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进去了，天下震动。原来旧足协真的如此不堪。
无数人撰文做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剖析，无数版本的内幕、消息、真相经由大道小道喷薄而出，管你目不暇接也好，心灵震荡也好，兔死狐悲也好。反正谢亚龙等三人只要进去了就不是什么好人，和之前的南勇杨一民一样；反正“大快人心事，足协一锅端”已经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最好看也最耐看的大戏；反正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从来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精髓和专利……
大多数的评论意见都是痛心疾首，然后追根溯源直指问题的核心——足球体制。是的，现行的足球体制导致了足协权力集中，不受监督；现行的足球体制决定了足协一方面是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又直接参与到足球市场化改革的运作和经营当中。而作为足协的掌门人，谢南杨等各个头儿当然愿意手握大权，坐收渔利。干嘛不呢？人家愿意送钱上门，愿意等价或不等价交换，愿意利益均沾，难道你不收？你傻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原来你不懂啊？连发票都要过期的，过期了就不能报销了！
然而，足球体制是从何而来呢？任何一种体制都来源于我们的观念，而观念又来自于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认知和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判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东亚病夫”的骂名的切肤之痛和对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无限渴望的豪情使得“举国体制”成为我们体育快速发展的唯一途径，而足球的发展更是从一开始就包含在举国体制当中，现有的足协架构当然只能服从于这一体制，服务于这一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奥运金牌战略的实施更是为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荣耀，从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到北京奥运51枚金牌居首，我们凭什么去怀疑足球能凌驾于现行体制之上、能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呢？
既然大家都说旧的足球体制不灵，那么换了新的体制就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了吗？
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了职业化改革发展的艰难历程。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也开始了职业化足球的发展。从那以后，中国足球仅仅在2002年幸运地冲出了亚洲，跻身世界杯32强。而今年的南非世界杯赛，韩国日本却双双晋级16强，真正书写了亚洲足球的新篇章，甚至运气好一些的话都能闯入八强行列。显然，职业化改革在日韩两国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而在我们这里……唉，不说也罢。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从来就不是彻底的改革，足协——作为主管机构——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削弱、分散、下放、受制约；又因为足协的领导深知新体制（职业化改革）能够将市场利益价值最大化，而旧体制却能够充分保证这最大化的利益价值 “肥水不留外人田”，所以这样的改革无论如何都需要每时每刻掌控在足协的手中才行。
要不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日本韩国足球？学个十年八年或许也能略有小成？
|
 |
人在热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