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网讯 中国足球已多年不谈改革了，准确地说是自1994年职业联赛的架子搭起来后，改革就停滞了。从1992年6月红山口会议改革发端到今天，2010年8月，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组织形式上，改革的成果一是职业联赛，二是福特宝。其间也有2005年底中超公司的成立，但这家公司与其说是改革的举措，还不如说是一个应付投资人造反的政治把戏，并没有实际的价值。
职业联赛曾由于足协一把手的易人而更名，但实质不变，一直以官办商助，即职业化的初级阶段为主体。而全称为“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的福特宝，则是典型的政企不分翻牌公司，此种所谓公司，乃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毒瘤之一。忌讳进一步改革并不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命题。当足球驶离经济上紧巴巴的专业体制，进入市场的汪洋，一些人突然发现，自己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可以利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掌控一个神秘的寻租空间。通俗地说，他们驾船离开了“计划”的此岸，却并不想抵达法治市场的彼岸，因为船在江心靠艄公。风浪越大，寻租的空间也越大。
在中国足协经营最久的两个司局级领导，南勇和杨一民，上级安排他们进一个船舱，他们却进了另一个船舱，至今还蹲在那里，让坊间不时对其贪金和刑期，猜测消遣一番。习惯进行符号甄别的官场，将两人作为最新的蜕化变质分子，做训诫之用，自是题中之义。但是，认真考察两人的升迁路径，不难发现，他们的腐化，自然与其个人的政治素质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堕落具有制度性的因素。
两人的升迁路径颇有典型意义，南勇是那种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在学校即因政治表现突出而被体制垂青，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体育行政系统，之后一路超前提拔，至1997年35岁时即官至副局级。杨一民则走的是技术官僚的路子，身在象牙之塔却心存魏阙，以自己的学术能力谋求被权力中心所重视和吸附，终在阎世铎时期的2002年完成副局夙愿。
如果两人以后有机会就“反腐”现身说法，以南头之“红”，该会痛哭流涕，愧对组织培养和信任，而“白”色的杨博导，当该以一篇《关于派孙猴子独自看护一片桃园之不可行性》的论文，在他个人的学术史上再攀高峰。
我们也试着以扒卷心菜的方式，从外到内剖析一下南杨堕落的主客观因素。菜的表层是人性，人性贪婪，自古而然。中间一层，是行政运行体系的混乱无序，南、杨一手权杖一手钱袋，利益输送和转换轻而易举。菜的内核，则是改革的停滞，阻断了足球通往法治市场之路。在这三层原因中，“内核”是问题的根本。当然，足球改革的停滞，并非南、杨个人能左右，而是一种巨大的势力，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改革深化后自身命运的担忧所致。
值得警惕的是，对于“南杨”案由的判断，也出现了一种尖利的声音，认为只要从改革路径中原路返回，回到举国体制下专业体制足球的原点，则不仅腐败可以避免，甚至还可以把足球搞上去。这半年多里，这种势力一直以不同形式或明或暗地出现，甚至，这并不会因为一些人的离开而偃旗息鼓。腐败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伴生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阿克顿勋爵一百年前发出的政治学上最严厉的警告，依然是破解中国足球腐败案的钥匙。毫无疑问，是职业化改革的不到位，是政企不分和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而不是职业化本身，给南、杨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韦迪是一个成熟的体育系统中层领导，也显然是一个想做事的人，但上任以来，他的施政核心仅仅限于“换人”，先是换中层，然后换教练，再要换中超公司总经理。我相信，他不是看不到问题的根本，而是以他的职位，对于深化改革力所不逮。而事实上，只要足球体制改革不深化，中国足球这艘大船不向彼岸驶去，一切的手段都无济于事。哪怕这次船长是韦迪。（张路平 《全体育》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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