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采访活动，是在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的北京亚运会上。当时，每当与中国和韩国的记者同行相遇，总会被问起：“日本此次能夺得多少块金牌？金牌总数能否重返第一？”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开始仔细地计算起本国可能得到的奖牌数来。
当时，我回答他们说：“日本人对亚运会的奖牌争夺不太感兴趣。”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罢，至今为止，我感觉这种场合变得越来越像过度展示国威的场合。而且，日本是较早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在日本人的意识中，金牌争夺战的战场应该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而不是亚洲。而且上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独霸亚洲体坛盟主地位，日本代表团也无一例外地受着这种记忆的牵绊。
殊不知，随着数次赛事的举办，竞争对手的实力在不断增强，日本重新在亚洲取胜的严峻性与日俱增。特别是腾飞的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终于坐上了金牌第一的宝座。韩国也在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上确立了强化训练参赛选手的策略，至今仍保持着夺取奖牌的强劲实力。而在这期间，对于深受困扰的日本代表团来说，在“轻视亚洲就是放弃世界”这一点上已经取得了共识。
环顾邻国以国家为主导的选手强化训练所取得的成功，日本也终于在2008年设立了国家训练中心。今年，文部科学省发表了“体育立国战略”，摆出国家掌握强化训练选手主导权的姿态。可是，仿效中韩两国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希望“更多地享受体育的乐趣”这一国民要求，我对此表示怀疑。本次亚运会正值日本体育行政的转换时期，我想边观看比赛边思考体育所应有的形态这一问题。
但是，亚运会的关注焦点并不仅仅存在于体育大国之间的奖牌争夺中。比如通过在服装上下点工夫，伊斯兰的女选手可以增加参赛的项目，她们的意识有何变化；以藤球这一民族性竞技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为例，东南亚国家选手的竞技观念如何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采访选题。有一点我们不该忘却，亚运会理应是通过众多选手的竞赛来展现地区友好的“大型运动会”。在国与国之间纷争不休的此时，亚运会的意义才越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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