纲。当时向足协领导申请了7万元的课题经费，但是这笔经费竟然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全国性的训练大纲也就失去了诞生的土壤。
同这几任足协领导在上任后，每年投入数以千万的经费豪赌国字号成绩相比，竟然在青少年培养工作上如此吝啬，两者间形成了过于鲜明的对比。对于这种反差，冯剑明有着自己的看法，“这都是由政绩所决定的，每任足协领导的任期大约4年，但是青少年人才培养要想见效，最快也要5年，长的话大约需要8到10年，才能看到成效。谁愿意去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傻事呢？”过去十年间，足协高层领导空喊口号，却不愿意真正在青少年培养方面有所作为，直接导致了如今中国足球青训方面的全面落后。
官办足球涸泽而渔
在扫赌打黑进行得有声有色的今天，我们却要说说那些踢球的孩子。青少年预示着中国足球未来，即使有一天我们表面上清除了假赌黑的毒瘤，中国足球的未来就一定会好起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没有科学合理的整体制度，中国足球只能在刷洗一番之后再次扎进泥塘打滚，这就像一个鱼塘，如果你没有解决水源问题，光是捞几条鱼出来杀了，不能厚着脸皮说是治理了污染。而在这样的河流里，最可惜的还不是多少大鱼长成了畸形，而是优良的鱼苗越来越少，甚至有了绝种的危险。
出现如此严重的青少年培养问题，源于官办足球体制不可避免的功利和短视。每一任足协领导人上任，总会表达一番对青少年培养的重视，可实际上，足协领导人是官员，在短暂的四年任期中，政绩才是第一位的，为了押宝国家队的成绩，联赛的良性发展都可以放弃，更不要说周期漫长的青少年培养。
我们曾经天真地希望，随着足球市场化进入良性循环，即使足协官员因政绩短视，作为市场化的长远保证，青少年人才培养也会得到各方的重视和投入，然而在现实中，官办足球一面兴高采烈地聚敛市场化带来的利益、一面用垄断权力控制联赛，这种官本位下的足球市场化进程最终孕育出怪胎，使得如今官员变成囚犯、金哨变黑哨、投资人望而却步、青少年人才几乎断流……
从如今的青少年人才状况可以看到未来10年中国足球人才严重断档的惨淡前景，这是民间和市场力量对中国足球体制的反噬。如果没有实质改变，很快就会有这样的一天：官员继续涸泽而渔，于是彻底毁掉了这个鱼塘；对那些有足球天分的孩子，家长宁愿咬牙送他们到国外念书踢球，也绝不冒险和中国足球扯上什么关系。
文/本报记者李然
日本提出“百年计划”
2005年，日本足协专门就青训工作召开全国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相当震撼的实施计划，并希望通过执行这份“百年计划”，帮助日本最终实现捧得世界杯的梦想。
日本足协提出的这份“百年计划”通过一种类似于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管理模式，最终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出。按照日本足协的设计，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间，都会长期进行联赛形式的足球交流活动，每年寒暑假期间，还要定期举办足球节活动，在足球节当中，将会为那些有发展潜质的小球员提供大量的比赛机会。
中国足协当时也曾经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希望能从中学到一些经验。“在青少年培训方面，日本早就走在了我们甚至是全亚洲的前面。我们的领导在考虑召开全国性的足球工作会议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像日本这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足球青少年工作会议，不再让我们的青少年足球工作处于这种无序状态？”冯剑明建议说。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杜锐
校园足球
亟待教育部门支持
从2009年开始，体育总局和国家教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了“校园足球”计划，冯剑明作为当时的校园足球办公室副主任也全面参与了这项计划的启动，但是在这项计划推行将近两年之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搞足球普及光靠体育部门不行，还需要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
他直言不讳地说：“虽然我们每年在"校园足球"方面投入的资金数千万，但现实情况是，体育部门在这项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积极性很高，教育部门却没有太多的动力。仅仅靠体育总局方面的工作，很难让"校园足球"成功。”冯剑明认为，目前“校园足球”计划在全国多达40多个城市的布局有些过于庞大，必须抓住重点，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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