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竞技要讲世情，正所谓体育是世界语言。要说国情，国人也可理解。但说到洲情，其实更具亚洲特色。
运动会从来都不是体育发展自身的需求，至少不全是。古代奥运会与战争有关，现代奥运会源于教育，上世纪80年代的友好运动会源于冷战，刚刚结束的英联邦运动会源于宗主国稳定与自治领地的关系。
体育竞技常被创办者用来实现其他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亚运会更是上世纪50年代初亚洲许多国家摆脱殖民和受侵略状态、实现民族独立后，为谋求和平与发展而设立的固定交流活动，其会徽以放射光芒的太阳为记。自从1951年举办了首届亚运会起，每隔四年，全亚洲便会有一次体坛盛会，经久不衰。虽然这块大陆饱经沧桑，至今纷争频仍，但追求依旧，35亿亚洲人需要一种积极、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理想的诉求。举办亚运会的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决定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其他大洲显然不具备如此特殊洲情。
1974年，中国迈出了重回世界体育大家庭的关键一步——在德黑兰亚运会上升起了五星红旗。今天国家队的许多教练员都是当年在阿扎迪体育场上参与竞技的运动员。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没有10年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也就没有再往后北京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的骄傲记录。体育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微妙，若即若离，既不该将体育政治化，也不能否认体育当中的政治因素和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看待亚运会，将其简单视为一场争金夺银的竞技大赛，不仅目光短浅，更对不住曾帮中国体育走向辉煌的亚洲朋友。从体育界前辈那里得知，这扇大门并不易打开，更不是光凭中国自己叩击就能进得去的。
世上的事情无不在变化中。今天，人们对亚运会兴趣渐淡，媒体关注度也不甚高，优势项目更拿亚运会当小菜。中国亚运代表团团长段世杰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创造的辉煌，标志着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没错，一定的麻烦只在特定历史阶段才出现。想起1998年率团出征的袁伟民就在曼谷的新闻中心做过一番总结：“亚运会只是中国体育的中考。”两年后的悉尼奥运会，则被他视为大考。从悉尼、雅典再到北京，三届奥运会金牌数量步步高，亚运会连中考的价值都成了问题。诸如跳水类项目，则完全成了中国队内部比赛，恐怕还不如平时训练气氛紧张。
至于地方体育界，也早就不把亚运会成绩记在本地贡献之内，甚至他们不像对全运会成绩那么热忱和计较，当然，奖金也会很势利。这种状况绝非体育迷和媒体等“看热闹”的不重视亚运会索造成的，根本问题还在体育界自身，金的拿多了就看不上银的，奥运的拿多了就瞧不上亚运的。至于三大球和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亚运夺金也极不容易，男子足球至今更只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得过枚银牌，到了广州亚运会，银牌只能是男女足做梦时想的事，没人敢断言足球的中考成绩定能及格。
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说竞技体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可那些仍然停留在原地，也许还在继续倒退的项目，才更值得在亚运会赛场上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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