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达、申花、中远还有曾经被协查的鲁能，出现在反赌扫黑名单上的一长串俱乐部都有国企背景。我们的中超联赛一度被国企主宰，国企像垄断汽油一样垄断了中超当中的豪门俱乐部。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他们确实掌控了这个联赛，不仅掌控了光明的一面，也掌控了黑暗的一面。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自2004年以来国企开始在中超联赛里上演“国退民进”的大戏。
让我吃惊并不是国企俱乐部涉黑，因为在中超联赛这个大背景之下，没有一家俱乐部能够独善其身，你能认为从一盆墨汁里会飞出一只白天鹅吗？让我吃惊的是，几家国企俱乐部涉黑过程里暴露出来我们国企当中的经营和管理漏洞触目惊心。
多方消息表明，天津泰达用在2003年末代甲A最后一轮比赛上的公关经费高达1200万元。同一年夺冠的申花俱乐部更是有消息称，仅用来攻关的费用就接近3000万元。无论传说中的数额是否确实，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一笔巨额资金被从国企内部轻而易举地调用。谁都知道用来作这种工作的资金一没有收据二没有发票，我很关心，当时这样一笔巨额的资金是如何下的账？我也很关心，这样做成的账是如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计的？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暴露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一个缺乏监管、缺乏有效管理的国企形象。这样的国企无疑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当他们被绑上中国足球这驾马车之时，我们看到的必然是足球被拖进了一个疯狂的年代。
是什么让国企俱乐部如此疯狂？国企搞足球的目的几乎可以说明一切。驱动国企投资足球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长官意志，二是政绩工程。无论是长官足球还是政绩足球，其实质都是一个，以国有资产来为个人买单。我知道曾经通行于国企内部的一个潜规则是，不论投资成败与否、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只要这笔钱没有放到自己的腰包，相关的领导者问题就不会太大。这样的思维定式也符合传统的中国式思维，在普通的国人眼里，可以容忍100个庸官，却无法容忍一个贪官。
我相信在所有的国企俱乐部领导内心都进行过一次挣扎或者说是换算。他们要把操纵比赛的风险与无法完成领导意图或者政绩要求的责任进行一次比较。而每次比较的结果都是后者战胜了前者。楼世芳担心无法完成末代甲A夺冠的任务要远远超过担心那笔3000万公关费的下账，张义锋担心泰达失去中超资格要远远超过担心如何让1200万的花销合法化。在坚持法律正义和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之间，几乎所有的国企俱乐部管理者都选择了后者，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这是我们这个法制社会的悲哀。
我相信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年初，国资委加强了对国企的监管，他们注意到了国有企业在足球界大量不明资产的流失。这一年，《足球》报道了国资委叫停国企投资足球的消息，并因此遭到了中国足协长达半年的封杀。但回过头来，正是从04年开始，国企几乎开始了有计划地从中超当中撤军。时到今日，中超当中国企的风光已经不再一时无两，鲁能与泰达也多次在酝酿着退出。除了国资委的意见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家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和国有资产的管理之后，国企俱乐部已经不再能屡屡以大手笔征服足球，而失去了政绩目标之后，国企已经失去了投资足球的动力。随着恒大等民营企业的强势介入，中国足球已经开始在上演“国退民进”。
然后我们等到了这个冬天，该还的终究开始还了，有人已经开始在为当年的疯狂买单。警方告诉我们：“犯过的罪是要接受处罚的。”虽然来得有点迟，但我们还是很高兴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才是我们的法制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是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