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时任总局负责竞赛及足球的副局长崔大林突然 “被退休”；8月中，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被带到沈阳协查达2周之久；9月初，前足协掌门人、现中体产业董事长谢亚龙等3名前足协高官被立案侦查——世界杯后，一度以为将鸣金收兵的反黑运动再掀“第三次浪潮”。其势之猛、影响之大，既远远超过始于去年秋天，因王珀、尤可为和许宏涛等人落网而爆发的反黑第一波，也不逊于今年上半年，因时任足协一、二把手南勇、杨一民，以及6届金哨陆俊等锒铛入狱而产生的第二波冲击波。
粗略统计，反黑一年来，先后被刑拘的足球从业人员已有数十人之众，而被协查的人次则达千人之巨。这些人的身份，从足协首长到各大职能部门负责人，从俱乐部老总到教练、球员，从官商企业红顶商人到外国赞助商代理人，从国家队管理层到著名金哨、银哨，等等。可以说，几乎整个中国足球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均有要员涉足其中，且不乏窝案，作为中国足球最高管理机构的足协则成为重灾区，而在坊间，怀疑的目光延伸到更上层。
作为一个行业，足球糜烂如斯，不仅系建国60年来体育界所仅见，亦为时下各行各业如火如荼的反腐斗争所罕见，为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画上了最直观的因果图。此时，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南杨、谢亚龙们怎么会如此贪婪，而是在这些大贪巨腐“前腐后继”的背后，中国足球的环境机制到底有多糟糕，又是什么人在刻意营造、保护这个大染缸。
按照常识，在发生如此严重的三次浪潮后，球迷和纳税人会从官方途径得到一个最基本的说法，以及题中之意的道歉声明，若与国际接轨的话，则应该还有人要引咎辞职。然而，事实是什么都没有。确实，谢亚龙案发后，近日总局召开过反腐倡廉大会，可是在这个会议上，除了“一定要严肃处理涉案人员、决不袒护姑息”之类的官话套话外，在反腐防腐方面鲜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相反，对于足球界 “前腐后继”现象的界定，会议轻描淡写为只是“个别部门个别人”，或“几名前足协高层和中层”的犯罪行为。拜托，南勇落网时的身份,可是晋升足协掌门人才一年的现任司局级干部，根本不是什么“前足协高层”，而上述林林总总的一大串各色人物，又岂止是所谓的“个别部门的个别人”？
当然，我们对此雷人语言和行为一点都不意外。在南杨出事后，由崔大林、韦迪等亲自主持，足协也曾搞过颇有声势的自查运动，人人都要检查自己的问题，要写自律保证书，6名“问题中层”则被强制送到党校学习3个月。这些官样文章做得不可谓不地道，那么是否从此天下无贼了呢？
现实很无情。仅仅几个月后，一年多前刚刚经过离任审计，出任号称有着最完善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谢亚龙就落马了，且除了一般的贪腐问题，还有泄密罪。向外国人出卖国家商业秘密，结果导致国民财富和国家形象的重大损失，说严重点就是叛国。这既是党龄逾20年的谢干部本人的悲剧，更是对体育系统反腐防腐机制的巨大讽刺。
追随谢掌门前往沈阳看守所的，还有蔚少辉和李冬生，这两位全程参加了自查活动和党校学习，貌似也过了关的中层干部。其实，谁都清楚，这类自查、自律都是做给外界看的官场秀，没有人愿意和敢于揭开体育界黑金交易的潘多拉盒子。有充分证据表明，南杨出事后，有关方面以罕见的高效率派韦迪闪电入主足协，其意之一就是捂盖子。韦迪也不辱使命，一边网络、电视和纸媒体地频频作秀，一边祭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新举措，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韦式“新政”上，而忽略了对南杨腐败链的追索和问责。
于是，足球界出了那么大的腐败案，没有人为此埋单，除了那些“不幸”被咬出来的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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