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谢亚龙，此时可能在沈阳郊区的一家宾馆里，坐在床头，手抓床单，心乱如麻。可能会站起来，叉着腰肌踱到窗前，我很想掀开窗帘的一角，望望窗外的绿茵，可如你所知，这不被许可。
我本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后来当了教练，当了北体大副校长、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田管中心主任、总局体科所副所长、陕西省安康市委副书记……我为什么要在2004年写什么《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的论文，又为什么把论文呈给体育总局领导……
现在看起来，那个论文是一起事故。
与足球发生关系让我追悔莫及。你知道的，假如不去碰那个该死的球，我就不会去足协；不去足协，我就不会当什么劳什子足管中心主任；不当这个主任，我现在就不会被带到这里，像佟湘玉一样自言自语，唠唠叨叨。
唉，真“杯具”呀。就像索福克勒斯悲剧作品中的俄狄浦斯，还没生下来，就注定要弑父娶母，虽然他也不想这样。
假如我是谢亚龙，时光的指针拨回到2004年，我开着一辆POLO，精神抖擞地前往龙潭路丙三号上班……2010年的我，能否让2004年的我，走出另一条人生轨迹？
假如我是足管中心主任，说实话我没信心。
周围有那么多的诱惑。不需要我做出一丁点儿的暗示，孔方兄就会主动与我套磁。我是该拒绝呢，还是拒绝呢，还是……
姓南的很“勇敢”，姓杨的很“亲民”，可他们私底下干了什么，瞒不住我的。他们管那么多事情，裁判，俱乐部，联赛，国家队，而我管着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都面对诱惑，此前被诱惑的人又都安然无恙，假如我真的是谢亚龙，我不得不说，不心动我跟你姓。
假如我是谢亚龙，此时此刻，我会想起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说过的一句话：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假如我是谢亚龙，我的反思会比他深刻。足协和足管中心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权力，可以把一个人送进天堂，也可以把一个人踢入地狱。像南勇和杨一民那样在足球界浸淫多年的人固然难逃此劫，连我这个过客，都没有逃脱的幸运……
好吧，假如我真的是那姓谢的，我未必这么忏悔，我和龚建平没什么区别，我也是一次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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